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后的换届选举，王玉杰做了更充分的准备。他出钱资助了村里的下岗工人，这些人曾经也是陈砦村的村民，下岗后户口却迁不回村里，没办法同村民一样领取每月的福利金。其中一些人，比如陈海的妻子认为是陈来运阻碍了他们落户口，因此对陈来运当村主任不满意。下岗职工虽然没有选举权，但他们的家人手里却有选票。王玉杰还拿出13万元给村里40岁以上的1300多名村民进行全面身体检查。这些好事上了本地的报纸，王玉杰于是成为致富不忘乡亲的典型。最后，他虽然没有选上村主任，却也当上了村委委员，进入了村干部的行列。

　　新村长的权力

　　陈来运的催缴租金没有缓解村里的经济危机。本刊记者在村主任办公室的会议记录里看到，2004年陈砦村一共欠银行和村民股金会1.8亿元。更为雪上加霜的是，郑州市政府在当年5月份下发文件，不能再以土地证抵押贷款了。于是，陈扎根惯用的资金周转方法不灵了，村里的资金就这样死到这儿了。

　　新班子提出的解决方案是拍卖陈扎根留下的万吨冷库和图书城。冷库首付价格是4000万元，图书城的承包按照有土地证的29亩每亩地100万元、没有土地证的20亩每亩地30万元的价格招标，每年承包费3600万元，首付2000万元。虽然，曾经随陈扎根打天下的耿胜利向本刊记者解释，村里资金紧张的原因是大部分钱用来做土地出让金了，与集体企业的投资决策无关，可是在2005年的那次会议上，村民代表还是提出，以后像万吨冷库这样一次投资6000万元的项目要慎重考虑、仔细研究。

　　既然投资有风险，拍卖却能轻松获益，陈来运不再有陈扎根时代层出不穷的新想法，而是走上了一条保守的道路。已经脱离陈砦村自己经商的李明(化名)告诉本刊记者，他从前跟随在老村长陈扎根身边时，每天忙得团团转，跑公司、考察项目，与各种人打交道、谈生意。对他这种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虽然在农村工作，可是能学到东西、积累经验。陈扎根去世后，村里不再有新项目，他的工作变成了每天在办公室里消磨青春。挨了一段时间，意识到这里从此“耍不开”了，2005年他选择了离开。

　　新班子的经营之道，并不需要大学生的“技术含量”，他们把陈扎根时代留下的花卉市场、北晨房地产公司等集体资产逐个承包给个人。与此同时，因为郑州市政府提出向东、向北发展，邻近北环路的陈砦村流动人口大增，商业繁荣、地价猛涨。村委会把已经拥有土地证可以自己支配流转的土地通过招标形式转租给村民们，村民们再开发利用。陈扎根留下的遗产换算成新村长手里的权力就是，决定谁承包和谁租地，而这些指向，也成就了村里的先富阶层。

　　参与竞争村主任的双方阵营里不乏村集体企业和土地承包的积极分子。在陈砦村最繁华的文化北路和国基路交汇处最大片的空地属于村主任陈来运，他在上面经营了一个陈砦温泉，到了晚上这片空地是热闹的美食广场。沿着整条国基路的南面，以“肘子刘”酒楼为界，一边是王玉杰家占地6亩的商业楼，分别出租开设酒楼、快捷酒店和洗浴中心；一边是陈根国的3栋宅基地建起的临街商铺。王玉杰和陈根国的联盟其实是村里公开的秘密。陈来运的支持者告诉本刊记者，村里的流行语就是“二黑(王玉杰)一条街，根国一条街”。花卉市场的承包者陈来运阵营的陈新海、白占芳，前者是陈来运的外甥，后者的妻子是村委会里负责计划生育的工作人员。村里另外一块土地欧凯龙家具广场的房东陈伟强则参与了2008年村主任的竞争。

　　陈、王阵营在许多事实的叙述上都互相矛盾，唯有对于为什么是这些人获得承包权的问题，答案是一致的，“所有项目都是经过公开、公平的招投标”。陈来运治下的北环公司演变成一个以收租金为主的企业，而正是这个企业出现了日后网络上流传的审计报告中“资金管理不善涉及金额3.8亿元，集体资产流失1.35亿元”的问题。

　　集体企业发展停滞了，村民们自有生财之路，他们把房子出租给新增的流动人群。陈海告诉本刊记者，一间房的租金是200元，一层楼如果有10个房间，每月的收入就是2000元。按照这个计算，增加楼层就成了村民创收的关键。村里的楼房从最开始的两层楼，到4层、7层，再最近的一轮建楼潮流里，村民们扒倒了自家的7层楼房，普遍建起带电梯的10层高楼，这样每月收入就可以达到2万元。但是在王玉杰的儿子眼中，这种做法埋藏着大隐患，“宅基地只有3分地，有的人家在这么小的面积上盖到14层，那就像筷子插在地上一样，能稳固吗？”

