最后的儒医

　　——纪念裘沛然先生

　　国医大师裘沛然5月3日晨遽然去世。

　　九十七岁老人的去世之所以令人感到突然，除了提示他生前健康其实一直很好之外，更多的似乎是表达了我们这个社会对他的需要和依恋。

　　大师不再。砥柱不再。非凡人物留下的巨大空白，世俗社会往往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承受失落和感受遗憾。

　　他对自己的一生是这样定评的：我从事医疗事业已七十五年，向以疗病为职。但逐渐发现，心灵疾病对人类的危害远甚于身体疾患。由此萌生撰写《人学散墨》之念，希望为提高精神文明道德素养，促进经济发展，略尽绵薄之力。

　　我们纪念他，是希望他的人格力量和道德文章永远传承。

　　回忆裘沛然

　　撰稿/胡展奋(主笔)

　　一位饮誉海内的杏林巨擘，其晚年的主要精力不在中医临床，而是为转换社会的道德风气而奔走呼唤，从治病到“医心”完成了他个人的传奇跨越。

　　他就是裘沛然。

　　笔者和裘老相识二十年，在他生命的最后四年又和他过往甚密，他的离去不仅对我是个噩耗，事实上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坏消息：通往上世纪的文化栈道又断了关键的一节……

　　慷慨施援于水火

　　我们相差四十七岁，他却于我有救难之恩，外界素来不知，此系首次披露。

　　1913年，裘老出生于浙江慈溪一个布商的家庭，幼时上过私塾和国学专修馆，后又攻读经史百家之书，于1931年考入上海中医学院，在名医丁济万诊所临床实习，又常请益于海上名家谢观、夏应堂、程门雪、秦伯未、章次公诸先生，深得诸前辈青睐。

　　待到我们相识时，他已是卓荦大家，有了很高的社会地位：国家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协常委，上海中医学院(后为上海中医药大学)专家委员会主任、上海市中医药研究院专家委员会主任……时为1988年，我所供职的杂志社要我写他的专访，见面在他的书房，话题不从中医入门，反从古典诗词切入，恰巧我亦有此好，可谓一拍即合，当然他的旧学造诣比我高多了，佩服之余也觉得奇怪，一位名医的国学功底怎么也如此深呢。

　　交往三年后，我“出事”了。时为1991年。那个时代，我们国家对国际社会是不承认存在娼、赌、毒现象的，尤其对“毒品”现象讳莫如深，认为毒品的存在是一个国家的奇耻大辱。但是偏偏我当时经过一个月的滇西调查，证实了云南西部已沦为“金三角”的最大贩毒走廊，整个云南毒品死灰复燃的现状如火如荼，我那时还年轻，热血沸腾之下撰写了1949年以来第一篇长达五万字的揭露国内毒品泛滥的报告文学《疯狂的海洛英》，首发《萌芽》杂志后，又连载《南方周末》三个月，拉开了共和国禁毒报道的第一幕。

　　文章发表后掀起了惊涛骇浪，滇系部分报刊对我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批判，天天刊出文章，鞭挞我“捏造事实，对三千万云南人民大泼脏水”；海外《明镜周刊》和《星岛日报》等纷纷转载《疯狂的海洛英》，面对境外媒体的竞相质疑，国家有关部门一方面对外“无可奉告”，一方面驰电上海有关部门“严肃查办”。

　　有人狠狠地传下话来：这个人绝对不能在新闻单位工作，除名！

　　情急之下，我找了裘老。裘老很镇定地听完我叙述，徐徐问道：他们指控你的核心“罪名”是什么？我答：严重失实。捏造云南毒品大流行的现状。

　　他听了笑笑，说，我有一个可靠的“病人”是云南高层，我相信他会告诉我实情……但你的问题是，你有采访录音和照片吗。

　　我说有，有录音，有专业的摄影。他想了一想，说，这样吧，你们教委有位最高领导，我后天正好约他看病，你到时候来，向他当面陈述。兼听则明嘛。

　　到了那天，我出现时，领导微感意外，裘老向他低声解释后，我陈述了新闻采写经过，拿出了六盘录音和大量戒毒所的照片。领导说，情况我了解了，裘老为你也打了电话，基本事实是有的……可能比你写的还严重。不过呢，个别细节，你是不是有点“水分”？以后要注意，写调查，就算是报告文学，也越朴实越好！尤其是国内第一次披露，这么天大的事情，……呵呵，世界震动，你知道我们的压力有多大吗！

