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所学校的“东西部”差异

　　“东部”学生，7：20开始进校，11：30吃午餐，下午6点放学；

　　“西部”学生，7：30开始进校，10：45吃午餐，下午3：30放学。

　　新的课桌椅，搬到东楼，旧的换下来搬到西楼；学校的评比和奖学金“西部”学生都没份；

　　学校的活动场地设施要让“东部”学生优先使用；“西部”学生出校门后50米内不能停留，并禁止在这个区域内买东西。

　　“东部”和“西部”的学生如果互相交往都会受到处分。

　　在“东部”学生的印象里，老师口中的“西部”学生“成绩差，又会抢钱打人，跟他们交往出了事学校不负责任”；

　　而在“西部”学生的印象里，老师口中的“东部”学生才是这学校真正的主人“结交他们扰乱学校的秩序，是件很危险的事情”。

　　小草要歌唱

　　“外地人”秋映一家在上海的梦想与现实

　　摘要：在6月6日上海社区剧院的一出音乐剧上，秋映的妹妹梦萦扮演了一个叫袁梦的农村女孩，她跟随父母从家乡到上海，在这座水晶般的城市，她开始经历种种农民工子女的身份所带来的烦恼。后来她遇到“久牵”，并在“久牵”的帮助下一点点接近自己的梦想……

　　南都记者 吴珊

　　在6月6日上海社区剧院的一出音乐剧上，秋映的妹妹梦萦扮演了一个叫袁梦的农村女孩，她跟随父母从家乡到上海，在这座水晶般的城市，她开始经历种种农民工子女的身份所带来的烦恼。后来她遇到“久牵”，并在“久牵”的帮助下一点点接近自己的梦想……

　　这个叫《袁梦》的音乐剧，像是秋映一家的故事的一个缩影。秋映从小在安徽霍邱县农村跟随爷爷奶奶长大，8岁时被从合肥回乡的父母带到上海，从此和弟妹在宝山区一个轻轨、火车和大货车交错的工业带长大。在辗转3所农民工子女学校读完小学之后，她进入该区一所公立中学，因为不能参加中考，目前她就读于宝山区一所成人高中。

　　秋映的烦恼

　　6月3日，秋映和母亲秀英的冷战已经快两周了。这个刚满18周岁的姑娘，两周前改变了发型，在妈妈眼里，这成为她进入成人高中之后，结交“不良朋友”变得越来越叛逆的重要证据。

　　秋映穿着印有Rock& Roll的黑色T恤和运动裤，走路时像男生一样前后晃动着肩膀，身边总是不乏一些愿意追随她的女生。相比17岁，这一年让她的眼睛里更添了一丝忧虑。

　　作为家里的长女，秋映曾经努力迎合父母的期望，在从农民工子女小学进入宝山区一所公立中学的4年，奔着考大学的目标发奋读书，成绩很快在班级名列前茅。因为活泼上进，她还担任了本地生为主的班级的班长，并带领校女子篮球队拿过宝山区联赛的冠军。

　　外地学生有不能参加上海市中考的限制，班主任告诉秋映这样的外地学生，上海市有一种人才引进政策，只要父母中的一方进了上海市的前100强企业工作，其子女就可以在上海参加中考。如果不能进这些企业，也可以托关系买这个证，一张大概要8万-10万元。

　　父亲成武曾在初一时就向秋映保证只要努力学习，将来就可以让她参加中考再考大学。到初二时她问父亲什么时候能把证办下来，成武说去办了，还没有音信。到初三时秋映明白以他们家的条件要想拿到这个证是不可能了，她的学习成绩开始下滑。

　　这一年秋映的两个好朋友家茜和晓渔都回到安徽老家去读县中了，秋映也想回去，但父亲说回家去没有亲人可以照顾，家里的经济条件也负担不起这笔支出。

　　临近中考的日子秋映不再去学校，她的内心空荡荡的，晚上睡到半夜会突然醒来，考大学的目标突然没了，她不知道自己未来要干什么。一种被抛弃的感觉笼罩了她。

　　秋映最终没有像大多数外地学生那样报读上海的中职校，而是选择了一所成人高中。在这里读两年将发给广播电视大学的高中文凭，然后可以报考上海各所大学的成教部。用这个成教本科的文凭可以继续报考研究生，如果考得上，这个文凭就和其他正常的高等教育的文凭一样了。

