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原地起跳

　　“村里有了议事会，不能一个人说了算”

　　《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耿、顾佳 | 四川成都报道

　　成都人爱在阳台上种生命力特强的三角梅，这座城市的天际线花团锦簇。

　　四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李春城震后第一个除夕夜站在阳台上，望着天空绽放的礼花，他为体会到市民的幸福感而泪流满面。

　　震后第二年的5月11日，李春城与抗震救灾各界代表参观考察灾后重建。这天，王改芝——     抗震救灾英雄战士武文斌的母亲，从河南老家来到成都市都江堰；13岁的戎慧——   山西援建者戎金亮的女儿，也踏上父亲洒下汗水、献出生命的这方土地。

　　一路走来，浴火重生的灾区，让他们触景生情，感慨万端。

　　两年前，距震中仅2.5公里的震后“孤岛”龙池镇，5天后恢复通讯，镇党委书记王晋与都江堰市委书记刘俊林通电话，第一句话是：“报告：龙池党在，人在，我们从头再来！”而今，展现在大家面前的龙池，已是一个山水旅游精品镇。

　　看到灾区的变化，王改芝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连声说“真高兴”，“心放下了”，“九泉下的文斌，也会高兴的！”

　　李春城泪光闪烁，一口气说出八位对抗震救灾、灾后重建有突出贡献者和他们的表现，时间、地点、细节均准确无误。在场人们在感叹他惊人记忆力的同时，更明白这背后蕴含着这座城市的感恩之情。

　　联建，震后新词条

　　2008年10月，李春城站在都江堰市大观镇茶坪村村民王全家的大露台上，远处是绵延的青城山，近处的景致也非常漂亮。在这片震后的废墟上，农民把房子修得这么漂亮，又没花一分钱，还把环境搞得如此“巴适”，李春城似乎想起了什么，转身问王全：“地震好不好？”

　　王全想了想，说：“地震使我们国家和人民遭受了这么大的困难，死了几万同胞，我们恨地震；但地震后政府出台的政策，使我们这个地区提前发展了20年，我们因祸得福，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感谢地震。”

　　2009年初，李春城和王全一起上了中央电视台的《小崔说事》，李春城让他坐在自己身边。

　　王全反而放不开了，不太说话。崔永元问李春城：“您说王全为什么上来有点紧张，是不是占便宜占太多了？”

　　王全现在住242平米的乡间别墅，门前停着辆爱丽舍。

　　房子多得住不完，他把其中4间包租给“茶坪连锁”客栈，每年净得租金3万元。

　　地震前王全住在河对岸的老房子里，地震时塌得干干净净。王全思忖着以后住哪，怎么筹盖房子的钱。这与李春城在重建时总结的两句话不谋而合：“人，往哪里去？钱，从哪里来？”

　　答案是：联建。一个震后被创造出来的新词条。

　　2008年6月、8月，成都市委、市政府相继出台了两个同义反复的文件，一个文件提出“积极引导社会资金直接投资重建项目，吸引社会资金与农户、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合作，联合重建”；另一个说“鼓励灾后住房自建的农村居民利用合法取得的宅基地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资源，吸引社会资金联建”。

　　拿着这纸被称为“成都市46号文”的政策，王全给张忠贵打了个电话。张忠贵是彭州商人，之前两人的交往仅限于张忠贵每年去王全那里采购一次腊肉。凭着记忆中张忠贵说过的一句“茶坪村风景好”，王全就想把他发展为“联建方”。

　　张投了50多万，修了两幢紧挨着的“清水房”。大的一套，建筑面积242平米，占地面积132平米，给了王全；小的一套，建筑面积170平米，占地面积100平米，张忠贵留给了自己。

　　两幢楼共占地232平米，王全有286.97平米的建房指标，“富余的54个平方，用来搞搞绿化。”王全说。茶坪村的地值钱，就是因为98%以上的森林覆盖率。

　　但张忠贵始终为一件事悬着心——   按照国家法律，宅基地是由农民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申请而来，城镇人口不允许购买宅基地。

