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何以变“广洲”？

　　城市排涝，仅靠排水工程这一只手是不够的，还要加上城市生态的一只手

　　作家龙应台在《我的市民主义》的演讲中说，“一个城市的基建包括两个层面：一个是硬件的地下水管道，一个是软件的司法。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个城市的历史，只需看一下这两方面就知道了。”

　　她还说，“如果一个城市，暴雨过后路面淹水(如1970年代的台北就是这样)，说明地下水系统不好。但是，这个城市的表面绿化很好，这说明市长只注重表面东西，不重视与市民安居乐业息息相关的下水道。”

　　在广州，一场暴雨过后，不仅仅是“路面淹水”，还出现了众多车库被淹没、全广州数万辆车被浸泡、暨南大学的学生宿舍变澡堂等异状。报道指出，广州去年花费9亿元重点改造全市228个水浸黑点，却“治水不见效果”，内涝点达118个，有89处为新增，44处严重水浸，255万民众受灾。更有市民比照前后多次水浸街，发现新城区灾情竟甚于设施陈旧的老城区。

　　广州频发“水浸街”背后的原因何在？本刊就此采访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袁奇峰。

　　实习记者  袁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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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水务局称，这次水浸严重主要是因为城市大规模施工损坏排水系统，你认为呢？

　　袁奇峰：这是一个原因，现在大量的市政工程如道路修整、水管修整都会导致问题。但这只是“标”，“本”则是人和自然的关系遭到破坏，主因在于我们对经济发展的贪婪追求，人类对自然的无限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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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被批评“治水不见效果”，你怎么看？

　　袁奇峰：出现问题后，市民、专家包括媒体都在指责市政部门，认为基础设施有问题。其固然存在问题，但它其实暴露出更大的问题，一个好的城市除了有市政设施以外，还需要有“生态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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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的是，广州治好了诸如岗顶这样过去传统的城市低洼地，但周边原本地势较高的区域却出现新的水浸点，为何？

　　袁奇峰：现在亚运工程为赶工期，道路铺装改建都在加高路面，每翻新一次路面就高一层，这样路就越建越高，两边的地块就越来越低，而且旧城区的设施原来就建好的，水流一旦发生改变，就变成新的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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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市民指出，水灾多发生在楼高路宽的广州新城区，反而老城区少遭水淹，为何？

　　袁奇峰：传统上广州的城市建设用地和绿地的关系是比较匹配的，地下渗透很大，相当一部分降水会流到地下去。如今的新城区建设，本来需要更多的绿地率和水面率，但所提供的公园的量实在是太少了，随着城市建筑面积的增加，大量的“硬质化”，导致降水全部进入城市排水系统，难堪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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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硬质化”？

　　袁奇峰：建筑的钢筋混凝土，满街的水泥路面，都是无法自然渗水的物质，学术上称作城市“硬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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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水浸城暴露出广州的哪些问题？

　　袁奇峰：这次亚运会的道路修建为赶工期，不挖掉以前的就在原来的路上再铺一层，看起来只加了薄薄一层，但可能这一公分的加厚会使得旁边的部分降低一公分，导致水流的改变，流不出去，只好灌入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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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改善？

　　袁奇峰：城市建设的观念一定要变，要给城市生态留有余地，适当增加水面率和绿地率；绿地要是“真绿地”(珠江新城中轴线地下空间开发后建成花园，地下泥土也就没了蓄水和渗水的功能，成了“假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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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其他国家有没有可资借鉴的样本？

　　袁奇峰：国外许多发达国家城市已经在做生态城市规划，比如亚特兰大、休斯敦提出一个很重要的“生态基础设施”概念，就是说除了排水等工程设施外，生态、绿地、水面也是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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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番广州“水泡城”带来怎样的教训和启发？

　　袁奇峰：我觉得最大的教训是，排涝仅仅靠工程一只手是不够的，还要加上城市生态的一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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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怎么说？

　　袁奇峰：下水管道建得再大，还会有更异常的天气出现。我认为城市建设的关键要把握三个平衡，早期“发展是硬道理”的时候，只强调经济效益，到“和谐社会”的时候，社会效益是第一位，环境效益从来都被忽略了。广州需要一个整体的生态规划。

　　还可以从小处做起，比如是用透水砖还是水泥砖？用生态停车场还是水泥地？种更多的花草还是把它硬质化？如此，城市就会前进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