　　村委会的门口也贴出公告，不再批准新建十几层的高楼，违规者停发福利。但是，村民们普遍认为这个公告形同虚设，原因是村支书宋书保、村主任陈来运家的房子都超过了10层。陈来运家的楼房有13层高，全部是用框架结构，这个造价要比其他村民选择砖混结构高了数倍，是全村最贵的楼房。这也是村民眼里，村主任财富的最大象征。

　　扑朔的现状

　　斗争多年始终处于劣势的王玉杰在今年发生了大逆转。他们在网上发布了一份《审计报告》，报告中陈来运经济问题由千万元上升到亿元。帖子广泛转载后，陈来运因为“身体原因”停止了村主任的职务。“陈来运停职那一天，王玉杰在村子的四角和中心市场大放鞭炮。”支持陈来运的村民告诉本刊记者。

　　这样的高调没维持几天，王玉杰突然转为惊弓之鸟。他带着好几个手机，号码经常换，外人不知道他住在哪里。王玉杰的妻子告诉本刊记者，5月13日王玉杰在去信阳的路上被警察以寻衅滋事的名义带走了，家里电脑的主机和王玉杰多年上访的文字资料也都被搜走。王玉杰的儿子王新蕾为了军心稳定，要求本刊记者在采访中对王玉杰被抓的消息保密。但是这个方法不太管用，倒陈阵营的参与者看出了端倪，纷纷以各种方法应对。赵二锤和兰秦岭在打过一个电话询问王玉杰的近况后彻底找不到了，村书记宋书保的弟媳王宝玲号称自己正在九寨沟旅游。可是当本刊记者让她给一个座机号马上打过去时，她又改口说是在去九寨沟的路上，之后不再接电话。张海的全家保护着他开车把本刊记者从郑州市一直带到了黄河边，找了一个四周没人的菜园地接受采访，所有回答都是讲半句留半句、遮遮掩掩。采访后，他要求不能写出他的名字，又说即便写出来他也不怕，他就不承认接受过采访。

　　陈来运也是行踪不明。那栋全村最贵楼房13层的家里已经快一年没人居住了。在陈来运的另外一个住处——他经营的阳光生态园的别墅里，员工和陈来运别墅隔壁的司机家属坚持说，从来不认识陈来运这个人。直到陈来运的司机开着那辆醒目的宝马730回家时告诉本刊记者，他也联系不上陈来运，找陈来运的行踪只能上专案组去问。最后联系陈来运的是住在医院里“病重得已经吃不下饭”的村支书宋书保，他也已经有一周没有陈来运的音讯了。陈来运的别墅晚上有一位中老年妇女居住，她告诉本刊记者，陈家一个月前举家搬走了，她是来这里办事的，只租一个月。透过半开的门向里看，陈家豪华的家具都在。本刊记者询问她与陈家是什么关系，何以房东对她如此信任？她的回答是人托人，转了好几层才租到的房子，她不认识陈来运。

　　利益当前，双方都没有全部说实话：村委会当年的会议记录里列出了王家欠缴租金的具体地块。但是，王玉杰的妻子不承认这个证据，她告诉本刊记者，谁都不交租金，只有她家是按时交的，有收据为证。反过来，王家拿出代表民意的《伸张正义维护合法权益鉴字书》虽然签了字、按有红手印，陈来运一方也有攻击的说辞。陈增福告诉本刊记者，专案组去求证的时候，村民不承认自己是因为要举报陈来运才按的手印，以为是统计去北京的旅游人数。可是那张纸上“伸张正义”和“维权”的字眼跟旅游差距太大了。陈增福也能解释得通，他说“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谁知道王玉杰能做出什么手脚”。就连“看守内阁”也不坦荡，虽然村委会工作人员已经向本刊记者描述了审计人员查账的情形，可是代理村主任赵恭依旧诚恳地告诉本刊记者，他不知道，也没见过《审计报告》。当本刊记者提议送他一份时，他以开车为由迅速挂断电话。

　　虽然王玉杰在《审计报告》首页写上“如有造假，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字样，可是鉴于陈砦村经常出现禁不住推敲的情况，对于这个“倒陈阵营”最有力的武器更要小心。这份《审计报告》，在审计意见页既没有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的印章，也没有会计师签名，这不符合注册会计师的职业习惯。华颍会计师事务所的所长姚复生告诉本刊记者，确实是他们做了陈砦村的审计项目。可本刊记者手上的《审计报告》是否和他正规的报告一模一样，他也不方便确认。

　　其实无论哪个阵营的村民，对村里目前的局面都不满意。陈海告诉本刊记者，大家并不像外人看见的那么富有，为了盖高楼，许多人贷款上百万元，每天活在钩机的轰隆声和还贷的阴影里。“最好把全村都装进炮里炸上天，没有穷也没有富，就都没事了。”在股金会门口，有村民发泄说。而村委会和赵恭一直回避的问题在所属的金水区政府网站上其实就有确定的答案：区政法委书记和副区长在陈砦村召开维稳会议，并且通报了对陈砦村侵占村组集体资产的集中整治情况，并围绕整治中发现问题的根源正在做深入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