　　这种担心是普遍的，2008年8月，都江堰虹口乡搞了一个“联建超市”。和房子有关的所有政府部门——    国土、规划、金融机构等——  现场介绍联建政策。200多城里人和企业过来咨询，问到国土柜台的时候却走了80多：当时虽然政府提倡，但只给房产证，没有土地证。

　　王全只能以自己的商业信用向张忠贵担保，并做张的思想工作：“既然是成都市政府出的红头文件，将来就一定会认账。”

　　9月，成都市终于出台了一个《关于重灾区农户灾毁住房联建等有关事项的通知》：为联建方使用的剩余集体建设用地发放集体建设用地使用证，土地用途为非住宅，即包括商业、旅游业、服务业等，土地使用年限参照国有建设用地出让年限(40年)自行协商确定。

　　联建方张忠贵的房子就此“两证”齐全，合法了。

　　同时，根据可以用于旅游业的规定，张忠贵也加入了“茶坪连锁”客栈的经营，并与王全的房子合为“恩逸居”。“‘恩’是感恩，‘逸’是巴适。”王全说。

　　王全偷偷地说，崔永元说得对，他确实占了大便宜。“我给联建商100平米建设用地，等于0.15亩，联建商为我建房花了28万，相当于按200万一亩的价格出让给他，而都江堰的市价为80万一亩。”

　　确权，震前埋下希望之种

　　王全搞“联建”必须有一个法理上的前提：确权。只有明确了土地的使用权属于他，他才能拿这块地来搞联建。

　　而对土地确权又可追溯到统筹城乡这个大命题。

　　2003年，成都市委以第7号文的形式启动了推进城乡一体化的进程，试图在西部大开发中探索一条普适性的道路。李春城因此被成都老百姓称为“李城乡”，因为他无论走到哪，不管在什么场合，总会讲“城乡一体化”。

　　2007年6月，成都被国务院确立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但是，直到年底，成都一直没有大的后续动作，“用了半年时间来思考从哪里入手。”成都市社科院副院长陈家泽说。

　　“最后决定从农村产权制度入手，之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在全国议论纷纷的成都产权改革，媒体称之为试图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的‘成都实验’。”陈家泽说。

　　2008年1月1日，成都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加强耕地保护进一步改革完善农村土地和房屋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试行)》，1号文件出台，标志着成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开始破冰。

　　王全所在的大观镇在2008年4月完成了确权。不久后就发生了大地震。而确权成为成都市在地震前埋下的一颗希望的种子，本来是为统筹城乡做准备，恰巧为搞联建做了铺垫 ——这个铺垫在“成都实验区”之外的灾区是没有的，是成都用5年的城乡一体化实验积累的。

　　胡锦涛在视察灾区时所做的指示“以统筹城乡的思路和方法推进灾后重建”，充分利用“成都实验”成果，为成都市的灾后重建之路指明了方向。

　　2008年6月11日，国土资源部出台“119号文件”，被称为“送给灾区人民的一份厚礼”。礼包中装着的内容是“启动用地审批绿色通道，实行特殊供地政策”。

　　2008年6月22日，“5·12”之后40天，成都市委在都江堰市柳街镇召开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现场会，似乎和灾后重建主题有点“跑题”，有人质疑：灾区重建有那么多急事、难事，产权改革怎能跟着凑热闹？实际上，这正是一个按照统筹城乡的思路和办法推进灾后重建的现场会。

　　2008年10月13日，在成都联合产权交易所的网站上，“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的形象“广告”被设置在首页，这天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正式揭牌。

