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人认为律师就为挣钱

　　从2007年4月山东省农民工维权工作站成立以来，刘丕峰和他的团队共免费帮助2200多农民工拿回了448万元的工资款，加上工伤赔偿等案件涉案金额达到1534万多元。因为这些数字，刘丕峰被授予了2009年度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问他维权中的艰辛，刘丕峰一笑而过。他已经把妇女、儿童、残疾人、老年人的维权纳入到了工作站的援助范围，下一步还要把更为棘手的环境污染受害者也加入进来。“别让人认为律师就是为了挣钱的，也不是简单的同情可怜弱势群体，而是站在社会责任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律师要维护公平和正义，不要总盯着有钱人、要挂着老百姓。”

　　记者◎杨璐

　　维权工作站

　　早上9点刚过，刘丕峰办公室的电话就响得此起彼伏，全都是各地打来的咨询电话。“按照规定，农民工的工资应该是每月结算，可是几乎成了行规的是，每年只在麦子收割前和春节之前发工资，因此这两个时间维权站最忙碌。”刘丕峰告诉本刊记者。今年特殊的是，“五一”假期前最后一个工作日的中午，电视上播出了刘丕峰农民工维权工作站的电视片，节目还没播完，电话就快被打爆了。我们的谈话要么被电话打断、要么被鱼贯而入的工作人员打断，每一份维权委托协议都要身为站长的刘丕峰签字，采访两个小时不到，已经签了6份协议。

　　“这说明社会上积累了大量的矛盾。”政治学硕士出身的刘丕峰不认为他做的这些工作是简单的“好人好事”，“跟城里人的各种保障相比，农民工就只有工资，这是最后的底线，还要被拖欠着。老一辈的农民工很朴实，你拖欠着有时候他没办法就回家了，现在新一代的农民工不一样，他们受过教育，会上网，有权利意识，乐于表达。中国有两亿农民工，这个数字太惊人了，他们出了问题，为什么要用堵的办法，而不是给他一个好的表达途径？”刘丕峰曾经参加过山东省司法界解决上访户问题的工作，这段经历让他感慨：“一个人去北京跑一趟，县里要四五个人开车去找，来回的路费、吃住都要花钱，维稳的成本太高了，不如用法律的手段解决问题。”

　　刘丕峰的这些宏观理论落实到维权站里，是由一个个具体的案件。对于经历过“大风大浪”的刘丕峰来说，农民工维权的案子只是一湾平静的小溪，清澈见底，在技术上没什么曲折和离奇，需要的是非常多的耐心和爱心。刘丕峰告诉本刊记者：“越大的案子证据越齐全，农民工的案子不一样，从承建方到最底层的农民工中间被转包了四五层，这里面只有承建方是有钱的。可是农民工太朴实了，放下行李就去干活儿。他们99%只认识工头儿，根本不知道承建方是谁，甚至有的人连工地的名字都叫不上来。一旦被拖欠工资或者发生事故，没法证明他们是这个工地的工人。”所以，刘丕峰的工作站第一个工作程序，就是教农民工们搜集证据。“他们不理解这些道理，有些人还情绪激动得大声嚷嚷，说我干的活儿在那儿呢，还需要什么证明啊。你就得哄着他们、耐心解释这些证据的重要性，还要让他们把安全帽、工作服、带公章的饭票这些能证明身份的东西保留下来。”

　　工作站的律师刘丹丹告诉本刊记者，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外人很难想象的曲里拐弯需要应付：“有些人不懂工作站的性质，他们是被媒体介绍来的，以为我们也是媒体，既要寻求帮助还带着很强的戒备心，不给我们看身份证。可有时会碰到对方的人假冒农民工来打探情况的，因此看身份证确定来者身份是援助之前必要的程序。”“80后”的年轻律师刘丹丹已经工作了两年，从最初的接待咨询到现在的独立办案，自认脾气已经被磨没了，再陈年纠纷和杂乱的叙述她都能认真安静地倾听和解答。

