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公务本色的车改

　　■文/华山

　　尽管在一片争议声中，但从2010年1月1日起，杭州市第二批市级机关单位加入了公车改革行列，新一轮车改启动。参加车改的单位，取消公车，按级别发放车贴，车贴打入公务员市民卡，只能用于与公务交通有关的支出。

　　2010年4月，湖南津市、双峰县、临湘市不约而同低调启动公车改革，掀起一场车改“风潮”。不过湖南这几个地方的车改与杭州不同，他们保留公车，将公务车统一张贴“公务用车”标识，便于让公众监督。

　　尽管一个是货币化车改，一个是保留了公车的改革，但两者有一点相同：在“公”字上做文章。杭州车改试图让车贴真正用于公务；湖南车改试图让公车真正姓“公”。

　　杭州车改：车贴不能变现

　　杭州这次车改的政策和自去年5月1日起杭州市级机关首批20家单位进行的公车改革基本一样：一律取消公务用车，所涉车改单位公车一部分向社会公开拍卖，一部分用于组建机关服务车队，司机妥善分流；所有在编、在职、在岗人员全部参加车改，按级别发放车贴；公务用车可向市级机关公务用车服务中心提前预约租用，或自行解决；车改单位工作人员在车贴使用区域从事公务活动不再报销交通费。

　　杭州车改实行按级别发放车贴，被称为“货币化车改”。

　　车改车贴标准分两大类：一类是一般的市级机关，依照实际工作职务层级共划分为9个档级，最高的是正职局长(副厅级)，每月2600元，最低的是科员、办事员及其他人员，每月300元。另一类是专司执法监察、稽查等职能的部门，适当减少档次、缩小级差，共分为7个档级，最高的依然是正职局长(副厅级)2600元，处级以下每月600元。允许这些车改单位在不突破车贴总额的前提下，根据同一职级不同岗位或同一岗位不同公务活动范围和频率，自行确定处级(不含)以下个人公务用车补贴标准，并报市车改办备案。

　　杭州市发改委副主任、市车改办主任何新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杭州参加车改的公务员发放的车贴，每月全部直接打入公务员市民卡，卡内车贴金额只能用于与公务交通有关的支出，如用于向服务中心叫车后刷卡付费，公交车、出租车、加油站、车辆年检、车辆保险等。“除此之外，不能取现，也不能在商场、超市等地消费”。

　　那么车贴标准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杭州市相关部门提供的资料表明，此次车贴的制定标准以工作职能、责任、公务活动所需交通开支为依据，通过养车法、打的法等多种方法测算，同时以国内南京、哈尔滨等地的车贴标准为参考，最终确定了一套车贴标准。

　　据一名曾参与区级车改调研的工作人员举例，一辆1.8L排量的公务用车，车价在15万左右，月固定成本约为2150元。按单位出60%的标准计算，加上每月变动成本中汽油费540元、停车费150元，最高一级的补贴在每月2000元左右。这位工作人员说，“局级人员在最高补贴标准上提升600元可以理解。”

　　“要想直接改革掉这些人的既得利益难度较大，谁会把装进口袋的钱再掏出来？2600元是个暂行策略。”一位公务员说，“先用补贴换车，然后慢慢削减补贴，最终实现按实际工作量补贴的目标，不可能一步到位。”

　　湖南车改：公车贴标识

　　自2010年4月20日起，酝酿约4个月的湖南省津市公车改革正式“动刀”：全市178台公车，除了贴标识，还规定“人、车、卡合一”，即每台公车只确定一名司机，其他人不能开。由司机本人去加油，司机信息卡与加油卡配套，信息比对合一才能加油。按政府采购签订的协议，加油站有义务举报加油卡营私现象。津市车改有很重要的一条：非工作时间，公车一律入库。配套的处罚措施是，违反禁令将通报全市机关单位，严肃处理。

　　车改后，津市市委书记何英平和市长尹正锡的车率先贴标识。

　　如今，走在津市街头，时不时能看到一些车的前挡风玻璃上贴着碗口大的红纸，上面写着“公务用车”四字，红底黑字，字有乒乓球一般大小。

　　在津市车改第二天，就有人反映有公车在不恰当的地方出现，“开公车去按摩”，后经调查并非如此，但津市纪委并不否认当地存在公车私用现象，他们推动公车改革的一个初衷，就是要把公车与私车区分开，让百姓来监督，让公车真正姓“公”，回归公务车的本色。

　　而公车私用是全国的通病。目前中国公务车共522万多辆，一年共消耗4000多亿元。国家发改委有关调研报告显示，公车使用存在三个“三分之一”：办公事占三分之一，领导干部及亲属私用占三分之一，司机私用占三分之一。媒体此前也曾多次曝光公车接送孩子上学、婚丧嫁娶公车成龙的现象。

