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高新武先生

　　他改变了台湾司法，提升、带领了一代法律人的格局、看法；他带头首启两岸政党对谈，4年前就为国共会谈铺路

　　特约撰稿  谢启大

　　2010年5月3日高新武先生辞世，年仅61岁。他是我最尊敬、最佩服的老师，也是改变我生命的师分长。谨以此文写出我所认识的高先生的部分点滴，并对他表达我最深的感激与永远的怀念。   

　　使军法审判不再是黑幕

　　结识高先生是在30年前，司法官训练所第18期培训中。还记得高先生曾说过：“司法多年来只在拍苍蝇，不敢打老虎。我们日后要打老虎。”到了实习阶段，我与几位同学争取与高先生同在新竹法院、检察署实习半年，目的就是希望从他身上学习到指导法官、指导检察官教不出的那种司法理想与精神。

　　后来从高先生口中得知：他在服兵役时期，亲眼见到营中一名士官因为酒醉搭乘出租车，与出租车司机起了冲突，下车未付出租车费。此事最后军法以抢劫罪判处死刑。高先生当时只是司令官身边的一名士兵，虽代为据理力争，仍然没有抢下这条命。他目睹军中对待那些无钱无势的军人，在军事审判中的不公不义，才立下志愿选择退役后进入法律系就读，希望日后能帮助司法中无助的人。

　　因此当高先生带领我进入“立法院”，他给我的第一道修法指令就是：“修改陆海空军刑法、军事审判法中不合理处。”我直到当到第3届，在第8、9年“立委”任内，才有机缘亦才具备实力，得以撼动“国防部”提出的军事审判法及陆海空军刑法修正版本。面对当时的“国防部长”唐飞一再地与我商议，我还是坚定不移地在军事审判法中加入：“军法判处死刑、无期徒刑者，应依职权将全案移送司法机关复审；判处有期徒刑者，经当事人申请，应将全案移送司法机关复审”，使军法审判不再是黑幕。

　　陆海空军刑法为1929年军阀时期所制定的法律，沿用至今，时空背景已有极大改变，规定显然已极不合理，刑度太重，且规定有44个唯一死刑罪。“国防部”于2001年提到“立法院”的修正案版本，仍相当保守，并留下22个唯一死刑罪，在二读中，为我挡下。最终依照现行军事形势，从新订立各种军中犯罪型态及处罚，并将唯一死刑罪降为二个，且限制战时使用。后来才知道：当2001年10月2日陆海空军刑法新法施行时，当时就救下十数条待枪决的人命。

　　“毛孩子”断人生死

　　1982年，我们18期刚离开司法官训练所，尚属刚踏入司法界的候补法官、候补检察官。高先生在桃园地检署任候补检察官，因为接到一封被虐雏妓的求救信，他查知当时桃园地区色情业黑道与当地检警白道挂钩极深。于是未惊动当地警察，悄悄调来外地警察，连夜带领外地警察扫荡桃园风化区长美巷。当晚救出不少雏妓，也抓到人口贩子、老鸨等多人，经连夜侦讯。但当夜深，高先生返回休息后，居然所有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及已制作完成的笔录均消失不见。只有其中两位少年犯，由少年法庭法官谕令收容在少年观护所中，这些与黑道挂钩的白道无法将其释放。可是，当高先生讯问这两名少年犯时，检方高官却以违法办案，扣上罪名，准备将办案的高检察官移送法办。

　　据知，当时移办高检察官的起诉书已经完成。应当是得着上天支持，居然一位桃园色情界大姐大的记事本遗失，上面记满与之往来的白道高官资料，被一位热心人士捡到将它交给高检察官，因为这本记事本使高先生有了与白道抗衡的筹码。他告诉我：“最后某位司法高官(姑隐其名姓)低声下气请我配合，要求我同意调离桃园，给‘法务部’一个面子。”这就是当时司法界的写照。

　　高先生因此调到新竹地检署任职，我也调到新竹法院任职。

　　高检察官法学造诣极高，办案能力极强，又具有人格魅力。新竹地区的司法工作者，许多检察官、法官、调查员及警察均尊他为老师，向他请益学习。高检察官亦毫不吝惜地将许多经验传授给愿意学习的检、警、调同仁。受到他的影响，新竹地区司法界逐渐清明。

