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途17年：苍凉的自首

　　抛开文明和教化，回到最原生态的生存本能，逃犯张永金身上所有的不合常理，或许就都有了答案。这场越狱17年后的自首，不是传奇，只是现实的苍凉。

　　主笔◎王鸿谅   摄影◎蔡小川

　　自首

　　“五一”前两天，4月29日上午，58岁的张永金在儿女陪同下，回到河南省周口监狱自首。20年前他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可他在服刑3年后越狱，逃亡17年。时间跨度实在太长了，监狱方面的管理人员早就更换了好几拨，没人认得出他的模样，监狱电脑上的电子化信息里也没有他的记录。狱侦科副科长聂海旺调出了最原始的纸质档案，仔细对比当年的照片，这才初步确定了他的身份：“是张永金，他的嘴形有明显特征，虽然过了20年，他也老了很多，但这个特征没有变。”

　　张永金的自首，其实有过一些铺垫。聂海旺告诉本刊记者：“大约3月份左右，我在办公室接到过两次电话，都是询问越狱犯自首的问题。打电话的人只说自己是中间人，帮别人咨询，也没说逃犯具体是谁，只是想知道，如果自首可不可以从轻处罚。”接到电话后，聂海旺马上向领导汇报了情况，第二次电话再打来，他就转达了领导的意见，“只要自首，就可以酌情考虑”。

　　陪张永金来的是他的大女儿和二儿子，聂海胜说，在办理重新收监手续的路上，他曾半开玩笑地问过他们：“都过了这么多年，你们的爹年纪也这么大了，为啥现在要把他送回来？”得到的答案跟社会压力和家庭现实有关。“他们说，自从张永金越狱后，派出所的人经常上门去问情况，村里都知道他们家出了个逃犯，风言风语多年也没平息。五兄妹里还有两个弟弟至今未婚，谈对象都被别人嫌弃。张永金自己这么多年也是有家不敢回，他年纪都这么大了，总不能还东躲西藏，只有自首把刑服完，一家人才能安心过日子。”聂海胜愿意相信他们的说法，“姐弟俩看起来都是老实人，说话也很实在”。

　　至于张永金自己，则是一副“半呆不傻”的木讷模样，聂海旺说：“他好像很多事情都不记得了，问他出去多少年，他说不知道；当年的管教干部是谁，他说不记得；这么多年在外面干啥，他只说打工，捡过破烂下过煤矿，细节就说不清楚了。”为了了解详细情况，周口监狱办公室的邹志远找张永金谈了一上午，只得到了一个“为了挣钱养家越狱”的模糊故事。“最后还是有很多疑问。”邹志远解释，“跟他谈话太费劲了，他说话有一句没一句的，很多东西都说不清楚。”

　　5月13日和14日上午，本刊记者两次进入周口监狱采访，见到张永金后，也就理解了邹志远的苦恼。采访被安排在分监区的办公室，张永金在管教干部带领下到来，脚步一顿一顿地拖着，拎着蓝色的塑料小板凳低着头在门口喊了声“报告”，得到指示后才走进来，放下板凳，坐下，两手规矩地放在两膝上，依旧低着头。偶尔抬眼扫一眼房间里的状况，一旦接触到别人的目光，马上游离闪避。他担心着自己的劳动进度，说“大家都在劳动，耽误了时间不好”。但他又态度谦卑地表示，“问什么我都配合，我好好改造”。可谈话一旦开始，除了沉默和答非所问外，就只剩下“不记得了”和一堆凌乱的、没有佐证的记忆碎片。

　　他连自己的确切年龄也搞不清楚，因为他只知道自己“是属大龙的”，但不知道是哪一年。他对孩子们的记忆也差不多，5个子女里，他只记得3个儿子大概都属什么。至于越狱和逃亡，自然也不会有清晰的时间轴线。唯一的细节是对逃亡后躲在禹州小煤窑打工的回忆。17年的漫长岁月，在他这里就浓缩成了无比简单的几个词，“捡破烂，下煤矿，不敢回家”。唯独对于为什么要自首，他一改口齿不清的含糊，声音明确而坚决：“是我自己要回来的，我做错了，怎么处理我都认，我要把该坐的牢坐完，好好改造。”面对这种实在难以取得进展的谈话，邹志远对本刊记者忍不住感叹：“你要说他很明白，可很多事情他又像是真糊涂；可你要说他傻，他又不是的。很难分清楚什么是他真的不记得了，什么是他不想说。”

　　歧途

　　当年的罪行，绝对属于张永金不想说的话题。他能够清楚说出自己的罪名是“强奸罪”，但接下来就是长时间的沉默，更深地低头。“这些都不说了，有啥好说的，我做错了。”长长地叹了几口气，他喃喃自语，“我也恨自己，想起来我也哭过，也打过自己，怎么能不恨呢，是做错了啊。”