　　但秋映一进入这所成人高中就发现一切都可能是泡影。这里的同学和她一样都来自河南、江苏、福建、安徽这些外地省份，却只有一两个跟她一样愿意读书的学生。班上40多个同学，到现在只剩下30多个了，不断地有同学辍学去做厨师、收银员、迪吧服务生和自己开小店。放学后的时间，他们大多泡在吴淞码头谈恋爱，或者去在学生中赫赫有名的奔马地下溜冰场消磨时光。

　　秋映觉得这一切都离她的内心很远，她其实并不像父母预设的轨道那样渴望考大学，也不想像现在的同学那样空虚地混日子。父母并不理解她，以为不想考大学就等于自甘堕落。上周五的凌晨1点，秀英终于忍不住爆发了，她把秋映从床上叫起来，质问她父母到底有哪一点做错了？

　　一个家的命运浮沉

　　成武和秀英10年前从安徽霍邱老家来到上海，三四年前成武就失业了，秀英这几年为了养家换了无数份工作。她现在每天早上6点出门去附近的一所学校食堂做饭，下午1点再赶去浦东一个美国人家里做家政带孩子，回到家时都已经是晚上9点了。这两份工作可以给她带来每月3200元的收入。(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南都网)

　　成武一家原来住在老江湾机场里面的棚户区，2005年棚户区拆迁，他们在附近吉浦路的一个小区租下一个两居室，后来又搬到小区另一个一居室。

　　成武和秀英，带着秋映、兴国、梦萦这三个孩子，一家五口住在一间大卧室里，房间基本上被3张床铺占满。大人和孩子之间很难有秘密。

　　刚到上海时，因为在淮南师专读过几年书，成武进了一个远亲办的农民工子女学校——— 沪皖学校任教，学校就设在宝山区江湾机场外来工棚户区的旁边。江湾机场棚户区聚集了2000多户外来工，附近的农民工子女学校到2005年增加到10所。沪皖学校在2003年因达不到区教育局的办学要求被迫关闭，随后的 2005年宝山区开始大规模整顿农民工子女学校，江湾机场棚户区也开始拆迁。在每一次整顿行动中，秋映、兴国、梦萦几乎都要换一所农民工子女小学，兴国和梦萦几乎是每年换一所小学。

　　学校关闭后，成武和秀英承包了原先作为校舍的3间大厂房，自己买三合板隔成63个单间出租，一年可以赚个几万块。空余时间夫妻俩再跑码头给渔船送柴油，到2005年手头慢慢积攒了十多万元。这两年是秋映一家最好的日子。

　　2006年，成武借债几十万投资购买了两辆装运集装箱的车辆，到2007年出了几次车祸赔了本，夫妻感情也出现问题，全家进入最为困难的时期。秋映在这一年变得更为要强和好胜，兴国则变得更加沉默，在父母最无助的时候，秋映逼迫自己成为家里的小家长。

　　经历了这样的家庭变故，成武开始变得消沉，秀英扛不住物质和精神压力有时也拿孩子来发泄。这年秋映读初一，父母希望这个大女儿能更懂事和出人头地，来改变他们这个家庭在城市岌岌可危的命运。

　　放牛班的孩子

　　秋映觉得真正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是从初三毕业后重回“久牵”开始。久牵志愿者服务社是一家专门为农民工子女提供课外教育的公益机构，创办人张轶超手把手地带着秋映和两个弟妹一起长大。上初中之前，秋映曾经是“久牵”的常客。

　　那时江湾机场的棚户区正是农民工人丁兴旺的时候，张轶超还在复旦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因为一次机缘，他开始组织同学到江湾机场周围的农民工子女学校支教。在那里的棚户区，他结识了秋映一家。

　　2006年，美国学生柯慧婕找到张轶超，一起组建了一个农民工的孩子组成的合唱队，取名“放牛班的孩子”。这个名字来自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影片讲了一个通过教授音乐来改变他人命运的故事。

　　秋映在2009年初三毕业之后，重回久牵成为一名“放牛班的孩子”。上海轻音乐团副团长、上海新加坡国际学校的音乐教师这样级别的老师受邀给孩子们培训。秋映在合唱队里放声高歌，内心的什么东西似乎融化了，她听到一个流淌出来的声音说：我想要学音乐。

　　她开始意识到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并不是考大学和给将来找个出路，而是投身音乐和艺术。

