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字塔中层：左手实业、右手“投机”

　　浙江平阳的煤炭商人林文最近“很受伤”。本来属于他和其他合伙股东的1亿元赔偿资金，目前到不了手，还躺在山西某地方政府的账户上。

　　和大多数浙商一样，由于做实业起家，林文的投资偏好也倾向于实实在在的东西，比如房产和矿产。

　　“矿产和房产，放在哪里都不会消失”。林文的想法代表了很多浙江商人的想法。不同于一些醉心于炒房、对做实业没有太大信心的小企业主和普通炒房者，林文的资产相对雄厚，他对投资矿产资源有一种天生的狂热。

　　据浙江省工商联统计的资料显示，截至2009年10月，浙江全省有超过1000家企业在投资矿产开发，投资总额在5000亿元以上。“浙江传统制造业的边际收益已经很小，要想把2个亿的规模做大到3个亿，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显然很难做到。”林文说。

　　21世纪初，全国能源短缺，煤炭价格飞涨。特别是在2002年以后，国家取消电煤指导价，煤价开始逐步市场化，煤价涨得超出很多人的预期，占市场一半的电煤价格由2002年的150元/吨左右涨至2010年的600元/吨。

　　沿着地方政府的政策引导，2001年，当浙江人扎堆山西炒“黑金”时，林文也便携千万元资金穿梭于山西的煤矿之中。据林文介绍，当时山西60%的中小煤矿都掌握在浙江人手中，到2009年，浙商在山西投资煤矿的企业超过450家，投资总额约500亿元。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统计资料显示，在山西仅由温州籍投资者经营的中小煤矿就有300多座，年总产量2000万吨以上，占山西煤炭年产量的45%、全国的1%。

　　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因为产煤大省的山西欲提高煤炭产量却苦于资金缺乏。长期以来，浙江民间雄厚的资本一直是一些中西部地区政府垂涎的“肥肉”。他们在积极“跑部钱进”、争取国家投资项目及资金的同时，也一直积极“跑温求金”。周德文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近年来，各地政府纷纷东进，“在温州几乎每个月都有80多批县级以上政府到温州招商引资，我经常一天接待3～4批各地的领导。”作为温州民间投资协会会长和温州中小企业协会的会长，周德文的背后也是千亿的民间资本。

　　“2003年以后，山西省各级政府成群结队到温州来招商引资，大量招商引资说明是政府希望你来投资，而不是我去投机。”周德文说。

　　浙江民间资本在国内扩张的过程，与各地招商引资政策一拍即合，其规模也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扩张。浙江民间资本的进入迎合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地方政府回报的则是政策弹性。

　　“三五十万元一座煤矿，自己有钱的话就掏腰包买，没有的话就叫亲朋好友入股投资。只要有矿就百分之百地买进。”林文当年50万元买的煤矿，到2008年煤矿投资高峰期时转让价格是1亿元，短短几年增值近200倍，这还不包括挖煤所赚的钱。

　　煤矿的增值速度令浙江民间资本心驰神往。据浙江银监局调查，仅浙江平阳县的水头镇，80%的民众都参与省外煤矿投资经营，资金规模达300亿元。他们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民间借贷，或以个人抵押、个人经营性贷款和部分保证贷款，通过银行间接融资。

　　上世纪90年代，平阳制革业繁盛，成为亚洲闻名的皮革之都。2002年，当地政府着手治理污染，关停了一大批家族作坊，积累下的民间资金开始正式流向煤矿。自2003年起，中国的煤炭价格持续走高，汇入煤矿投资的资金流也越来越大。到2005年，平阳的教师、机关干部、银行职员等都前赴后继地加入“炒煤”大军。在平阳当地流传一个说法：每10个平阳水头镇人就有8个搭股在山西煤矿里。也就是说，在平阳水头镇这个人口不过30万的小镇，按50%的保守估计，至少有20万人在山西投资煤矿。“村里几位老太太连自己卖土鸡蛋攒的钱，都投到了山西。这样的跟风进煤矿的情形在平阳、苍南两地非常常见。”林文说。

　　2004年，煤矿安全大整治、资源整合和资源税改革等政策的出台令小煤矿举步维艰，林文和很多浙江商人一样，开始把资金从煤炭领域抽出。

　　但是，到2006年，山西省进行煤矿产权改革，民间经营煤矿获得了山西省政府的认同，山西省政府甚至宣布：只要足额缴纳资源价款，煤老板们就可以将手头的矿一直挖到穷尽。

　　随着政府态度的变化，2007年前后，晋煤又一次成为浙江民间资本投资高峰。2008年初，林文再次联合其他两个股东在山西陆安买下一座年产10万吨的煤矿。“买矿花1个多亿，一直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买矿之初，林文慎重地考虑了政策问题。当时最具权威的文件，是2006年6月国务院颁发的《国务院关于同意在山西省开展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意见的批复》，以及2007年3月山西省颁布的《山西省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措施试点工作总体实施方案》。当时林文觉得：“矿的储量有3000多万吨，应该不会有什么风险。”

　　按当时的政策，山西煤改将于2010年年底完成，他有近两年的时间可以用来做准备，让他的煤矿能符合标准。但令林文始料未及的是，山西省于2009年4月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晋政发[2009]10号文，下称10号文)，将矿井数量控制目标由1500座下调到1000座，要求煤矿必须达到年产90万吨，并且把整改期限提前了一年。

　　“基本都退出了。”林文很无奈，浙商在山西投资的煤矿基本都被兼并，“一般都是拿钱走人。”