　　王全与张忠贵的联建房当年7月4日动工，3个月完工后正好赶上办证，张忠贵悬着的心落下了。

　　民主，确权的计划外收获

　　确权的另一计划外收获是基层民主，这颗民主的种子又在灾后重建以至今后的生活中发挥作用。

　　2008年3月6日，成都市温江区寿安镇东岳社区党总支部书记王光林接到通知，到市里参加产改培训会，“第一步是界定农村土地、房屋产权边界，然后给集体和老百姓确权颁证。”

　　“当时我想：农民的房子是自己住，地是自己种，给这些东西发个本本一点困难都没有。不过仔细一梳理，发现颁确权证极不简单，往往‘牵到藤藤就动一坝’。”

　　坊间的抵触情绪也很大，有些农民不太理解。农村中长期积累的经济矛盾在确权中集中爆发，这对我国基层民主治理是一次极大的考验。议事会应运而生，由于是由确权引起的，所以有的村开始叫“平地会”。

　　刘震云小说《头人》中烙上二斤面饼，召集村上“长老会”的场景，有了川西版。25名“议员”中午来不及回家吃，就一人一碗“查渣面”，粗瓷大碗一字摆开。

　　为什么是20来人？成都市委组织部二处处长钟毅解释说，这并没有统一规定，各村自行确定，一般都在20到40人之间，多了形成决议较难，少了不具有代表性。

　　25名“议员”外加5名监督委员会成员，代表着全社区3678人，摆平了村间沟沟坎坎的利益、利害关系。一张绘有全村土地的“鱼鳞图”就是劳动成果—— 每家每户都在上面按了手印，看起来像鱼鳞一样。

　　确权后的土地将有五证一卡。“集体土地所有证”颁给村集体，象征土地集体所有；另外四证一卡发给农民，分别是“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房屋所有权证”、“林权证”、“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和“耕地保护合同(卡)”。

　　“我当了这么多年的干部，真的没有哪一回像现在这样把地搞得这么清楚。”王光林说。

　　王光林干了这么一件“有历史意义的事”，成了“新土改”的一分子，而他只是议事会“七步工作法”中的第二步：党组织审查议题。前一步是“议员”收集民意和形成议案，后一步是将议案交由村民委员会执行。“我这一步体现了党的领导。”王光林说。

　　寿安镇街办副主任单昆对议事会的理解是，“相当于‘农村社区的人大常委会’。”各家各户单独经营，为了表决一个问题，经常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不现实，议事会成了村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构，与村委会共同对村民代表大会负责。

　　自从有了议事会，村委会的4名女性商量着去做了一身职业套装，类似于银行职员的制服，白衬衣、蓝正装，以示与议事会相区别。

　　议事会并没有随着确权的完成而退出历史舞台，震前为确权建立起的民主机制，震后重建中也发挥了作用。

　　天师村小水电站在地震中受损，改用国家电网的电很贵，在农网改造完成前要不要用国家电网的电？议事会来举手表决。3户居民认为王光林得了好处，集体上访。区信访局调查后认为，这是民主投票的结果，不宜更改。

　　王光林安全了，他说：“村里有了议事会，不能一个人说了算！”

　　产业升级，从“起立”到“起跳”

　　确权还生出一个果实：融资。灾后重建的巨大资金缺口，是成都农村产权改革的另一推动力。

　　“哪个重灾区乡镇敢说灾后重建完成后，还能找到30亿的社会资金用于产业调整？”都江堰市虹口乡党委书记马远见拍着胸口说，“我就敢！”

　　虹口乡与“映秀5·12特大地震”震源地牛眠沟的直线距离约10公里，突如其来的大灾难，使全乡断水、断电、断路并与外界中断通讯联系7天，“孤岛”七日使当地人曾一度以为这里就是震中。

　　与大观镇走“小联建”路径不同，虹口乡以“大联建”为主。集中安置了4000余名受灾群众，节约出1700余亩集体建设用地，其中300亩作为增减挂钩指标挂牌流转，1400亩用于旅游项目建设。

