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特稿】：永远到不了的岸

　　本报记者 张伟

　　关于太平轮的记忆，其实与“太平”毫不沾边儿：它在一个不太平的年月里往返于上海和基隆之间，装运过许多关于离散和逃亡的故事，然后带着上千条生命和他们的悲欢离合，沉入大海。

　　但那时候，张典婉还没有出生。她没有见过太平轮，如果不是她的养母念叨了几十年，她甚至有可能不会知道那条沉船，更不会花费十年时间，忍受许多拒绝、白眼或呵斥，把与太平轮有关的故事一点点抠出来，拼凑完整。

　　作为一艘货船，太平轮确实已经过去很久了。它曾常常停靠的上海码头早就不复存在，变成繁华的城市腹地；当年报道过它的报纸停了刊，夹进图书馆和档案馆布满灰尘的纸夹里。距离它沉海已经过去61年，许多人已经在用“旧事”这个词来形容与它有关的故事。

　　但张典婉越来越相信，关于那艘船的故事并没有结束，而是散落在许多人记忆里。她把这些故事拍成纪录片，写成书，试图借此记录一代人的流亡经历，并作为衡量那个年代的一把标尺。

　　故事里那些人，大多数并不伟大，甚至算不上成功，但张典婉觉得，这些小人物的命运，不应该被夹杂在历史的洪流里轻易地遗漏掉。因为这个有些瘦小的女人固执地认为：“历史并不只是由伟人的丰功伟绩堆叠的。”

　　战乱年代的渡船

　　太平轮沉没的时候，王兆兰才16岁，母亲带着她和3个弟弟妹妹，离开上海豪华的楼房，到台湾寻找提前迁走的父亲。当时，太平轮并不是这一家5口的首选，王兆兰的父亲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因此，母亲曾经为这次旅程先后预订过另一班轮船和一架飞机。

　　太平轮是在1948年7月15日开航的，每周一班。在当时，每天往返于大陆和台湾两地的轮船约有50艘，它载重只有2050吨，并不起眼。

　　不过，在那个当口，包括太平轮在内的渡船都已经是一票难求。从这年秋天开始，来往大陆、台湾两地的商人，撤退的士兵、公职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以及逃难的百姓一起涌入上海，并打算从这里渡海。而船上除了装人，还要装上衣柜、建材、文物甚至银元券。按照票面印刷的价格已经很难买到船票了，再加上纸币每天贬值，想买一张票，往往要动用黄金才行。

　　一名当年险些登上最后一班太平轮的女士，向张典婉描述过她当时在上海见到的场面。“码头边，拉着黄包车的车夫，急急按喇叭送客人上船的司机，一箱箱准备运到台湾的木箱，被吆喝着抬上船。”

　　乘坐轮船渡过海峡的人们，有时不得不在枪炮声中启程。他们心里，有莫名的恐惧，也有对未来的期盼和想像。张典婉曾听人提及，船开离上海，有些年轻人站在太平轮上，一边唱着“夜上海”，一边遥望着远去的上海滩。他们中许多人向往着“景色优美的台湾”，就此告别故土，再也没有回去过。

　　不过，作为那段艰难时日的美好回忆，另一些故事也被留传下来。比如，某位小姐是在航行中认识了神气的船长，并最终结为夫妇，他们的儿子特地撰文回忆这段佳话；而一个叫杨太平的人，则是在太平轮颠簸的航程中出生的，他的母亲大喊大叫，才请来人帮忙。

　　轮船所连接的，只是这场艰难迁徙中最后一段路程。在此之前，奔赴异乡的人们往往要经历更多。有人先乘坐火车一路往南，但挤上火车并不容易，车厢里挤满了，就往车顶爬，车顶也人满为患，只好抓着栏杆往上闯，有时候是“先生把太太抱起来往上丢”。还有人要搭着小船来到外海上才能上船，结果甲板上也满是人，躺都躺不下，就连上厕所都很难挪动。

　　等上了船，没有栖身处，很多人只能窝在过道边的一角，因为晕船而吐得死去活来。有人因为船漏水得了风寒，还有孕妇在船上生产，小孩生出来就死掉，用军毯一包，扔到海里。

　　在这种慌乱的光景里，王兆兰一家为了早点见父亲，最终赶上了太平轮。和他们一起登船的，还有做羊毛生意的叶伦明，以及其他1000多名各怀心事的旅客：既有再普通不过的平民百姓，也有身份显要的将军、省主席，以及袁世凯的孙子、东南日报社社长、国立音乐学院院长等。

　　船上挤满了渴望团圆的人们。那是在1949年1月27日，第二天就是除夕，这是年前最后一班开往台湾的客船，许多人相信，自己很快就会与亲人一起吃年夜饭，另一些则心神不宁地等待着未卜的前程。除此之外，船上还装着迪化街的南北杂货、政府机关的报表文件，以及600吨钢材、中央银行的80箱卷宗、药铺的中药、商铺的账簿、五金、铁钉，外加东南日报社的一整套印刷器材和印报纸。

　　张典婉后来了解到，这一班太平轮，登记在册的旅客只有508名，但实际运送的旅客超过1000人。到最后关口，人们各尽所能：有身份的人拿名片，认识船员的人托关系，另一些人则只能出高价，买到一个没有船票的位置。因为人和货物太多，原本打算上午启航的太平轮，直到下午四点半才开动。

　　在经过几十次航行之后，这艘中型货轮已经有些陈旧了。据说，它当时已向船厂登记过，准备换钢板，调船壳，并加以修理。

　　不过，起码这一次没有赶得上。风平浪静，太平轮晃晃悠悠地离开上海，进行它的第35次航行。船上其中一名乘客后来回忆，他在入睡前还相信，等他和家人睁开眼，就能“见到四季如春的宝岛”。

