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本唐：一个家族的标本制作传奇

　　抱着祖父制作的海鸥标本，爬上四楼，推开窗，将这只标本海鸥轻轻地扔出去，看着它“展翅翱翔”……这是唐健童年最美好的回忆。

　　标本世家的孩子的童年记忆，出乎我们的想象。

　　记者◎丘濂   摄影◎于楚众

　　一个标本家族

　　采访结束时，我们为唐兆子照了一张全家福，作为对这个标本家族的记录。照片里包括了武汉大学动物标本馆馆长唐兆子，他当年在黑河采集标本时意外的收获——妻子孟玲，1998年来到标本馆工作的儿子唐健，唐健的妻子周琛华、儿子唐浩洋，还有唐健的妹妹唐晓佳。3岁的唐浩洋在镜头前一点也不老实，他急着去骑一个巨大的海豹标本，然后再跑去看冰箱里冷冻着的企鹅。他对这个失去生命的动物世界没有恐惧，有的只是新鲜和好奇。唐健说，唐浩洋在标本面前的那种表现，像极了他小时候。也是在这座楼里，唐健在旁观父亲和祖父的工作中，度过了童年。

　　在唐兆子一家人旁边，有一个刚刚制作完成的鹈鹕标本在等着自然风干。这是一种硕大的白色水鸟，具有大而带弹性的喉囊。正是这只鸟，让我将此情景联想到另一张拍摄于1897的唐氏全家福。那张照片的中心是第一代标本制作人唐春营和儿子唐启秀。唐启秀的手中握着一只刚刚打死的鹈鹕。相机后面的人叫拉都胥，一位英国海关的官员，也是狂热的动物学爱好者。他在渔猎高手唐春营的帮助下，在福建采集到了不少鸟类新种，后来出版了《华东鸟类手册》。全家福的照片就被印在那本书的扉页上。

　　然而，不同的是，那时唐家的家业才刚兴起，在接下来的100年中，唐家人将会从福州开枝散叶，分布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各个城市的研究机构、博物馆和大学，进行标本的采集和研究工作。从唐春营算起，唐兆子算是唐家第四代标本制作人了。当年，他父亲带着他来到武汉大学，唐家这一支就此扎根武汉大学。

　　在唐兆子一家人身后那片镜头没有触及的地方，是一片哺乳动物的标本，有雪豹、黑熊、羚羊、小熊猫等等。由于位于四层的哺乳动物厅被别的院系占用，它们被临时存放在这里。当我第一次推开储藏室的门，看到这里光线半明半暗，标本们姿态生动却布满灰尘，眼睛里散出了暗淡的光，心里涌起的只有凄凉之感。

　　唐兆子与父亲

　　走在鸟厅里，唐兆子专门带我去看他打下来的那只三趾翠鸟，那是他引以为豪的标本。他说如果将来学会打字，开个博客，那就是博客的名字。

　　1981年唐兆子和父亲他们一起去云南瑞丽。从当地林业局得知，瑞丽的等噶乡有个地方叫热水塘——从标本世家的日常经验看来，这名字意味着那儿温度高、植物好、虫子多，鸟也多。唐兆子的回忆开始有画面感：“在那里，我发现一条一人多深的沟，从里面飞出来红色的东西，速度很快。我干脆跳下去，因为从上面望沟底是黑色的，不清楚。到了下面，我就看见一条伸出的树根上立着这只鸟，像一团火焰似的，在阳光下，脑袋上又像笼着一圈光环。我‘叭’地放枪就把它打了下来，自己不认得，拿去给父亲看。父亲说：‘三趾翠鸟，好东西啊！’父亲话很少，他说好，对我来说，就是莫大的奖励。”

　　打这样的小鸟，要用油菜子那么大的弹粒。一颗5厘米左右长的子弹，里面排着200颗弹粒。子弹打出去，弹粒分散在直径一尺半的范围内，就能把鸟打中。通常是天蒙蒙亮就出发，上午9点钟回来。接着把打到的鸟去掉内脏，只剩下一张整皮。皮里面刷上砒霜来防虫，再简单做填充处理，一直忙活到晚上。唐兆子向我非常专业地强调：“打下的鸟一定要在嘴里塞上棉花，免得它把食道和胃里的东西吐出来，污染了羽毛。”