　　很多学校和家庭都习惯性地剥夺这些农民工孩子们选择和判断的权利，张轶超尽可能地让他们在久牵得到补偿。他建立了久牵论坛，鼓励孩子们办起了自己的小报《小草要歌唱》，成立小记者团，倡导对社会议题的关注和自由而丰富的言论。

　　“久牵”里也充斥着大量演出、夏令营、培训，甚至出国的机会。6月1日儿童节，“放牛班的孩子”一天就赶了上海电视台、上海音乐厅和世博园内的三场演出。6月 24日，美国的一支知名摇滚乐队要到久牵来交流。张轶超随时可以把新闻界、法律界、音乐界等最好的资源输送给这些孩子们，让他们向上一步看到更广阔的天地。

　　“亚当斯密也曾经只是个邮局的小职员。”他说。进入了这个天地，未来是做个白领还是个工人、农民或是个艺术家就不再是真正的问题，“了解自己是谁、要做什么和愿意付出多少努力才是最重要的”。

　　自由地呼吸

　　梦萦和放牛班的其他3个孩子第一次在久牵获得了出国的机会。她们将在今年8月跟随上海市青少年宫合唱团一起去新西兰交流演出。从小做着公主梦的梦萦兴奋异常，但妈妈秀英却开始为出国的费用发愁，尽管每人2.2万的费用中张轶超已经拉赞助扣减了两万，每人只需要自己出2000元。

　　14岁的梦萦需要回到她的户籍地去办理身份证和护照。5月24日，秀英向学校和美国家庭请了两天假，专程带梦萦回乡。这是3岁就离开霍邱的梦萦的第二次回乡。

　　梦萦有1米68的个子、修长的脖子和清秀如水的脸蛋儿，是个略带稚气的美少女。上了上海至安徽六安的大巴，秀英又开始训导小女儿要学会吃苦耐劳，不能整天异想天开。梦萦端出韩寒反驳，“一个人应该毫无保留地展现自己，哪怕它不符合常规”。

　　“我要过自己喜欢的生活，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如周游世界。”梦萦说。这在穿着5块钱一件的衬衣，每日为五斗米折腰的秀英看来无异于痴人说梦。

　　“只要你想，你就可以。我的每一步成功都是靠这个过来的。”梦萦大声说，“我的理想是成为一个音乐剧演员，要在巴黎的歌剧院里演出。这些你永远也不会懂……”秀英很害怕似的打断她，双臂张开来像是想把梦萦整个兜住，以防被车上的其他人听到笑话。

　　梦萦今年在杨浦区一所公立中学读初一，已经拿到了上海的声乐五级证。她未来的目标是在初三毕业时拿下声乐十级证，然后去报考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顺利升入大学，再报考位于纽约的全世界最好的朱丽亚音乐学院。

　　16 岁的兴国却有个模糊的理想是回到霍邱农村的老家，建设家乡；而更为现实的目标是在上海开个汽车修理厂。这个沉默的少年正在开始承受从秋映那里慢慢转移过来的父母的压力。秀英和成武对每一个孩子都不放弃把他们送入大学的梦想。秋映眼看着成武正在经历自己初中时内心的焦灼，不明白父母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

　　故乡的那个村庄位于上海到武汉的一条老国道上。6月故乡的麦子正在成熟，由青转黄。而坑坑洼洼的老国道则像条已经腐败的毛细血管，越接近贫穷的村庄便越虚弱。村里已经没有什么年轻人了。晚上关了灯，外面只剩蛙鸣和呼呼的风声，秀英感到有些陌生。

　　成武将重新开始一份新工作，这可能将结束他焦虑而失眠的日子。他常常觉得自己愧对子女，没有能力送他们回乡读书或者进私立学校。他为自己和秀英设想了一个回乡度过余生的晚年。

　　7月，因为张轶超的争取，秋映准备和另外3个久牵的伙伴到北京参加托福英语班的培训。如果托福考得好，她会考虑申请美国的音乐学院。她和妹妹已经完全地把学业和生活的重心都放在了“久牵”。

　　张轶超对这些其实并不那么的在意，他希望孩子们能在久牵寻找到一些更为终极的意义。“这里是一个新家，当在学校和自己的家庭里感到压抑的时候，他们在这里可以自由地呼吸。”

　　(文中秋映的一家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