　　采访期间刚好遇到刘国伟律师帮助九江农民工周银华、周爱军等四人追讨被拖欠的工资。他们在家具厂里做木工，一周前，前一道下料工序的工人离职，老板要四人中出人承担下料的工作，但是工资没有涨。四人不同意就想辞职回老家。老板的逻辑是，工厂每个月的产值是30万元，四人停工一天就等于是给工厂带来1万元的损失，因此扣下了四人的工资1.2万多元。按照刘律师的指导，农民工们搜集了与老板的对话录音。听完证据，刘国伟问周银华：“现在有劳动仲裁和法院起诉两种办法，劳动仲裁程序麻烦可是不收费，起诉的话法院是收费的。你们选哪种？”周银华皱起了眉头，与同来的周爱军一起沉默了很长时间。刘国伟见他们面露难色就说：“那劳动仲裁吧。”然后就要干脆利落地带着周银华去工商局查家具厂的工商登记。但还没出门，周银华和周爱军又犹豫了，劳动仲裁要40天时间，可是济南没什么工作可做，他们盘算着停留期间的食宿要花钱，等不起这40天想早点回老家。“我让他们先去劳动监察大队投诉，如果他们能给家具厂老板施加压力，让他付了工资更好，不行再仲裁。”送走了周爱军、周银华，刘国伟也没闲着，他还是按照原计划去工商局查家具厂的登记。他说：“不能等着他们了，我先把仲裁的资料都准备好。”

　　韩磊律师经办的案子也很“麻烦”，他的当事人气鼓鼓地坐在接待室里，告诉本刊记者，他上班的网站说好工资是每月1200元，结果扣到月末就剩下200元。令韩磊律师头疼的是，当事人一气之下抱走了单位的电脑机箱，虽然最后还了回去，但是性质已经不同。“这件事只能调解，人家还要起诉他呢。我跟网站沟通了好几次，现在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各退一步，当事人道歉，网站少给些钱。”

　　这些琐屑细碎的案子是维权工作站的日常状态。没有“讨薪”这个字眼引发的冲突和悲情的想象，也不会让刘丕峰和他的维权团队获得“为民请命”的英雄感。甚至刘丕峰告诉本刊记者，大部分案子都是以调解来解决的，“仲裁和起诉的时间对农民工来讲太长了，他们要么是着急拿钱回家，要么是去找新的活儿干每天还能挣50块钱，打官司牵扯的精力从经济上并不划算，一切选择还是要符合农民工的最大利益”。可就是这些没什么成就感可言的打电话、奔波、费口舌，让刘丕峰的工作站成立3年来一共为农民工拿回了448万元的工程款，加上工伤赔偿等案件涉案金额达到了1534万多元，有2207人得到了法律援助，2.5万多人通过各种形式向工作站咨询过法律问题。

　　刘丕峰的律师理想

　　从刘丕峰的办公室向窗外眺望，济南三大名胜之一“舜耕厉山”的千佛山山顶大佛几乎就在正对面，整条街上如此高楼寥寥几座，因此这也是济南最贵的写字楼之一。山东省农民工维权工作站就在刘丕峰办公室的楼上，180平方米的面积单单房租投入就不是一个小数目。

　　2005年9月，北京成立了农民工维权法律援助工作站，一年多之后想在山东成立一个分站、由山东律协主办，找一家律师事务所承办。承办意味着经济上的支出，当时大家对这个新生事物很陌生，到底需要多少钱、能产生多大的效果都不清楚。况且律所里的经费用途都需要合伙人的同意，要寻找一个没有阻力的事务所很困难。刘丕峰接下了这个活儿，合伙人中自然也有分歧。刘丕峰的律师事务所主要承接的是国际贸易、公司证券、金融投资和房地产的业务，做这个工作站既要花钱又对事务所的业务增长没什么实际帮助。“当时有人说，这是下力不讨好，我就说谁让你讨好了，没人要讨好。”刘丕峰让记者看他办公室里的巨幅书法，“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是他人生的座右铭。“全国开我这样的车、住我这样的房的人，不到人口总数的1/10吧。这些当然是靠自己努力挣来的，但也是社会给你的，反过来为社会做些公益是应该的，不能有利益在里面。”

　　在老家山东省茌平县当了9年高中语文老师后，刘丕峰考上了吉林大学的研究生。“我是县里学习最好的学生，可是高考那年本科生招生太少了，我没有考上。比我学习差很多的同学复读两年上了山东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我家里没钱供我复读，看着他们其实挺不服气的。工作到六七年的时候，我的学生都上研究生了，我怎么坐得住。”吉林大学政法系把刘丕峰引上了律师这条道路，直接原因就是“不能让老婆孩子跟我受苦”。