　　住在“武大”的唐家，对鸟类标本倾注了巨大热情。唐兆子父亲唐瑞昌的宏愿是要搜集齐中国的1300多种鸟类，去北京开一个鸟类标本馆。

　　为什么是鸟类？祖父唐启秀在19世纪末给拉都胥当助手时，采集的标本就以鸟类为主。后来唐瑞昌来到武大生物学系任动物标本技师，发现林木蓊郁的珞珈山地区是鸟类栖息的天堂，就在制作其他教学标本的同时，不断发展鸟类标本。1947年出生的唐兆子记得，幼年时代的周末，全家经常去武大旁边的东湖划船打鸟。“东湖不结冰，冬候鸟都会飞过来。母亲坐在后面摇着木船，父亲就坐在船头拿着猎枪打鸟。50年代那里的鸟真是多，你划过船去，鸟就朝你飞过来，遮天蔽日。”

　　标本世家的第三代唐瑞昌在家族中的威望较高，每次出远门的打猎活动都是他发起的，和分布在全国各高校的唐家后人组成一个团队。鸟类每个种属只有一个的，一定要留给武大。两个或者以上的，才会考虑分给别的学校。所以鸟类标本的收藏，武大在全国高校中是最完整的。唐兆子说：“那时候中文资料很少，父亲也不懂外文。遇到搞不清分类的鸟，父亲就把各种数据比如体重、体长、喙长、羽色等等抄录下来，寄给北京中科院动物研究所的郑作新(著名鸟类学家，1906～1998)来做辨别。60年代，两个人就商量，一个手里有那么多标本，另一个又通晓鸟类研究的著作，不如在北京建个标本馆。有一段时间，父亲在家里总是念着北京、北京，后来经济太困难了，钱没有着落，这个计划也就搁置了。现在我们的馆里有750种左右鸟类，离父亲的愿望还差1/3多。这里的珍品，比如赤颈鹤，国际鹤类基金主席2006年说中国有8种鹤，没有提到它，父亲是1962年在云南采的这个标本。”

　　武汉大学标本馆的鸟厅最后一次全面改造是在1993年，“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的遴选前夕。学校拨给标本馆3万块钱，想将它作为武大的特色来向评审团队介绍。已经80岁高龄的唐瑞昌终于按照自己脑海里一直梦想的模样布置了鸟厅：顶部的铁网上覆盖了塑料的绿色藤蔓，营造出绿色的幽暗的气氛，还有一盘录制了各种鸟叫的录音带在循环播放。那些珍贵的标本——一共是1300种鸟类及其亚种，包括出自家族第二代唐启秀的2%，第三代唐瑞昌的95%，属于第四代唐兆子的有3%，就分门别类，陈列在玻璃展柜中。油彩布景衬出鸟的居住环境，蓝色汪洋、碧绿池塘或者斑斓雨林，每只鸟停留在它们生前最美的一瞬。虽然17年来，鸟厅没有任何改变，但当唐兆子打开灯的时候，眼前的明丽色彩以及鸟儿们的动人姿态，还是让我感到惊艳。

　　唐兆子与儿子

　　唐兆子在1982与1983年还去过两次新疆，之后就再也没去野外采集过标本。当年去新疆，他已经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保护动物的呼声。“我们和地方林业局的人沟通，他们许多都是高校相关专业的毕业生，知道我们是为了科研，采集的是以前没有采过的动物，数量也很少。可省林业厅的干部就不一样了，只是一味地强调保护。”1988年《野生动物保护法》出台，使得外出打猎愈发艰难，“湖北省内我们没有问题，可我们收集的省内的物种已经很完整了。去省外，捕杀动物要层层审批，还要交给林业部门一定的补偿，结果又回到了经费问题”。