　　高先生常指出司法太注重文书作业，而忽略应以帮助当事人解决问题为主要目标。他常说：“司法人员大部分时间、精力都花费在写作司法文书(判决书、起诉书、不起诉处分书)上，而鲜少把时间花在用心帮助当事人解决问题上。”高检察官对每一个案件，不分大小，总要把事情彻底了解、帮助当事人解决纠纷才罢休。但事情解决，当事人高高兴兴回去了，他却还需要书写不起诉处分书才算结案。这也是虽然“法务部”对外喜欢用“未结案太多”非议高检察官，但当事人及地区民众却对他有极高评价的原因。

　　高先生最诟病的是：“司法界为解决人力不足问题，每年让刚踏入司法界，毫无经验的年轻司法官由办案件中学习经验。这是拿人民开玩笑，更是司法乱源起因。”他以自己作例子，批评自己当年刚出道，还是涉世未深的“毛孩子”，就必须断人生死，现在思之，尚毛骨悚然。所以他对如何重新建构司法人员合理的养成、培育过程，看得非常重要。

　　“吴苏案”风波

　　高检察官很早就体察到：司法界不可能容得下真心改革者，留在这个体制内已不可能有所作为，因此他多次提出辞呈，但都被后来上任，敦厚、温和的“法务部”施启扬“部长”慰留阻挡下来。当萧天赞“部长”上台，高检察官辞职已无阻力，他决定先为司法做出一个贡献再走。

　　是时，新就任的“司法院”林洋港“院长”非司法界出身，不熟悉内情。“司法院”高官借机别有用心安插自己人进入官僚体制，形成共犯结构。在司法界素有不良风评的法官吴天惠，就此接掌主管司法风纪的第四厅厅长(相当于“部长”级官员)。吴天惠与配偶律师苏冈利用此身分，由苏冈出面接办案件，以能帮忙向司法官游说为借口，收取委托人巨额费用。

　　高检察官先向检察长报告此事，但由“法务部”、“司法院”转下来的指示，却是“不要让这些基层检察官胡来”，这使厚道的刘检察长非常为难。为不连累长官，在刘检察长尚未下达交出案件的命令前，高检察官连夜带领调查局肃贪组组长黄宋呈，调查员林芳婷、李歙明到吴厅长家门外等候。早上当吴天惠步出家门，要去“司法院”开司法节庆祝大会时，出示拘捕令，将吴天惠、苏刚夫妻带回新竹地区，先在派出所讯问，完成立案程序。当天恰巧是1989年1月11日司法节。

　　侦讯行动为自立报记者王元培无意间碰到，他无私地通知其它二大晚报(联晚、中晚)记者林家琛、何高禄。当天下午三大晚报同步刊出此新闻，司法界再也无法压下此案。

　　此后4个月办案过程高潮迭起、险象环生，危险全来自司法高层。新竹地检署全体检察官(除检察长及一位主任检察官外)站出来表态：“反对‘法务部’要高检察官交出此案的命令，支持高检察官继续侦办此案。”新竹地院法官多人也站出声援高检察官。在舆论强大压力下，“法务部”不得已勉强同意：组成含高检察官在内的三人侦查小组，完成该案的侦查起诉工作。

　　该案起诉进入新竹地院一审时，肃贪庭三位审判法官中，两位是“司法院”能掌控者。一审判决最后是：“苏冈有罪、吴天惠无罪”。接着，“法务部”准备以高检察官违法越区拘提为由，展开对他的整肃。

　　支持高检察官的新竹地院4位法官袁崇桢、林敏泽、孙天麒及我首先辞职，丘太三检察官随即亦辞职抗议。接着三位随同高检察官办案的调查局调查员亦提出辞呈。在社会舆论全面肯定支持下，“法务部”、“司法院”整肃行动无法展开。

　　在年轻人心中播下种子

　　办“吴苏案”前，社会大学董事长吕学海已邀请高检察官到社会大学演讲，时间数月前排定。但在与“司法院”冲突达到最高点时，就是高检察官演讲日。当天容纳千人的演讲会场涌入数万人。高检察官步上讲台前，我看到他沉思十数分钟，定下当晚演讲主题：“俟河之清”。因为，当此改革浪潮掀起时，政治界亦出现暗潮，高检察官察觉已有政治领导人想藉此事件排除政治异己。高先生不希望自己掀起的司法改革运动被政治利用，他在当晚演讲中直陈司法弊病，但却对“司法院”林洋港院长作出善意的吁请，希望他带领司法改革。虽然这个希望最终落空，但却成功地避免战火波及。

