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入西学第一人

　　本刊编辑部

　　“这样的事并非不常发生：大规模的远征和轰轰烈烈的壮举，年深日久趋于成熟，但其创始时的情况，对于很久以后的人们，却完全是一本未曾打开的书。对这一事实的原因经常加以思索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一切事件，即使是后来有巨大规模的事件，在开始时都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看起来好像没有任何希望会在后来发展成为重要的事……”

　　1608年，利玛窦猛然发现自己已经是第一批来华传教的耶稣会士中仅存的一个。他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开始记录在中国20多年的传教经历，以使“从这个高尚民族所采摘的第一批基督教果实的故事不致湮没”。

　　的确，他是第一个成功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耶稣会士。在28年的传教历程中，他建立了4个传教点，最后一个就在大明天子的脚下。到利玛窦辞世的1610年，基督教在中国已经有了数千名信徒。他本人获皇帝钦准成为第一个葬于中国内地的教士。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为他们的“远征”建立一劳永逸的基础。因为罗马教廷和中国的“礼仪之争”，1717年，另一个中国皇帝康熙颁令，中国全面禁止传教。在此之后，双方虽有改善关系的尝试，终究没有打破僵局。罗马教廷废除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禁令远在两个世纪后的1934年。

　　所以，更具深远意义的，毋宁说是利玛窦为中西科学文化的交流叩开了大门，对中国士大夫而言，利玛窦以温和的方式为他们打开了眼界。他的天文、地理知识，文化、道德观念(宗教观念隐于其后)，使他们意识到，西方并非他们以为的蛮人国度，而是极发达的文明。中国中心观虽难以克服，毕竟开始动摇了。

　　而在西方，除了利玛窦所翻译的《四书》，1615年，金尼阁整理出版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完全取代了被欧洲人视为童话的《马可·波罗游记》，成为他们了解中国的基本读物。再加上之后的传教士发回来的报告，不少欧洲大思想家对东方的神秘古国萌生浓厚兴趣。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发现，中国典籍《周易》的六十四卦表现出“二进制”，这使他觉得中国有望成为全球科学领域中的新成员，他一度相信从中国能找到证据证明《圣经》纪年的精确性；法国思想家伏尔泰高度赞扬中国的“自然神论”，在《风俗论》中他以中国为世界文明史的开端，甚至还用中国纪年来讲述世界历史。美国政治家富兰克林则读了不少有关中国的书籍，计划派人到中国研究古老的法律。

　　当然也有唱反调的，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就认为中国法律以高压而不是智慧来统治中国人，极大地遏制了自由。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中国文明停滞在人类精神发展的初期阶段，没有能像西方那样充分发展出自由。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卡尔·马克思在他的早期著作中谈到中国，认为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国人才有可能看到“自由、平等、博爱”被镌刻在万里长城上。

　　无论褒贬，这些议论多少出自相隔遥远的玄想，真正的接触要在1840年才开始，到时候西方人才有可能放下望远镜，用他们的双脚丈量这个古老文明，虽然他们同时也带来了枪炮。

　　不管有意还是无意，利玛窦和他的教友们开启了一些“重要的事”。作为沟通中西科学、文化的使者，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尽管因某些局限，他们带到中国的科学并不都是当时欧洲最先进的，比如其中的天文学还依循地心说。但是总的来说，可以用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的话来概括他们的作为：他们“成功地完成了一项工作，其成就超过了印度佛教的先行者们在唐朝的成功，……开启了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自然科学沟通的大门，而中国的自然科学成就将要以此为基点”。

　　另一方面，他们当时来说成果还不很丰硕的福音传播事业，在400年后的今天，已然“征服”了不少中国人的心灵。就像《圣经》说的，“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利玛窦 

　　一个跛子的远征

　　本刊记者  李乃清  施雨华

　　跛子与皇帝

　　1601年的一天，利玛窦和他的同伴被召进了紫禁城，因为他们献给万历皇帝的大自鸣钟走不了。于是他们在紫禁城中的钦天监住下，向被派去学习的4名太监教授如何使用和保养自鸣钟。3天之后，太监们掌握了技巧，钟被搬回皇帝身边，令他异常高兴。据说太后获知此事后，也想见识一下西洋宝贝。皇帝怕她不还，命太监将发条先松掉。太后觉得这座“死钟”索然无味，就完璧归赵了。

　　神父们进贡的物品中还有一架铁琴。过了些时候，万历皇帝又派来4名太监学习演奏这种乐器。利玛窦借此机会编写了8首歌曲，名为《西琴曲意》。其中的第二首《牧童游山》这样唱道：

　　牧童忽有忧，即厌此山，而远望彼山之如美，可雪忧焉。至彼山，近彼山，近不若远矣。牧童、牧童，易居者宁易己乎？汝何往而能离己乎？忧乐由心萌，心平随处乐，心幻随处忧，微埃入目，人速疾之，而尔宽于串心之锥乎？已外尊己，固不及自得矣，奚不治本心而永安于故山也？古今论皆指一耳。游外无益，居内有利矣！