　　唐兆子坚持要有一种正确的动物保护观，“林业部门一直是用‘护、养、猎’来对待动物，这里面是有个先后顺序，但绝不能矫枉过正”。在2004年的“爱鸟周”上，唐兆子提出了“人类应成为夜鹭食物链的顶级角色”这样的观点，原因是这种省级保护动物在没有天敌的情况下，掠夺了其他生物的生存空间，也危害了人类的生存环境。“夜鹭在繁殖期无论白天和晚上都会出去捕鱼。像汉阳渔场，因为在武汉动物园安家的夜鹭，一年遭受了上百万斤鱼的损失，人类就应该对夜鹭进行适当的捕杀。”他说。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标本馆只有通过打猎以外的方式来增加馆藏。他们仍然有途径得到动物，比如动物园刚刚去世的。之后，动物园并不是死了动物就会直接送过来。“当地的动物园和我们关系不错，会以比较低的价格卖给我们。这里的长颈鹿、河马标本，都是我们去动物园买了皮子，再回来填充的。有时候动物园还没有我们缺少的物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动物园里的动物毕竟不如在野外生长的皮毛完整、鲜亮。”唐兆子说。

　　标本馆也会从福建的标本公司买进一些标本来满足教学需要。这些公司进行大批量生产，也有很好的动物来源，用另一位唐家标本技师的话，“动物园死了动物，他们马上嗅着味儿去收购”。标本相对便宜，代价则是精细的处理：一只黄羊标本看起来就格外别扭，原因是填充时没有给它的躯体做出明显的起伏。这样呆板的标本，唐家人称作“板凳”。“这种标本放不了多久。这也很好理解。如果每件都能放个100多年，就像我们这里那只1911年的岩鸽标本，他们还有什么生意好做？”

　　在我们进入武汉大学标本馆采访之际，唐兆子拿着镊子，一点点地整理晾在台子上的企鹅标本。这是一位朋友带来的，唐家第五代唐健前几天才做完。唐兆子觉得儿子没有把它处理好。“企鹅的油脂很厚，做标本的时候流到皮毛上，毛都会打绺。你看它现在背部的毛是黑白相间的，其实应该是乌黑一片。在标本风干的过程中，需要一片片地帮它把白毛盖住。现在毛都发硬了，一看就是修整工作没有及时来做。”

　　唐健很晚才跟着唐兆子一起学做标本。唐兆子一直不愿让他来接这个班，主要是自己当时初中毕业就跑去给父亲唐瑞昌当帮手。这么多年了，唐兆子当上了馆长，却总觉得自己文化水平不够。“如果能懂英文，直接去看外国的鸟类资料，那该多好。”唐健小时候特别喜欢来标本馆玩儿，唐兆子还刻意地把他关在家里，就怕他对标本感兴趣，不好好学习。在唐兆子的安排下，唐健1989年计算机专业毕业去了深圳，在一家公司里从事电脑硬件维修工作。“结果他走了以后，我给他收拾屋子，发现在床下有一张麻雀皮，铺在一个飞盘的背面。我有一点感动。”1998年，唐健的公司垮了，他选择了回来，并且放弃了深圳户口。

　　唐家主要采用的是欧式的填充法来做标本。“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就是要逼真，注意细节。”一个在家族内广为流传的故事就是，“瑞”字辈的另外一人唐瑞芳技艺高超，将野鸭的头拼合缝制在雏鸡的身上，这竟让当时上海博物院的院长心中一喜，问唐瑞芳这是不是鸟类的新种。“填充法比较灵活，非常容易就能改变动物的胖瘦、肌肉的线条和整个姿态。也是如此，做之前一定要仔细观察动物，防止做出来的走形。”唐兆子说。

　　我接触的每个唐家人对细节上的处理都有感悟。和唐兆子同属“兆”字辈的北京农展馆标本技师唐兆京告诉我，他的父亲唐瑞玉“每次在做鱼的标本时，因为剖开鱼肚会破坏肚子上的鳞片，都要把那部分鳞片拔下来，编上号，缝合之后再插回原位。父亲最常说，别人去看标本，没有人问这个是多长时间做成的，大家都会议论它有多像。所以不图快，一定要好”。唐健也提到了唐家标本工艺的繁复：在许多部位，比如动物的鼻翼、耳朵，都是一层软骨加上一层皮。他们一定是要用刀剖开的，这样在皮里涂上一层砒霜，才能保证那些细小的绒毛不会脱落。

　　以唐兆子的标准看，唐健对这份工作还不够上心。唐兆子在综合厅中为我讲解，看到文昌鱼的标本时叹了口气，原来是里面的福尔马林溶液已经完全挥发掉了。按照唐健的介绍，他每天要负责对外接待，为标本增添溶液、除尘。