　　调入山东大学法学院一年后，他就当上了法学院开的文翰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当时文翰所就3间破平房，几个退休的老师在里面值班。我来了第一件事就是盖楼房，更新办公室。”刘丕峰说他对自己的人生起点很是踌躇满志，除了硬件建设，他还设计了事务所的所标，并且对事务所的未来有长远的规划。但是实际情况是作为院办的律师事务所，最主要目的是给老师兼职创收和学生实践的。“老师们的主业是上课，接案子很被动，我想招聘一些专职律师扩大规模，可是编制上又无法解决。”于是他在1999年选择了离开，他说：“如果光是为了挣钱，我可舍不得辞职，但是我想创办我理想中的事务所，它要有规范的制度、现代化的办公环境、一定的规模和高精尖的业务，我要培养一支专业的团队跟我去闯市场。”

　　除了业务上的规划，刘丕峰说他理想中的律师事务所有能够主持公平和正义的公益心。在文翰所的最后几个月里，刘丕峰接了一个老家聊城的案子。县交通局的临时协管员在路上设卡对无照农用车罚款，一对夫妇赶集为了躲避地上的“钉子障碍”而遇到车祸，妻子高位截瘫、丈夫撒手人寰，家里只剩下80岁的老人和3个没成年的孩子。一审判决交通局居然都没有被列入判决书里，也没有承担任何责任，临时协管员根本没有支付能力。法官是刘丕峰的学生，刘丕峰自然知道其中奥妙：“你说惨不惨，人家都到了什么程度了，交通局也不缺钱，怎么能这么做？”刘丕峰于是免费接下这个案子，打赢了官司，为这个家庭拿回了20多万元的补偿。宣判后，死者的哥哥坐了200多里的汽车，扛着一化肥袋子的新花生来感谢刘丕峰。“当时年轻啊，人家当事人一来我就陪着掉眼泪。送花生的事情让我很触动，就想办一个好的事务所，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刘丕峰说。

　　办理想中的事务所的热情遭遇残酷的市场竞争时，压力让刘丕峰不得不面对现实，他说：“实际做起来跟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经过几年打拼，虽然事务所在省内越来越知名，可刘丕峰觉得“没意思”，跑到澳大利亚读博士去了。读博士期间遇到的这个农民工维权工作站的项目，让刘丕峰又重新回到了理想中的律师标准形象里：“现在律师行业，见面就问今年挣多少钱，律师不是个挣大钱的行业，而是要考虑社会的现实问题，要给社会办点事儿。”

　　强势的刘丕峰最后说服合伙人，把自己的办公室和事务所的食堂腾出来给农民工维权工作站办公。“最开始工作站跟事务所是在一起的，可是2007年底的讨薪高潮时一次来过80多个农民工，把事务所挤得满满的，影响商业律师办公和接待大客户。我也得向合伙人负责啊，搬到楼上去互不干涉、互不影响。”维权工作站渐入正轨，刘丕峰“专业化和公益化”的标准律师形象也在建设中，他要求所里的律师们每月读一本书、写一篇论文，还要在律师事务所里建一个图书馆。最近，为了增加团队的归属感，他把律师的提成制改成了工资加奖金，还大规模招聘了几十个实习律师从头培养。而每个实习律师的必修课是一律接法律援助的案子。“年轻人刚入行不知道社会是什么样子，接触这些社会最底层的案子，让年轻人有悲悯之心，对将来有好处。”维权工作站的援助范围也扩大再扩大，他已经把妇女、儿童、残疾人、老年人的维权纳入其中，下一步还要把更为棘手的环境污染受害者也加入进来。“除了20岁到60岁的城市男子，其他都要成为我们的援助对象。”刘丕峰说。