　　张永金是在老婆陈桂枝怀着第五个孩子的时候出事的。1990年8月12日下午，他在四下无人的野地里，对一名过路的外村女子施暴。这件事情，他老家商丘柘城县胡襄镇王新庄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就在那片坡地里。”当过多年大队会计的侯茂同向本刊记者指了指远处的某个方向，“谁也没想到张永金会犯这种事，他打小就有点傻，一天学也没上过，不识字，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讲话天一句地一句，一跟人说话就瞪眼，但人不坏。”5月14日中午，本刊记者刚进村子，就遇到在屋檐下晒太阳闲聊的侯茂同热心带路，他比张永金大一岁，说是“1969年南阳发大水的时候，两个人还一起去亳州要过饭”。

　　“张家弟兄6个，张永金最小，他们的爹死得早，1960年就走了，全靠他大哥张永明撑起这个家。”侯茂同一路感叹，“张家太穷了，没有姑娘愿意嫁到他们家，只有张永金一个人娶上了媳妇，其他5个都是五保户。他二哥快70岁了还要在工地上帮人打工，三哥有羊角风，四哥去年死了，大哥今年70岁，一身的病，前两天刚刚到柘城住院去了，现在只有陈桂枝在家。”

　　陈桂枝和侯茂同一样，嗓门高亢，讲话直来直去。她把4岁的小孙子张广州抱在身上，说起张永金就有点上火：“我也是王新庄的，当年媒人来说和，我知道张家很穷，就是觉得他跟我年纪差不多，比我大两三岁，应该能在一起过日子，就嫁过来了。可自打结婚，就跟他成天生气吵架。”她完全不避讳侯茂同也在屋子里，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家里地全靠大哥和三哥来种，他什么农活也不会，连个饭也不会煮，就是个憨货，人都被他气死”。

　　虽然磕磕碰碰，但陈桂枝还是跟张永金过了下去。他们1980年结婚，1982年有了第一个儿子，然后接连生了下去，一共5个，3子2女。就算从第二胎开始因为超生被罚钱，但他们还是照生不误，理由在陈桂枝这里很简单：“他们兄弟6个，只有他结婚了，以后家里这么多老人，不多生几个孩子怎么办？”在王新庄村，超生简直太正常了，这个闭塞而贫瘠的地方，距离县城近20公里，人丁兴旺是村民们唯一可以企盼的资源。

　　张永金被判了7年徒刑，刑期从1990年8月13日到1997年8月12日。这对陈桂枝来说，实在是一种耻辱。“谁知道他咋想的啊，那时候我大着肚子，怀着老五已经8个月了，他妈妈重病躺在床上，人都快不行了。”陈桂枝当然很气，后来去探监的时候，“没少跟他说气话，跟他说日子没法过了，要离婚”。但那些只是气话，陈桂枝并没有真的想走，她说：“5个孩子在这里，我是当妈的，怎么可能舍得下？”她劝说自己的另一个理由是“认命”，“这就是我的命，就算离婚再嫁一次，一定会好起来吗？都说不准的”。

　　可这些张永金似乎并不清楚。他就是一门心思地担心，“我在牢里，老婆要是改嫁，带着孩子走了，那张家就断后了”。他心里这样算了一笔账：“麦子1块多钱1斤，家里就3亩地，孩子们怎么生活？”而在他看来，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赶紧出狱挣钱养家”。怀揣着这样的心思，他在1993年10月16日上午成功脱逃。陈桂枝是在监狱出动警力追捕的时候，才知道丈夫又干了荒唐事，气得说不出话来——“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他能做什么？他什么都干不了，只会给家里添乱。”

　　孤证

　　张永金的越狱，并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逃犯问题其实是周口监狱的历史旧账。这个监狱始建于1952年。“这是河南省最大的农场型监狱，也是省属监狱最后一个关押点高度分散的监狱。”监狱办公室主任张利民告诉本刊记者，“占地面积6.95万亩，与西华、淮阳、扶沟、太康4县14个乡镇104个村穿插接壤，关押点最多时达到38个，关押规模高时曾超过9000人。”

　　正因为这种地理上的特殊性，早年硬件设施和警力都非常有限的情况下，各分监区关押点的犯人脱逃情况时有发生，张永金服刑的四监区刘庄分监区也不例外。改头换面的改变发生在2010年4月10日，经过3年多建设的中心监狱投入使用，“标志着河南监狱关押点高度分散历史的终结”。“如果是现在，张永金根本就没有脱逃的可能。”监狱办公室副主任寇新功如是说。