　　母亲的太平轮

　　张典婉的养母司马秀媛是在沉船发生一个月前，搭乘太平轮到台湾的。当时，这个上海富商的女儿拎着一个箱子，抱着两条狗上了船。

　　这段经历成为张典婉记忆中家庭餐桌上的固定话题。在乡下那间房子里，每当那个上了年纪的上海女人摆下刀叉，她常会不厌其烦地重复道：这是坐太平轮带过来的哟。而故事的结尾通常是“还好我没坐那班船”之类。这时候，张典婉总要私下里嘀咕，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此，从刚记事的时候起，张典婉的生活里“就有一艘太平轮”。她还从养母的絮叨里得知，那艘船后来沉了，淹死了上千人。

　　在台湾，司马秀媛嫁给了一个客家人，过着并不富裕的生活。不过，这个昔日上海大小姐固执地保留着从前的生活习惯。她喜欢穿旗袍，坚持自己做吐司、泡红茶，煮咖啡而又没有滤纸时，她就用白纱布代替。她和上海中西女校的校友们坚持每年聚会，一帮老太太聚在一起，穿着旗袍，用轻柔的声音唱“夜上海”，这个场景张典婉一直牢牢记着。

　　直到2000年司马秀媛去世之后，张典婉才逐渐领会到，她们“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纪念上海，纪念一种失去了的生活”。在养母从未给她看过的箱子里，张典婉看到了她当年乘坐太平轮带到台湾的东西：几根用布袋包住的金条、一个上海身份证、一张地契，和一个记满了电话的小本子。电话号码只有四五位，早就过时了，无法拨打。

　　张典婉“仿佛突然明白了母亲为什么要给我讲太平轮”。她决定开始搜寻这艘船，以及随它一起沉没的那些家族故事。而她更大的野心，则是要“讲述我母亲那一代人的流亡”。

　　这种流亡的故事，在她成长的过程中随处可闻。她的许多长辈，都是乘坐太平轮到台湾的。而她后来才得知，短短不到半年时间，仅乘坐太平轮到达台湾的人就有3万多。

　　然而，经过了几十年时间，那段故事已经模糊了。最初，她只能从书籍和人们的讲述中得到一些线索，到2004年，张典婉受邀参加拍摄一部关于太平轮的纪录片，这段历史才真正开始向她展开。

　　她往返大陆、香港和台湾之间，寻找幸存者和遇难者的家属，并且到图书馆、档案室搜寻当年的资料。第二年，这部纪录片播出，但里面呈现的故事并不丰富。当时，她甚至根本找不到一个在那场海难中活下来的幸存者。

　　根据事后的官方统计，最后一班太平轮的1000多名乘客，只有36名获救。此时，太平轮沉入海底已经快60年了，太平轮连接的两岸也各自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谁知道这些幸存者各自经历过什么，是否还在人世？

　　沉船

　　61年前，在太平轮沉没前拥挤的船舱里和甲板上，乘客们能深深体味战争年代特有的紧张和慌乱。船一直平稳地行驶，但为了避免被军队拦截，它一度关了灯，也不鸣笛，还不时改变航线，抄小路行驶。

　　但流落他乡的人们也终于禁不起佳节的热闹，船上逐渐开始喧嚷，人们吃喝、打牌，连大副和二副也参与进来。为了这趟航程，船员们还特地采购了玛琪琳、咖啡、培根、海蜇皮、啤酒和汽水这些应景食品。天气很好，幸存者在事后回忆，当天晚上“海象极佳，无风，无雨，也无雾”。

　　在这样的热闹中，王兆兰靠在母亲怀里睡着了，而叶伦明则在和朋友们一起吃饭。11时过后，叶伦明站起身来替朋友们盛饭，大约在同一时间，满载着木材和煤炭的货船建元轮迎面开来，并与太平轮相撞。

　　张典婉后来翻阅了幸存者提供的自述文件和法庭证词。她发现，这些大多只有一页纸的陈述并没有提供多少细节。不过，当时的《大公报》采访了几名幸存者，记下他们的经历：“被船压倒海里，吃了很多水，挣扎着浮到水面抓牢木板或箱子，又被浪打翻，这样三四次，幸亏体力好，后来爬到木板上，半身都浸到水里，寒气逼人，手足都冻僵了。”

　　王兆兰至今仍记得母亲最后对她喊的那句话：“抓好妹妹。”从梦中惊醒时，她发现自己身处正在下沉的甲板上，四周到处是挣扎和呼喊的人，但很快，温度越降越低，呼救声逐渐变弱。叶伦明趴在一个沉浮的木箱上，熬到天明，才被一艘外国军舰救起。

　　张典婉把这些都写在自己的书里。她记下这个过程中温暖的依存相助，也记下了“人性的丑恶”。比如，有人曾回忆，有人拿枪指着别人，要求让出木板，还有的不顾身边的求救者，划着救生船扬长而去。

　　能撑到天亮时分的人有幸等到了救援。政府派出了轮船和飞机进行打捞，一艘外国军舰救出了大部分幸存者，附近的渔民也划着舢板来救人，不过他们大多只见到了“漂浮在水面上的木箱子”。王兆兰活了下来，但她没有抓住自己的妹妹，也再也没见过母亲和另外的弟弟妹妹。

　　没有人知道具体有多少人遇难。船上有一多半乘客，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更不用说他们各自藏在心里的希望和梦想。

　　获救者被安顿在医院里。按照张典婉的解读，他们以此为起点选择了不同的方向，但在那时候，大多数人并不能完全控制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