　　几乎与津市同步，湖南省娄底市双峰县的256台公车于4月下旬全部贴专用标识；4月27日，临湘市公务车统一张贴“公务用车”标识工作启动。

　　尽管津市公车改革在实施，却显得低调。车改进行了好几天，住在津市市委门口以及对面一家饭店旁的几位居民，都不知道市委院子里研究并实施了公车改革方案。有媒体记者联系当地宣传部门进行采访时，得到的答复是：“这个题材敏感，暂不向媒体公布”，“公车改革刚实施，想出成效后再请媒体”。

　　车改的波及效应

　　杭州的“货币化车改”曾引发争议，争议的焦点是：按级别发放车贴有变相福利化的倾向，正职局长每个月每人2600元的车贴显得过高。

　　一名杭州公务员抱怨说：“按照车改规定，副厅级巡视员每月车贴是2200元，正处级调研员每月车贴是1100元，但他们因公务出去的时间相对较少，而一些实职中下级公务员因公出去办事的时间较多，但他们的车贴却要少了不少，这不公平。”因此，有人认为“车贴是对特权的赎买”。

　　但即便如此，杭州车改的节约效应却显示出来。

　　据杭州相关部门统计，西湖、江干、拱墅、余杭等七区在实行车改前，公车费用为9354.7万元，车改后实际开支为5796.02万元，下降38%。参加杭州第一批车改的有市委统战部、市财政局、市城管执法局等20家单位，一共取消了230多辆公车，车贴费用比车改前公车开支下降了32%。

　　杭州市车改办在车改前做过测算，市级机关现在一辆公车包括司机在内的费用一年约为10万元，一年公车开支为1.2亿元。按照目前方案规定的车贴标准测算，车改后财政支付仅需6099.4万元，财政节约率近50%。

　　对公车张贴标识的湖南临湘方面也表示，“如果新规执行到位，至少可将公车使用费降10%”。去年，临湘公车费用每台至少需6万，还不包括司机的费用。

　　“总的来说，杭州车改迈出了突破性一步，不仅能减轻财政负担，也有利于淡化‘官念’。”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杨建华对杭州车改表示肯定。

　　“在一些全面推行车改的单位，因为公车一辆不留，公车私用等腐败问题也随之销声匿迹，未出现此类举报。”杭州市纪委副书记陈章永说，车改刚刚推行时，有的单位担心一些干部会不会因为没有了公车而减少下基层，影响工作效率和工作作风。试点表明，这些情况没有出现。

　　这方面，湖南车改却遇到了难题。

　　对于津市“非工作时间，公车一律入库”的车改规定。津市财政局副书记、津市车改领导小组成员高毅坦言，这一点可能难以付诸实施。比如突发事件，领导要及时到现场。

　　津市市纪委副书记黄毅明表示，公车改革触及官员利益，目前已碰到一些“抵触”。当津市车改进行到第5天时，黄毅明和几名交警，一大早就守在津市主要路口，专查当地的公车。当天就有3台公车没贴公车标识，有2台公车的标识贴在“刘海”位置(指车前玻璃遮阳膜，被当地居民戏称为“刘海”)，被当场责令整改。

　　黄毅明说，这次改革是要“革领导干部的命”。

　　我国现行的公车管理体制不是要不要改的问题，而是必须要全国统一改，只有这样，才能走出多个地方和部门改革、受挫，再改革、再受挫的怪圈，最终取得我国公车管理体制改革的成功。

　　公车改革：全国齐步走才能成功

　　■文/任建明

　　关于我国公车管理体制要不要改革、如何改革的问题已经讨论多年，很多地方和部门也都先后进行了改革试点，但最终却大多都以不彻底或失败而告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下一步该怎么做？怎样才能成功彻底地改革这种体制？

　　公车改革最大的阻力源

　　我国现行的公车管理体制是一种落后的实物供给制或配给制，弊端甚多且日益严重。一是，财政负担沉重，甚至成了财政支出的“黑洞”。二是形成了特有的“轮子”上的腐败现象。三是公车的广泛配给严重助长了领导干部阶层的官僚习气。四是公车使用效率低下，浪费惊人。这些弊端是由我国现行的公车管理体制造成的，不彻底改革这种体制，这些弊端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克服。有关公车管理体制的特殊性决定了部分地方和部门单兵突进式的改革不可能到位，更不可能成功，而必须要全国统一进行。

　　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年我国已有上海、广东、辽宁、浙江等十几个省(区、市)部分地方以及外交部、国家审计署、国家宗教局等几个中央国家机关进行了公车改革试点。从各地情况看，多数是在乡镇，市(县)以及地(市)政府直属部门进行的改革。从改革的方向和具体政策把握来看，多数改革无疑都是正确的。但绝大多数改革都没有成功，坚持下来的也寥寥无几。探究个中原委，从表面上看，主要是改革始终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由各地或一些部门自愿、自主地进行。而深层的原因则是，地方和部门的主要领导人是现行公车体制的最大受益人或最主要的既得利益者，同时也就成为了改革的最大阻力源。

