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手记：为什么错案依旧变铁案

　　我曾经很诧异，赵作海承受不住刑讯逼供屈打成招是可以理解的，但，长达11年的时间里，为什么他没有向有关部门反映这个事情。

　　采访之后，我就不难理解了。他当时已经被打怕了——一个并没有多少文化知识的普通老百姓，遭受这样的摧残，让他对法律极度失望。这也反映出刑讯逼供对我们司法体系的公信力造成重大损伤。

　　事实上，看到这个案子，我首先的反应就是想起佘祥林案，5年后还发生这样的案子，我很诧异。5年过去了，为什么还有这样的案件层出不穷，从佘祥林到聂树斌到赵作海。如果说不是说所谓的被害人死而复生的话，这个案子到什么时候才能昭雪呢？

　　现在我们发现已经不是将错就错这个态度的问题了，刑讯逼供一直存在，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反思这个问题，但是却一样存在。我们发现公检法相互监督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执行方面效果欠佳。

　　我一直带着疑问，“为什么这样的案件，经过公检法三个流程之后，错案依然变成了铁案。”后来经过调查，给我触动最大的是，原来在公检法三个系统中，各个环节都存有差别，或者说有问题。而且最终发现当地政法委员会这样一个角色，正是因为这三个部门的错失，再加上政法委员会的干预而造成这样一起冤案的形成。

　　以往我们反思冤案形成的时候，往往更多关注刑讯逼供，但如果有刑讯逼供的形成，之后的法院或是检察院有任何一家真正起到监督作用的话，冤案就不会形成铁案。

　　第二个触动，在这样一起冤案形成之后，对当事人以及对其整个家庭的摧残性破坏，这种改变不是国家赔偿或者金钱能解决的问题。

　　赵作海十年的光阴，他所有的家庭成员，尤其是子女的人生轨迹的改变——他的子女在他入狱之后很快辍学，孩子在北京打工，做最苦的活，拿最少的钱，吃够了没文化的苦，这一切往回追溯都源于这一起冤案。虽然现在有了国家赔偿，可是错案造成的伤害，不是这样简单就能弥补的。

　　另外一个触动，我们个别办案民警的素质，与农村普通老百姓的纯朴品质形成强烈对比。比如说杜金惠，她遭受了非常大的非议，所谓的男女关系。在中国的农村，这种关系尤其对农村妇女而言，是相当沉重的包袱，她在这样的压力之下，依然帮赵作海抚养两个孩子，这是非常大的触动。

　　这个案子依然会提醒我们，我们也会很关心，

　　——新民周刊首席调查记者杨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