　　所谓增减挂钩，就是把宅基地或闲置土地复耕，节约出的集体建设用地指标可以调整到符合规划的城镇并在市域范围内挂钩使用，获得流转资金。国家规定的置换只能在一个县范围内，成都在灾后重建中被特批了跨县增减，都江堰“减”出来的指标，“增”到了温江和双流。

　　虹口乡一开始也搞“小联建”，走了一段弯路。单独为散居的一户送气送电，成本很高，这里不如大观镇的基础设施底子好、破坏少，而且为了持续性发展，更适合“整村联建”，对整个虹口乡进行旅游产业打造。

　　“灾后重建不是倒下后的‘原地起立’，而是站在新基础上的‘发展起跳’。”马远见说。

　　2008年7月30日，震后两个多月，安居房才着手，灾民还没返乡，虹口乡就邀请了来自各地的投资商，举办了震后虹口漂流的首漂仪式。

　　在湍急的白沙河中，望着两岸疮痍，成都飞来峰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王富林仍心有余悸，不知道山上的哪块石头就成了“飞来峰”，滚落下来。

　　成都“拓福”老总吴福先的奔驰车就不幸被一块飞石砸瘪。

　　马远见似乎没看见，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推介着虹口：“地震使虹口倒退了20年，正是只原始股，一个字：买！”

　　20余家企业听信了马远见站在裸石上的“路演”，旅游项目纷纷进入虹口，涉及资金近30亿元，“他们都是冲着1400亩旅游用地来的。”

　　为产业调整让地的村民也得到了实惠。多出来的住房，大多加入“熊猫驿站”连锁，全乡村民的身份正悄然向“景民”转化。

　　短时间内，一个崭新的虹口屹立起来。虹口乡开始了从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的升级。新虹口也因“建设市场化、经济产业化、全域景区化”的“三化”而成为灾后重建典范。

　　如今，忆江南假日酒店正加紧建设。虹口乡党委副书记高永强说，虹口的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实践，印证了李春城书记震后两年一直萦绕在心头的那句话：只要有伟大的人民，有党的正确领导，哪怕从头再来，我们也一定可以创造辉煌。

　　成都模式思辨

　　2009年9月30日，“震时土改”暂告一段落，“成都模式”到了阶段性总结的时机。

　　所谓“成都模式”，在目前的语境下有两个含义：一是灾后重建在成都的实践，一是统筹城乡在成都的实践。

　　这两个实践在“5·12”之后的两年内是重合的。李春城说：“灾后重建，也是一次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践。”震前，成都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已走了5年。走到2008年中，抗震救灾赋予了它新的使命，成都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也充分利用了统筹城乡的成果。灾后重建完成之后，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仍将继续。

　　陈家泽说：“统筹城乡意义上的成都经验可尝试着线性外推。”

　　5月15日，“2010中国农村经济论坛”在渝开幕。薄熙来说，中国有8亿农民，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会群体，让农民兄弟富裕起来，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对全国乃至全球都有重要意义。

　　2007年，成都和重庆同时挂上“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牌匾。

　　今年西部大开发恰好走过十年，震后两年成都的基础设施建设更是取得了飞跃发展。

　　5月12日，成灌快铁(成都—都江堰)正式通车，使成都市区至世界文化遗产地青城山的时间缩短为30分钟。这也是成都灾后重建首个建成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奋力打造“西部综合交通主枢纽”的内陆成都，跨入铁路高速时代。

　　就在同一天，位于青白江区的成都铁路集装箱中心站正式投入运营，预计总运量为1367万吨/年。其全面建设完成后，将成为亚洲最大铁路集装箱中心站。与此同时，成都市与铁道部签订《关于推进成都市域轨道交通建设的框架协议》，成都建设西部综合交通主枢纽再迈新台阶。

　　地震既使四川山崩地裂，也使成都冲破盆地封锁，有了世界目光。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美景正渐次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