　　在“10号文”发布后，林文于2009年底与山西一国有煤矿签订兼并协议，“给我的价格还算可以，在1亿左右，很多人一两亿的投入只给作价了几千万，投资两年不仅一分钱没赚到，本钱还赔了不少。”

　　但是直至2010年5月《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林文的时候，他仍然没有拿到兼并款，接受完采访，林文就从上海奔赴山西接着去要钱了。“作为商人，我们从来不怕市场风险，最怕的就是政策风险。政策一日三变，让你摸不透。”

　　据周德文估计：这次山西煤改，有500亿浙江资本深陷其中，损失超过150亿。

　　“我不想评价这次煤改，只想把兼并款拿回来。”林文和其他三个大股东投入的1亿多元，大多是高息从民间借来的，涉及到上百个家庭，这两年多光利息就有两三千万。“浙江民间借贷很讲诚信，从银行借了钱不还，无非是打官司，可如果在民间借贷不还，你在当地就永远立不住脚了。”

　　不过即使是煤矿被低价兼并重组，林文们也并没有纠缠得“鱼死网破”，甚至连吵架的工夫都不愿意浪费，就风风火火地赶往了下一个“淘金地”，多少体现出一个浙商在风险控制意识和止损执行上的与众不同。

　　林文很快就转移了一部分资金瞄向农村，投资建设了一个农业生态园，做观光农业，并准备进入农产品的深加工。“煤老板不当了，做地主了，农业是政府高度扶持的产业，政策变化应该不会太大。”此外，林文和他的合伙人继续寻找矿产资源，在贵州六盘水、毕节，除了煤矿，他们还准备投资金属矿，“有资金，就去投资，而且这两年，最熟悉的就是资源性投资了。”

　　而和林文一样煤矿“淘金梦”破碎的老板朋友，有的则把目光盯向了海南“国际旅游岛”。就在2009年底山西煤改令他们受挫的时候，2010年1月4日，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关于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在山西“受伤”的浙江民间资金闻风而动。

　　2010年春，海南房价在多种力量作用下暴涨。

　　金字塔顶端：进入垄断行业很受伤

　　浙江东南某县的商人王基正一字一句地读着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刚刚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打印出来的纸上写着，“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明确禁止准入的行业和领域”。其中，交通运输建设、水利、电力、石油、电信等国有垄断行业均鼓励民间资本参与。

　　“石油谁不想做，银行谁不想开？”王基正放下这摞纸，心绪复杂。

　　浙江民间隐形富豪多，很多自己的企业法人都不是自己，根本没有办法估计他们的资产。王基正就是这其中的一位。他在浙商金字塔的顶端，另有一番完全不同于中小企业主的“炒”的方式和滋味。

　　在王基正看来，房地产、煤矿虽然热门，但比这些更好的投资对象也不少。比如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垄断领域，但是，本该是民资不错选择的垄断领域的相关行业，却由于高度的政府管制与国有企业的垄断等很多限制，民营资本无法通过正常的市场途径进入该领域，无法享受到与国有企业同等的政策待遇，一直以卑怯的姿态想拱身而入。

　　事实上，早在20多年前，王基正就参与了他的家乡的国道建设。那个时候他还不到而立之年。王基正初中一毕业就开始自己做生意，从皮革到海产品，掘得第一桶金后，转战上海做房地产，建了淮海路上有名的商业广场。

　　在他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家乡县政府的人找到他，希望他能回乡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当时的县城，一条国道从县城穿插而过，路道狭窄，路面坑坑洼洼，过往车辆天天排起长龙。县政府决定从县城西面打通一座山，让国道绕城而过，但是苦于资金短缺。

　　1993年，王基正的公司开始投资兴建这个隧道工程以及县城改道，历时近七年完工，投资近3亿元。那个时候，3亿元的确是个天文数字。

　　当时，王基正和当地政府协商采用了“BOT”投资模式。BOT投资模式是20世纪80年代在国际上兴起的一种新的投资合作方式，是“建设—经营—转让”(Build-Operate-Transfer)形式的简称，指政府将那些急需建设而又缺乏资金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如公路、桥梁、隧道、港口码头、供排水系统、废水或垃圾处理等建设工程项目，通过招标或洽谈，签订特许协议，由某些民营企业负责筹集资金，建设政府急需的特定工程。民营企业在项目建成后的特定期限内，拥有、运营和维护该项设施，有权通过收取使用费或服务费回收投资，并且获取合理的利润。特许权期限届满后，该项设施的所有权即无偿移交给政府。

　　王基正的公司依照和政府的合同设卡收费，经过的小车为15元/次，大车按吨位大小相应提高，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收费至2017年。计算下来，这是一个获利颇丰的项目。

　　但是到2007年，基于某些原因，政府撤销了收费站。“近年已有获利，但仅是微利，如果当初将这笔巨资投入其他产业，早已获得丰厚回报。”王基正对政府的朝令夕改心里多少有些怨言，而且这也影响了整个集团的财务状况，但对这次的撤销，他还是接受了，“毕竟这里是我的家乡。”

　　2010年5月的“新36条”，又一次让垄断领域的大门向民间资本开了一条缝。但是王基正在琢磨：机会是不是真的来了？“垄断领域的利润很吸引人，但是我更希望国家能保护我的产权完整和资本安全。”同时，他仍然觉得，现在政府主导型的经济模式还没有完全改变，“如果给民营企业做的是鸡肋项目，我还是不会进入。”

　　相对于进入垄断领域带来的强烈不安全感，王基正现在还把目光瞄准了新能源、新材料、新环保，凡是与“新”有关的能源产业他都感兴趣，他的产业资本想谋求转型。  ★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柯秀兰、林文、王基正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