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炭翁老金

　　盛立中(山东聊城)

　　2009年的这个时候，老金走了。没有任何征兆，老金回家过麦收，再没有回来。

　　老金，山东省茌平县温陈乡金楼村人，一个在村民眼中穷得比较彻底的人，浑身上下写满了负数——总有一些事让他直至生命尽头仍然没有把一生的收支做平：为两个将成人的男孩盖房，借钱；帮他们娶媳妇，借钱；10年前，虽然老金的媳妇因病进行的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治疗，并且最终死了，钱还是要借的……

　　老金是我所居住城市一个普通农民工——卖炭翁。自媳妇病死后他就和卖煤这个行当黏上了。他打工的地方离老家不到30里路程，但他好像不愿意“常回家看看”。在外人面前他不怎么讲他那两个儿子的故事，尽管他背上的大多数债务就是因为他们。

　　据工友说，老金遭遇的都是乡下常见的家常里短：大儿媳比较“不孝”，脾气不小；二儿子从小手脚不太灵便，媳妇娶进门不久，他就被确诊为股骨头坏死症，筹钱治病不易，连死的心都有。

　　每次上下班途中，我都能看到老金和他的工友们左顾右盼，焦急地等待顾客到来。我时常停下来与他们搭讪几句。和老金闲聊时我经常耍点自以为高明的小把戏，指望他能抖露点隐私、收入什么的。老金总是吞吞吐吐，比当官的还不愿公开个人的财务状况。

　　为多攒点养老钱，趁身体硬朗外出打拼，值！这是我初识老金时的猜想，真看走了眼——原来老金在老家欠着一屁股债，不，确切地讲，是一身债。在这块广袤的大地上，背着债务，成为挣钱机器的，何止老金。

　　时间久了，我了解到，卖炭翁每卖出一车煤球大约能挣七八块钱。最好的月份，比如秋末冬初的旺季，每天能卖出四五车。一年下来，平均每天只能卖出一两车。老金这样的“老同志”，除去极少零碎花销，每年大约能赚到近3000元，年轻人则可能挣得更多些。

　　成交前讨价还价，成交后把煤运到买主家中，直至把煤球码放到买主指定的位置，卖炭不是个轻松的活。

　　“老板待俺们不薄。”老金常常怀着感恩的心说，听来甚至有些炫耀。的确，无论煤球能否卖出去，老板都会管他们每天的饭。每人每天6元标准吃大锅饭，每月另发一张值2元的理发票。

　　在这个小群体中，每月能按时领到理发票是由农民成功转型为工人的象征，颇有些共产主义味道：来去自由，能够吃饱，享受福利，免费住宿——尽管是十几人一间的筒子房。

　　有一天我问老金，蹬着煤车满街跑，整天灰头灰脸的，老板该给你们发几张洗澡票呀。老金咕哝了半天也没有道出个所以然。在他看来这显然是非分之想。他们都是些在农村呆不下去的主儿。不要扯什么尊严，能活着就已经是个奇迹。管吃管住还能挣个零花钱，这就是穷人的活法了。

　　老金最大的愿望是把借的钱尽可能早地还清，人总要讲点信誉。据工友说，老金似乎很有决心再干两三年，最多不超过5年，过上无债一身轻的神仙日子。

　　只是，钱来得咋这么辛苦？老金到死也没整明白。

　　或许是想卸下累积多年的那些沉重问号，或许是为了让痛苦记忆模糊一些，老金业余惟一嗜好是喝口小酒——一种最劣质的散酒。高兴时他会哼两句首尾不接的“红歌”；在酒精作用下，更是原形毕露，常常会高吼几嗓子《卖大米》抒发豪情。

　　然而老金从头到脚弥漫的都是一股穷气，骨子里没有一丁点儿发达的基因。

　　去年的这个时候，老金回老家帮着收割麦子，不久就出现咳嗽、低烧、浑身乏力等典型的肺结核症状，后被送进市里的肺结核医院，接受免费药物治核。当然，床位费和谁也说不清的杂七杂八的费用还是要付的。按照常规，在治疗期间必须按医嘱同时服用价格不菲的保肝药，大约要5000元。

　　昂贵的保肝疗法被老金坚决“忽略”掉了。他一味拼命吞服大量免费治结核药物，最终导致严重肝损坏，单纯的肺结核成了疑难杂症。医院不再为老金提供由世界卫生组织资助的免费药物，告诫老金说，欲保命，速转院。

　　老金回家后“筹”了几个钱，来到省城济南某医院，为活着还是死去下最后的赌注。仅仅3天他就倾尽所有，权衡出“最优选择”——回家。

　　2009年秋收前夕，老金走了，享年61岁。

　　老金到底死于肺病还是肝病，没有人说得清楚，即使说清楚又有什么意义？惟一正解：穷，既是老金病发的引信，也是老金死去的最终原因。卫生部门一项权威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农村有40%-60%人看不起病；中西部地区，由于看不起病住不起院而死在家中的人占死者的60%-80%。

　　一床油腻、散发刺鼻味道的被子，是老金在外打工的全部家当。而伴随他近10年的枕头，是随手可拾、用报纸层层包裹着的半拉砖头，物权归属不存在争议。不过，别误以为老金是在自己头上练什么硬功。

　　没有遗嘱，来无声，去无息，一介农夫，复归尘土。

　　如今，煤场工人的生活费已经涨到每天7元了，理发票面值也变成3元。如果真有灵魂这回事，老金没准会经不住“福利主义”的诱惑，打个滚从棺椁中爬出来，继续他的卖炭翁工作，践行他对债权人的那些庄严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