　　纵观各地、各部门改革试点，都有一个普遍特点，即改革只在基层或中层干部中进行，高层的副职都很难触及到。这种不彻底的、不触及主要矛盾的改革自然受到来自广大群众、包括一般干部的质疑和批评。另外，这种局部式的改革必然形成谁改革、谁吃亏的负激励局面。这是所有地方和部门改革试点受挫、反复甚至失败的唯一站得住脚的原因。像所有其他改革一样，地方或部门改革只能作为试点，要想彻底和成功，必须要全国统一进行。

　　公车改革的必由路径

　　有关开展全国统一公车改革，笔者提出两点具体建议。

　　成立全国性领导小组以推动具体改革，已经成为我国近些年来的一个基本经验。这些年来，和反腐倡廉工作有关的改革领导小组就有全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中央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以及中央治理“小金库”工作领导小组等等。

　　考虑到公车改革涉及到各个党政机关，各级政府，建议全国公车改革领导小组由党中央直接领导，由政治局一名常委担任领导小组组长。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应当包括：中央纪委、监察部、发改委、财政部、审计署以及国家预防腐败局等单位。

　　国家统一出台公车改革指导意见以协调推动全国的改革。

　　第一，制定公车分类及分类管理办法。公车是一个大概念，具体来看，公车应当划分为“公务用车”和“业务用车”两大类。公务用车又包括党政领导干部“个人专车”和党政机关“工作用车”两类。业务用车是指部分党政军机关的特殊工作用车，例如公安、检察、法院、消防、城管、救护以及军队、武警部队用于业务工作的车辆。应当纳入此次公车改革的主要是“公务用车”。

　　第二，框定“公务用车”改革的基本范围。建议只对国家正职、国家副职和正省部级领导保留专车，对副省部级领导保留工作用车。其他所有干部的事实上的专车或工作用车一律取消，纳入市场化的用车轨道。也就是说，正省部级以上领导继续保留实物配给制，副省部级领导适用介于实物配给制和市场机制之间的办法。

　　第三，规定非专车“公务用车”改革的基本方向。对所有非专车“公务用车”，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市场化和货币化。所谓市场化，就是分批拍卖处理所有拟取消公车，之后政府干部用车都依托各类交通市场，私家车、出租车或城市公共交通来提供。作为改革的过渡，对副省部级干部工作用车以及政府需要暂时保留的工作、接待用车，建立政府公车管理机构，进行准市场化的管理和运作。所谓货币化，就是考虑到我国公务员实行的是相对较低的工资制，一些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工作用车需要还比较大，可以考虑按照实际需求，发放一定数量的交通补贴。各地此前的改革试点也大多都是这么做的。但往往发放面积过广，甚至涵盖了所有政府工作人员；发放标准简单化——仅根据职级一个因素来决定车补标准。

　　第四，制定非专车“公务用车”改革的基本政策。一是按照公开市场竞争机制、遵循市场规律的办法分批处理拟取消公车，最大化地保护国有资产。最简单的市场机制就是公开拍卖拟取消公车。严禁任何形式的内部私自处理，严防国有资产流失。拍卖节奏一定要遵循市场规律，防止国有资产出现市场化流失的情况。二是按照节省实际财政支出和民主公开的原则确定货币化车补标准。车补标准是个既敏感又关键的因素，一定要坚持公开民主的方式决定，鼓励使用公开听证的方法。三是车补应按照货币形式全额发放，实行“总额包干、结余归己、超支不补”的办法。过去一些地方曾经在改革中实行过“政府管理、实报实销、结余归公”的办法，只会诱发使用者花掉最后一分钱，造成公共资金的无谓损失，或许还会制造出英国下院议员那样的“报销门”丑闻。此外，还须处理好妥善安排公车司机的分流和再就业；对于改革之后，变相挤占公车，“转嫁消费”等不良现象进行严格监管等问题。

　　第五，按照统一部署、整体设计、分步实施的策略在全国推行公车改革。改革的原则、方向和基本政策必须统一制定。同样重要的是，改革的进程应当是分期分批式的，渐进式的，而不能搞疾风暴雨、一步到位。之所以必须分期分批，有一些实际的考虑，比如，大量公车不能短期集中投放市场；公车司机分流和再就业也需要一个过程。

　　公车改革只是整个职务消费改革以及公务人员薪酬福利制度改革中的一个部分。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已经提出了“规范职务消费，加快福利待遇货币化”改革的基本要求。本轮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公车，但也很有必要鼓励一些地方试点全面的职务消费改革甚至公务员薪酬福利制度改革。湖北省一些地方当年的改革试点除了公车外，还包括公务差旅、考察培训、会议招待等项，已经涵盖了职务消费的主体内容，即是一个很好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