　　(牧童忽然忧愁起来，厌倦了这座山，而远望那座山的美好，以为可以消除忧愁。往那座山去，靠近了，近看不如远看。牧童、牧童，与其换居所还不如改变自己？你往哪儿去能离开自己呢？忧愁和快乐由心萌生，心平静随处可乐，心虚幻随处可忧。微小的尘埃进入眼睛，人马上要处理，而你对穿心的锥子反而不在意吗？在外面使自己尊荣，当然不如自得，为什么不安顿好自己的心而宁息于原来那座山呢？古今的论说要义都是一样的：四处漫游没有益处，不如安居内省！)

　　这已经是利玛窦第3次“进京”了，也是他最接近中国皇帝的一次。

　　6年前，他随兵部侍郎石星第一次往北京去。适逢大明与日本在朝鲜交战，刚到南京就被驱逐，随行的年轻教士巴拉达斯也在路上溺水身亡。石星抵京后即升任兵部尚书，但旋即因在与日本谈判时主和而被诛。

　　第二次是在1598年，他随在韶州传教时结识的官员王弘诲去北京。王告诉他9月17日那天，北京的官员要朝见皇帝为他庆祝生日。(此前利玛窦曾想通过建安王的帮助进北京。但他很快明白了：皇帝对他的亲戚有强烈的猜疑。走这条路不仅没有好处，还有可能带来很大的危险。)9月7日，皇帝生日前10天，传教士们一行4人抵达北京。这是利玛窦第一次与京师的朝廷有实质性的接触。当时廷臣与宦官的争斗升级，和日本的关系再度紧张，朋友们怕遭到猜疑而不敢接待他。利玛窦意识到：“在这里，传播福音的日子还没到来。”11月初，传教士们离开北京。

　　而这一次，他们搭乘一个太监的船只，1600年5月从南京出发，沿京杭大运河北上。河里挤满船只，遇到水闸，没有特权的船往往要等好几天。那个太监发现利玛窦是个很有用的人物。他请那些等候过闸的船老大来见他船上的外国人以及要进献给皇帝的礼物，他们往往便爽快地答应让他的船队排在最前面。在山东的济宁，利玛窦遇到朋友李贽和刘东星。他们对他上呈皇帝的奏折不太满意，为他重新起草一份，并让城里书法最好的人誊写出来。利玛窦依依惜别，希望有一天能向他们回报(但半年后64岁的刘东星就去世了。又过了一年，75岁的李贽在狱中自杀)。当年7月他们在山东临清遇到了税监马堂。发现传教士的行李中有耶稣受难像时，马堂大叫了起来，他认为这些外国人显然想用它诅咒皇帝。于是利玛窦一行被拘押了半年。眼看山穷水尽，1601年1月9日，圣旨到了，命令立即将利玛窦一行以及贡品送到北京。

　　1月24日一行人来到北京。按理有关外国人的事务归礼部管，但太监们想绕过这个惯例。他们把利玛窦等人带到属于马堂的一处房子，并派卫兵把守。3天后，贡品和奏折送到了皇帝那儿。

　　礼部官员蔡献臣派了一小队兵丁把他们从太监们手中夺了过去。之后，利玛窦和他的同伴被安顿在了会同馆。那里有许多伪装成使者的外国人，假借进贡的名义获取皇帝的赏赐。他们彼此默契，谁也不去拆穿对方。住了几天之后，利玛窦和庞迪我还参加了一次朝礼。但皇帝并不在场，自从因为立嗣问题与大臣怄气以来，他已经10多年不上朝了。那些“使臣”朝着空空如也的天子宝座进献礼物，并行三拜九叩之大礼。

　　长久以来，传教士们一直渴望着见到皇帝，以获得在中国传教的钦准。他们一度希望罗马教廷派遣使节促成此事。而利玛窦的上司范礼安则不断催促他尝试接近“在北京的朝廷和皇帝”，那些进献给万历的贡品就是他准备的。尽管利玛窦如今已能经常出入紫禁城，他还是没有办法一睹龙颜。不过万历倒是对传教士们很感兴趣，虽未亲自接见，却指派了宫内画师为他们画像。据目睹当时情景的太监说，皇帝凝视画像片刻后误认道：“他们是回回。”此外，万历在见到利玛窦所绘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后，吩咐钦天监用丝织出，放进屏风里。传教士们之前一直不敢把图献给他，因为在这幅地图上，大明的版图远远不如中国人以往想象的那么大。

　　所幸的是万历没有答复礼部官员建议驱逐传教士的奏折。在朋友们帮助下，1601年5月28日，耶稣会士们终于结束磨难留居北京。这时距他们从南京出发已经一年有余。

　　此时的情形和利玛窦1592年夏天的一次经历有微妙的相似之处。当时一帮中国青年袭击了他在韶州的住所，他从窗口跳出时扭了脚。澳门的大夫们无法治愈他的腿伤，使他从此成了个跛子。现在，他在北京的事业注定也要一瘸一拐向前，一只脚拖着失望，另一只脚拖着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