　　除了日常琐事以外，唐健最近要忙的事情是写一份详细的标本馆资料，用来更新《中国博物馆志》(湖北卷)中的介绍。那要求他对所有馆藏进行清点。不远的将来，他还有一项更艰巨的任务。他需要做好一个数字标本馆的预算，并将它付诸实践——现在已经有人表示愿意向标本馆捐款。到时，普通人不用等樱花盛开，也可以在网上进行参观。

　　40岁的唐健可以完成这些么？别的媒体写他对采访非常抗拒，可这次他却非常配合。唐健说他好静，一天对着电脑或者做一整天标本他都可以，就不擅长和陌生人打交道。当初唐兆子也是这样。但是，为了标本馆，唐健说他必须学会改变。

　　标本馆

　　如今的标本馆只包括两个展厅：综合厅和鸟厅。除了樱花节，标本馆平时不对散客开放，只接待团体游客。学校给了标本馆两个工作人员的编制，不算2004年退休后仍旧担任馆长的唐兆子。因此，唐健和另一个美工无法在做日常维护的同时再去展厅中看护那些展品。每年樱花烂漫时，这座樱花道尽头的标本馆会悄然打出一条横幅：武汉大学动植物标本馆欢迎您。“有多少人会来呢？报纸上说今年最高客流量是每天10万人。我们卖5块钱一张的门票，整个樱花节不过收入2万多元。作为一年中最大一笔收入，它要维持标本馆全年的运转。”唐兆子说。

　　2000年，学校通知唐兆子将标本馆搬进一栋新的建筑。这把唐兆子急坏了：“首先是面积，学校只分给我们530平方米，而现在的标本馆有700多平方米，我们怎么往里放？还有，这些标本实在太脆弱了。你看那些鸟抓在枝干上，其实是铁丝从爪部伸进去，一端穿入腿部，一端穿进树枝，别在树枝下的凹槽里。要把它们一个个取下来，太怕弄坏。而且新建筑也是个过渡的场馆，说将来还要搬到别的地方，这些标本哪里禁得住？”从2001到2002年，唐兆子在给学校写报告和找人游说的过程中度过。“这么珍贵的财产，又凝结了几代人的心血，我不想做个罪人啊。我天天夜不能寐，就是想着报告里应该怎样措辞，说明标本馆的意义。”

　　最后，新来的校党委书记读到了唐兆子的报告，批下几个字：动物标本，暂不搬动。唐兆子半开玩笑地对我说：“是我做的长颈鹿标本救了命呢！那只长颈鹿高是3.2米，新建筑只有2.8米，我是砍它的头，还是去它的脚呢？”可是马上，唐兆子不说话了，他把目光转向别处，因为湿了眼眶。

　　我问唐兆子，对于标本馆来说，有没有一段黄金时代？唐兆子提到了1974年这座标本馆破土动工之际。还是在“文革”以前，位于平房的标本馆就已经成了武大对外交往的窗口。1963年，原国家副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陪着阿富汗国王前来参观，看到了这里的情况，尤其是世界上最小的鸟——蜂鸟被很委屈地放在一个角落，建议再盖一个标本馆。新馆是博物馆常采用的框架结构建筑，一共四层，每层高度是5.2米，特别适合来做有飞禽走兽的立体布展。

　　1979年，所有展品进入了新馆，按理说是黄金时代的开始，但由于资金缺乏，情况一直都不是很好。“80年代开始，学校每年有2000块钱拨款，到了1995年，2000块钱也停了，樱花节期间的门票几乎成为唯一经费来源。”1983年，湖北每年4月开始举办“爱鸟周”，这让唐兆子成了媒体咨询的专家，标本馆也成为中小学生接受科普教育的场所。这些并没有改变学校对标本馆的重视程度，也没带来多少经费上的改变。

　　站在馆前，可以发现门口除了正中央的“武汉大学动植物标本馆”牌子外，左右两边还各挂着两块字体较小的：“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边界研究院”和“高级研究中心”、“中国中部发展研究院”。正是这些新成立的机构，占据了一部分本属于标本馆的空间。牵动标本馆命运的，也许是动物学这种基础学科的没落，和能快速带来经济效益的学科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