　　最后除了袁法官、我及三位调查员接受慰留(袁法官后来被司法院评鉴为最优秀法官)，高检察官及其他辞职者均坚定离去。高检察官在离职前，接受三所大学学生会邀请到校园向学生演讲。每场听讲学生均逾万人。高检察官向他们呼吁，希望他们将来能立志匡正社会。

　　三场演讲结束，他宣布不再演讲。我惊讶地问道：“改革尚未成功，岂可放弃？”他答道：“我已经在这些年轻人心中播下种子，等他们步入社会、进入司法圈，站定脚步。6、7年后，下一波的改革会由他们带起。”

　　果不其然，1994年，台中地检署朱朝亮、吴文忠、李庆义等检察官站出来，公开拒绝执行来自“上上级”指令。第二波司法官自主发动的司法改革浪潮再度掀起。带头者即有“吴苏案”时期，在新竹院检跟随高检察官实习的司法官。

　　事后，国民党又在1995年，“立法院”第一会期末法案清仓时，趁混乱加入《刑事诉讼法部分条文修正案》，该案在三读前被挡下。最后大法官解释：“检察官拥有羁押权违宪；刑事诉讼法此部分规定应全面修改。”自此开启岛内司法对人权保护的一大步；但检察官权限则大幅限缩。

　　随后，检察官自主成立“检察官改革协会”。成立初期，主要领导者向已离职多年的学长高新武检察官请益。我听到高检察官勉励这些后进：“争取检察官制度的改革，必须立足在：争取检察官更有能力为人民、为社会作出贡献；而非争取检察官权力、福利。否则必定会被民众所唾弃，而得不到民意支持。”

　　台湾需要扶植出一个反对党

　　退出司法，高先生拒绝了许多工作的邀请，最终他有感于自立报系吴丰山社长的诚意，进入自立早报当副总主笔。有一天他向我借六法全书及刑法课本查资料(他已将所有法律书籍清出家门)。第二天自立早报社论(高先生执笔)，直指：“……刑法是行为刑法，所有条文均只处罚犯罪者行为；但刑法一百条内乱罪，却处罚犯罪者意图，应予修改。”受到这篇社论影响，事后刑法一百条成功完成修法。

　　一年后，高先生还是选择回家读书，不愿再为五斗米折腰。

　　“吴苏案”结束时，高先生在台湾社会声望极高，当时正值“立法院”全面补选增额“立委”，是进入政治的大好机会。当时许多不满国民党一党独大的民主理想追求者，邀请高先生从政参选“立委”，亦曾请他接受不分区“立委”位置，高先生一一婉拒，他还郑重地与我们这些追随者相约：“这段期间我们绝对不借势参选，以免被人扭曲我们司法改革的动机。”

　　当时民进党刚组党，成员多属民主理想追求者，高先生是他们希望交往的对象，在高先生家中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新竹地区选举时，更常见他们向高先生请教选举策略。

　　是时，台北县长选举，民进党推尤清参选，选情紧张。选前最后一夜造势演讲，他们请出高先生助讲。高先生面对数万激情群众说道：“国民党是个混蛋党！”台下群众一片欢呼。接着他说：“民进党也是个混蛋党！”台下群众立即愕然，鸦雀无声。他再说：“但是，政治上，两个混蛋恰恰好！”台下群众爆发如雷掌声。

　　这就是高先生的政治理想：“台湾需要扶植出一个反对党，才能对执政的国民党作出有效的刺激与节制，也才能帮助台湾走上真正民主的道路。”

　　但是，当民进党提出台独党纲后，高先生断然拒绝再与民进党交往，因为高先生自始至终是“大中国思想”。

　　两岸关系在经国先生过世前已逐渐往开放方向发展，但高先生察觉国民党领导人李登辉有台独倾向。他担心李登辉为达到台独目的，不惜利用手中权势制造两岸误会，如不小心擦枪走火，极可能挑起两岸战端。他不忍见台湾生灵涂炭，更不希望其它国家可以藉词声讨中国大陆，使我中国等待二百年的崛起机会丧失。