　　40岁的张永金成了逃犯，17年里他究竟去过哪些地方，实在扑朔迷离。他说自己下过井，在各方追问下吐出一个地名，“禹州”。为什么会选择禹州？他一会说“跟着人去的”，可要问是谁，回答又变成了，“没有谁，自己去的”。也不知道是记忆的混乱还是刻意回避，张永金的个人叙述斩断了所有的关联和旁证，唯一的例外，是他对于煤矿生活的回忆，这也是唯一一个他能够连贯讲述细节的话题。

　　他向本刊记者回忆起私人小煤窑巷道的样子，记得要如何判断井下是否安全。“一开始什么都不懂，推车都推不动，也没有人教我，就自己看、自己学。我很注意这些，每次下井，在转弯拐角的地方，都会停下来看打桩支撑的那些木板，看动静、听声音。在矿下就怕木石乱响，那就是‘来劲’了，要出事了。”他说自己经历过好几次矿难，都是因为留心观察，才幸免于难。他说自己还救过一次矿里的安全员梁中华——这是所有谈话中，除了家人，他唯一提到的完整姓名。“他太不留心了，我听到‘来劲’了，就提醒他，硬把他拽了出来，出来后，就塌方了。”他得意中有些失落，“我懂得比安全员还要多，我要是上过学，念过书，肯定干得比他们好，我就是吃亏在这里，一个字都不认得，连数字也不懂，不会算账。”

　　这个话题让张永金慢慢放松下来，他甚至主动捋起衣袖和裤脚，展示他手上和脚上那些黑色斑点：“都是煤，煤都进到肉里面了。”接着用右手捂着左胸口说，“被煤车撞断了3根肋骨，那个矿道太窄了，煤车滑下来，我根本没有办法躲开，就撞上了”。他把双手举起来往上抬，手掌还没超过头顶就停下，“现在手抬到这里，胸口就会扯着痛，再也没办法下井挖煤了”。

　　可问到他在矿上打工的收入，张永金似乎完全是糊涂的，“不知道多少钱，工头给我多少我就拿多少，怎么算的我不知道，别人拿多少我也不知道”。工棚里的人来来去去，张永金说他没有结交任何朋友，别人拿了工钱之后出去吃饭，他从来不去，“就拿饭票在矿上吃，随便什么，能吃就可以”。他把工钱都攒在身边，“爬到山上，找块大石头搬开，把钱压在下面放好，石头要大，别人搬不开，我有力气，我能搬开”。可这样丢过一次钱，让他很想不通，“也不知道是被谁看见了”。

　　17年里，张永金说自己只回家两次，他说得含混又小心：“我也不会打电话，也不懂怎么坐车，回去了也不敢住。”陈桂枝就要坦荡许多：“俺实话实说，他确实回来过两次，不能说没回来过，都是晚上偷偷回来，也不敢出门，孩子也不认得他，不愿意叫他。回来俺们就劝他要去自首，可他也不听，过几天就又走了。他肯定是害怕的，过得不安心，要是不怕，怎么会白天不敢出门？”

　　谜底

　　父亲入狱和越狱的变故，到底会对5个孩子造成怎样的影响，陈桂枝并不能给出明确的答案。电话里，两个女儿也不愿意谈论这个话题，只说“已经过去了”。5个孩子里，3个儿子念到初中毕业就陆续去了广州打工，2个女儿，老二念到五年级，而老大跟父亲一样，一天学也没上过。张永金能感受到儿女们的怒气：“回家了女儿都不愿理我，不跟我说话，她们生气，怎么会不生气呢？别人能念书，她们不行，家里没钱，都是我害的。”

　　自责过之后，张永金又回到自己顽强的逻辑。“我跑出来，就是为了养家，这么多年，家里就是靠着我寄回去的钱，我给大儿子盖了新房子，我大哥都70了，他身体不好，看病也是靠我寄回去的钱。”至于他怎么在不识字的情况下把钱寄回去的，他只简单地说，“我记得地址，把钱给邮局跑信的人，让他们帮忙”。地址他记得很牢，“胡襄镇王新庄村”。

　　张永金口中的这栋新房，里面实在简陋，找不出一件像样的家具。只是红色的大门很气派，装了一把普通的防盗锁，开门的时候钥匙要连续拧两次，这对陈桂枝简直成了一个难题，她每次开门都要跟这锁“搏斗”一场，因为她习惯性地只会浅浅地拧上半圈就用力推门，当然推不开。于是再反方向拧半圈，再用力推，钥匙回到原点，当然也推不开，陈桂枝就会开始着急，重复着这左右旋转的动作，再用力去撞门。院子里的两条狗听到动静，叫得就更加欢实。