　　此次厄难就这么过了，“除名”的事也不再提起，后来虽然有中央主要领导对《疯狂的海洛英》的高度肯定并作出了批示，但若非裘老及早援手，则笔者很可能在获悉“批示”以前就被终结、被“清除出新闻工作者的队伍”了。

　　和裘老写书的日子

　　十多年前，我们的谈话总在他天钥新村的住所进行，他的书房总是阳光灿烂而高朋满座。

　　话题总会慢慢地从诗赋、历史或文坛逸事而转向孔孟儒学、转向道德风气。

　　事实上，经济上去了，精神下来了。一说起当下社会的“坑、蒙、拐、骗”现象，老人就痛心疾首，甚至捶胸顿足，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和忧虑。

　　我当时就觉得奇怪：一个人能像您这样修成正果的医林巨擘，已经非常了不起了，您还想医治人的心么。

　　他说，是的，“已是人间经济热，乾坤正气要弘扬”。和我们这个民族的、宏伟的人心工程比，医者，小道也；躯壳强健而心灵已死的国民，是国之不幸。道德风气这么差，社会要这么多健康的“病人”干什么？而拯救他们精神的良方恰恰就在他们所不屑的孔孟那里。他要写本书，呼吁大家做个“合格”的人。

　　大概觉得我的旧学基础还过得去，他便多次邀我担任他的撰稿助手。

　　说实话，我觉得自己的水平，为他写专访，可以。但是，含英咀华，萃取孔孟的精粹而劝喻世人，洋洋二十万余言，我自问能力大不能及。

　　失望之余，他转延助手，从上海师范大学到浙江大学、到复旦大学、华东师大……时光流逝，辗转四本草稿，皆不能满意，难点在于：太专业了，读者不看；太普罗了，裘老不干。事情就这么僵着，眼看时光荏苒，裘老心急如焚，2003年至2005年他四次召我长谈，最后一次在“世纪酒店”对我摊牌：此事非你执笔不可。这件事，名利是没有的，老夫九十多岁，生平从不求人，为天下苍生计，请你出山，社会上，很多人高看你，但你让我失望！

　　裘老的风格一向是轻声说重话，这次也是轻锤重敲，我听了顿觉羞愧而无地自容，想想他，九十多岁了，身居青云，早就可以花鸟自娱，安享荣华了，却还孜孜于社会风尚，道德人心，图什么呢。十年来，明知道他最大的心愿是什么，我却怕苦怕累地屡屡婉拒。说到底，怕烦。且无利可图而已。

　　这是我一生最最辜负他的地方。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四年，我们才走到了一起。

　　2006年秋天，裘老牵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负责人李伟国，张耀伟，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原党委书记张建中，章原博士和我，组成了书稿的讨论班子，由裘老厘定框架篇章和提要，由我和章原执笔。