　　因此他严正地告诉我：“我们是为此踏上政治。必要时，我们需要为国家做些事。”这就是高先生放弃清静生活，蹚政治这池浑水的原因。

　　可以离开政治了

　　1992年，民进党台独势力坐大。有一天高先生突然把我找去，态度严肃地告诉我：“现在需要有人进入‘立法院’，你准备辞职参选。”这对我真是晴天霹雳，平日生活只在司法工作、三个子女及关心某一社会公益(当时关心少年犯罪防治)圈中打转；政治、“立法院”对我遥远且毫不相关。

　　基于对高先生百分之百的信服，也深受高先生教导：“上十字架，没有推诿！没有谦让！”我辞职投入选举，高先生与我也由朋友转为师徒关系，我开始跟随高先生进入“政治学徒”生涯。

　　6月，在新竹市，高先生带领我投入“立委”选战。有趣的是：不仅司法、警察、调查人员私下避开机关约束加入帮忙，甚至被判刑、坐完牢的黑道角头，也因为对高检察官的尊敬，不求回报地暗中相助。高先生操盘一切选务，奇迹似的打败国民党主流、非主流两位候选人，在新竹市拿下近24%的高票，将我送进“立法院”。

　　1993年8月新党创立，因为政治理念相同，在创党人赵少康先生邀请下，高先生带领我加入新党。当天他击案高歌，一般人无法理解，但我知道：他是追惜从此失去自由清静的恬淡生活。政治中充满尔虞我诈，即使在刚创立，被社会公评为最清廉、最有理想的新党也不例外。

　　高先生何等聪明的人，他对每件事看得清清楚楚。他的政治洁癖、他不喜欢与人争利的个性，使他最终选择保守、被动。这是新党的损失，更是泛蓝力量的折损(当时还没有“泛蓝”一说；此一名词是在国民党失去政权时，高先生为防止国民党再度分裂而创)。

　　2000年3月18日晚上，国民党主席李登辉成功地帮助民进党的陈水扁当选“总统”，将执政权转移给民进党。我在新竹高先生家里从电视中看到：泛蓝群众悲伤无措地聚集在宋楚瑜竞选总部前。当时，高先生平静地向我下达指示：“将群众引导到官邸，口号：李登辉下台负责！”他说：“过了今晚，群众泄气了，就来不及了！”因为调查兴票案过程中，与宋竞选团队接触熟识。我立即电话联络宋竞选总部有能力又可信赖的义工，下达高先生指令。电视上群众开始向“总统”官邸移动，在官邸前聚集怒吼，要求李登辉下台。国际媒体这才明白：原来国民党主席对自己的党做了这样的事！

　　2000年，新党支持群众大量涌向亲民党，新党民调支持率已几近零。在“立法院”新党7席中，元老仅剩我一人。面临8个月后的“立委”选举，高先生鼓励我扛下全委会召集人位置(即党主席)。他说：“这个时候我们必须为新党做些事情。”

　　在北京，新党与共产党首开两岸政党间对谈会议(就在大陆申奥成功前两天)。高先生告知我他的用意：“由新党先当箭靶，接受来自独派的攻击，日后两岸才可能进入国民党与共产党对谈。”

　　高先生助我带领新党奋斗8个月，虽然最终以失利收场，他却毫不懊恼。他的结论：“美好仗战已经打过，对新党已无愧；李登辉下台，两岸重大危机亦已解除；陈水扁太贪，成不了气候；我们可以离开政治了。”他潇洒地挥挥手，重返新竹，再度回到不问世事的简单生活。

　　2003年，高先生到北京看望我，正值“非典”期间，他一时无法返台，开始重新阅读《四书》。自此展开高先生研读《四书五经》的功业。

　　2009年底，高先生打电话告诉我：他在联合新闻网、谷歌网站设了“论语走过”博客。我兴奋得广为宣传，并时时打开网站阅读。但到了第三篇就停止未继续出现新篇。我当时毫无警觉，只知持续搜寻。直到高先生通知我速返时，才知他已然重病。

　　高先生一生活得精彩，活得有价值。他改变了台湾司法，提升、带领了一代法律人的格局、看法；他带头首启两岸政党对谈，为国共会谈铺路。高先生最后回归追寻中国文化精髓，潜心对古圣贤人的智能再整理、再解读，并决心着手开始写下他的心得，但非常遗憾，只有这一桩大工程，他已经准备好，却没时间竟其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