　　张永金那些挣钱养家的说法，陈桂枝简直嗤之以鼻。“真是能把人气死，他还是一样胡说八道，天一句地一句，指望他挣钱养家？怎么可能？就说这个房子，花了八九万块，钱是靠孩子们出去打工攒下来的，还有大哥和几个兄弟凑的钱，根本就没有他什么事，他净瞎说。”陈桂枝向本刊记者重重地感叹了一声，“还是实话实说，我不能说他完全没有寄钱回家，可每年就那么一两次，这么多年，最多的一次是400多块。怎么可能指望他？他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

　　听到这里侯茂同插了句话，“他还是能养活自己的，小时候他就经常出去讨饭，有一次还差点走丢了，是他大哥给找回来的”。“这个家全靠了大哥了。”陈桂枝也接过了话题，“要是没有大哥，我一个人带着5个孩子，怎么可能过下去？”可自打陈桂枝带着孩子跟大哥张永明住到一个屋檐下之后，村里也有了闲言碎语。“身正不怕影子斜，他们愿说就说去。”陈桂枝并不动怒，“大哥是个好人，孩子们也都跟他亲，大哥身体这几年就一直不好，拖了好久了，这次要去看病，我又不懂，只能让孩子们陪他，打了个电话，老二就专门从广州请假回来陪他。”

　　张永明已经住院3天了，可究竟是什么病，在哪家医院，陈桂枝也是糊涂的。担任陪护的老二张志国的手机是异地漫游，没能及时充值，打过去就是“此号码已过期”的提示音，这状况让陈桂枝和女儿们有些不知所措，但她们也并不太担心，“老二会跟家里联系的”。陈桂枝更担心的是张永明报销医药费的事情，“他是走劳保手续的，前天老二回来就是来取那些材料的，也不知道报上了没有，你要是见到他们，帮我问一声”。

　　张永金当年的一念之差，留给家人无法弥合的伤害。他被抓之后，村里的风言风语就没少过，连隔壁邻居都没少指着陈桂枝的脊梁骨骂，但陈桂枝用自己的方式化解了。“你骂就骂，没关系，你说我是个乌龟，我就是圆的。能怎么样呢？日子还是要过下去啊，要把孩子们拉扯大啊。”5个孩子就在这种困境中成长，2个女儿早早出嫁，3个儿子中，老大结了婚又离了婚，陈桂枝觉得，“他那个媳妇，就不是想好好过日子的人，家里姐妹3个，都离婚了”。老大的离婚闹了三四年，去年终于办了手续，继续在广州打工，每个月工资不到2000元。3个孩子放在老家，2女1子，最大的6岁，最小的是儿子，才4岁，操劳了一辈子的陈桂枝现在也闲不下来。剩下两个儿子的婚事还没有着落，父亲是逃犯的事情，多少还是有影响的，尤其是老二毕业的时候想去参军，陈桂枝说：“各方面条件都过了，可人家跟他说，你爹是逃犯，你要拿2万块钱出来，才能解决问题。”这话听起来就像个骗局，但陈桂枝相信了，“就是家里拿不出钱来，孩子当不成兵”。

　　清贫农家的日子，总是有无数这样的无奈。可作为父亲的张永金统统都没有参与，他一厢情愿地把越狱看做是肩负起养家职责的方式，可现实中，不过是给家人带来了另一场更不名誉的变故。“一辈子做逃犯，什么时候是个头？家里也不得安宁。”在他第三次回家之后，陈桂枝和张永明就开始反复给他做工作，讲明白这些道理，希望他去自首。“自己安心，家里人也安心。”陈桂枝说，“一开始他都不说话，也不同意，跟他做了四五天工作，他才想通了，同意回去自首。”虽然嘴上骂得厉害，陈桂枝心里还是牵挂的，她在私下里拉住本刊记者的手，语气关切地问：“他在里面还好吧，没受苦吧？”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就有点湿。

　　算起来，张永金重回监牢已经半个月，他即将因为脱逃罪经历另一场审判，除了以前剩下的4年刑期，等待他的还有脱逃罪名下的新刑期。因为是逃犯的缘故，他暂时被关押在严管队里，可他很看不上眼下的狱友：“他们说我傻，出去了还回来，我说，我跟你们才不一样，我欠的债我还上，我好好改造。他们那些都进来了两三次的，明知道错还要一再犯，也太不应该了，在我看来都该枪毙。”虽然家人给他留下了200元的零花钱，但他的一些相关手续还没办完，还没有犯人的身份卡，无法在监狱里购物。这些天里他只提出过一个要求，“想要一袋洗衣粉，只要洗衣粉，洗头洗澡洗衣服都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