　　裘老晚年的居所，除了天钥新村的老屋外，主要居住华漕陈家角的“茅庐”。

　　我们讨论和码字的地点，主要在“茅庐”。茅庐环境很好，前花木，后修篁，上下三层，通透敞亮。室内有电脑两台。

　　裘老邀请我和章博士常住茅庐，他那日本弹簧床，我至今想来仍觉得飘飘然。因搜寻和整理资料的需要，以及随时记录裘老脑中的电光石火，章博士在那里的时间更多些。

　　我俩于《论语》和《孟子》有点基础，但离“著书立说，代圣贤立言”的水平还差，于是在茅庐，每天的日程差不多都是这样开始的——

　　先由我评议新近的社会新闻，特别注重哄抢、乱伦、造假、诈骗、虐亲一类的道德风化案，接着由我或章原引述网民的言论，然后裘老口引《论语》或《孟子》，结合案例，追古溯今，作人性演化的自由剖析，其引经据典的构架为：孔孟为纬，中国通史为经，偶引《中庸》、《荀子》、《墨子》以及西哲言论，关于孔子生平，主要参考《史记·孔子世家》和《孔子家语》，并不旁骛历家集注，他说了，中国人的本原就在孔孟，“乱天下者必先乱是非”——后代的儒学著述，多为摇舌杂说，不是朝廷需要，就是一己私利，所谓“后儒多未醇”，都为各种隐匿的利益所驱而“潜移”孔孟，“默化”孔孟，无论出于善意还是恶意，日积月累，水滴石穿，到了“五四时代”，孔孟已经被扭曲到非打倒不可的程度了，从这个角度说，“五四”打倒的，已经不是原来的孔孟，而是早已出位离窍的“孔孟”了，我们为了唤回“中华精神的原住民”而还原孔孟，除了研究原著，还有更好的方法吗？

　　那些日子里，裘老的大书房充溢着强烈的救世氛围，网上的谬论，常常气得他嘴唇发抖，眼睛瞪得很大，每遇此时，像换了个人似的，他精神勃发，指点江山，臧否人物，口授要义，孜孜讲诵，所有的晚辈都觉得奇怪：这“老熊猫”(我们背后给他的绰号，国宝的意思)怎么了？九五老翁，一旦著书立言怎么兴奋得像个小孩？

　　而他的“童子功”一旦“发功”，也委实惊人，首先让我们知道，诗原来是真的可以“唱”的。“唱诗”之说，我们原来只在旧闻中见过记载，如今现场观摩，觉得十分新鲜，天晓得那是什么调门，可能有昆腔的味道，也有京白的痕迹，反正那玩意儿来自私塾，浙江官话，细听更像是一种“吟”，吟着吟着就像鲁迅所述，“那头就拗过去，拗过去了……”，保姆何玉桂同志反映，裘老看书常常通宵，有时候半夜里就“唱”了起来，很响，常常被吓得背过去。

　　一部《论语》一万五千九百字，他基本可以信手拈来，随口背出，《孟子》三万八千一百二十五字似乎不能全然背出，但也熟如家珍；史书中，“廿四史”他读过一遍半，但最熟《史记》，很多段落也能背下来，因此，我们手录笔写地码字休想“淘糨糊”，有时候困乏了，写烦了，行文或引典难免想“混混”，想“疑似”一下，但总是被逮，简直是揪着你改过来，一日以他的旧体诗《读孟子后作》考我：“予少年时读王荆公诗，王荆公写道‘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句，诗中‘何敢望’三字怎么解？”

　　我愣了一下，自作聪明地说，王安石自谦，不敢轻慢韩愈的意思吧？

　　“错！”他听了狡黠地笑了，一副抓住我们这一代软肋的得意：“十个，十个答错了！而且意思恰恰相反，其实，‘何敢望’乃是不屑为之的委婉语，孟实胜韩远甚，尤其是孟氏所创导之‘民贵君轻’的人民至上思想以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人格境界。这样的言论在封建统治社会中简直可以惊天地而泣鬼神，韩愈有这样的思想吗？王安石之尊孟轻韩，意在斯乎！”

　　《人学散墨》的最后成稿，前后写了近两年，两年期间，裘老精神一直很抖擞，除了有过一次腹泻和发烧外，几乎没病，比我们还强健，有位市领导因此而暗示我们：多磨磨，别写得太快……

　　崇高的使命感，居然能使一盏衰微的生命之灯重新焕发出夺目的异彩，文史哲的历史也许从此添上一段佳话。

　　那时我们都觉得，以现状论，他活一百岁(期颐之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2008年岁末，《人学散墨》终于出版。他赠我小诗一首：旧稿疑多纸上尘，得君洗练始堪珍。自惭俭腹无文采，青眼高歌望故人。

　　和裘老写书的日子，现在特别令人怀念，“茅庐”的灯光将永远闪耀在我们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