　　刘丕峰的团队

　　虽然刘丕峰说楼上的维权工作站和楼下的商业律师事务所互不干涉、互不影响，可是组建维权工作团队的过程中还是影响到他选择事务所律师的标准。工作站成立3年，先后有13人参与其中，最后剩下了现在的4个人，资深律师李强、韩磊带着“80后”的年轻律师刘国伟和刘丹丹。刘丕峰还开除了3个律师。“有一个律师收了农民工200元路费，说好免费的，你说你收这200块钱干什么？透过这件事就能看出一个人的品质，业务能力可以培养，人品和职业道德必须能保证。没有同情心和责任感的人在这条职业道路上不会走得远的。”刘丕峰说。

　　站长刘丕峰负责战略和管理，2007年就加入工作站的副站长李强就是办案子的中流砥柱了。2004年李强从兖矿集团一个煤矿的工会来到刘丕峰的律师事务所当了一名专职律师。“当时在金融投资部，日子过得相当舒服，可是总觉得法律的目的和律师的实际行为背道而驰了。可以说为了代理费，很多人都违背职业道德，学习法律的最初信仰淡化了，主要就变成了忽悠当事人的钱。”直到代表山东维权工作站到北京开了一次农民工维权的会议，李强才又为自己的人生找到了方向：“那些人都特别纯洁、有感染力，我们聊了很多，我就像到了延安一样，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平台。”

　　李强最有成就感的是2008年底受理的高德臣工伤案。诸城农民工高德臣在包工头不在现场的情况下被项目经理指挥去一家仓库运钢管，结果被砸伤，下肢截瘫。并不复杂的事实，因为层层转包在法律关系上演变成极其复杂的案情，一共涉及发包方、发包方认可的承包方、实际承包方、项目经理、发生事故的仓库等8个主体、取证范围很广，要走访十几个政府部门和16个相关地点。因为经常有变动，一年多的时间里李强往返济南和诸城11次之多。“济南到诸城有550公里，从济南中午走晚上才到，每次来回要两三天时间，这一年来光路费都花了上万元，大大超出了我们对一个案子的预算。不过最后的结果还是好的，一审判了50多万元，我不服上诉，这次马上就判下来了，基本可以多给高德臣拿回20万元。这是维权站成立以来要到的最多的补偿。”

　　专业也让李强在商业律师的同行面前很是自豪。层层转包的行规让承建方根本就不认识农民工，出事儿后要隔山隔水地建立起有支付能力的承建方和受援农民工的证据链条不是商业律师的强项。“我最近接的拖欠工资的案子里，一开始农民工找了一个商业律师，包工头不出钱，承建方又不认识工人，商业律师就没办法了。我研究了一下，发现承建的工程队是没有资质的。这回我不告包工头，我要告发包方和承包方，他们就给包工头施加压力，包工头就积极送钱来，整个链条就活了。”李强告诉本刊记者，因为常年办这种类型的案子，维权站的律师们积累了大量经验，有些还写成了论文互相交流。不过李强也有痛苦和无奈的时候。他曾经接过一个为养路工讨薪的案子，经过调解不但讨回了薪水，全市的养路工工资还上调了一些。可是，“济南市的最低工资标准是760元，这些养路工涨工资之后也没有达到这个数目。我不能再坚持，因为这些养路工都是中老年妇女，雇佣她们就因为价格便宜。如果我坚持涨到760元，人家肯定选择年轻力壮的男性，这些女工就会失业”。

　　“80后”的年轻律师们并没有那么多的情感负担，他们则把公益律师看做是一个新兴的事业。刘丹丹就经历了维权站由创办时的业余和动荡到如今的专业和正规，受理案件的程序、律师的工作流程、案卷资料的整理甚至工作站的薪酬标准都是这个刚刚工作两年的小姑娘一手建立起来的。除了这些行政工作，她还申请了好几个公益律师项目的培训，往来于北京和济南之间，结识这个圈子里的新朋友。跟她那些读研究生或者在商业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同学们相比，这份工作虽然报酬微薄，却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刘丕峰要把环境污染受害者纳入到援助范围，而刘丹丹刚好对这个领域感兴趣，她告诉本刊记者，下一步她要多学习这方面的知识，将来看能不能转到专门做这个的领域来。

　　如果没有意外，刘丕峰也即将迎来人生中的一个新机会，也许就不能再做这家他苦心经营的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可是他不舍得维权站的工作，他告诉维权团队的成员，无论他到了什么位置，这个维权站他都会一直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