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撤关撤出一个新加坡？

　　深圳打算5年内使GDP翻一番，赶上新加坡。他们最重要的砝码之一是撤销“二线关”，将特区面积从395平方公里扩张到1952平方公里。

　　记者/汪 伟 摄影/刘耀良

　　深圳从来没有像2010年那样需要好消息。

　　今年是深圳设特区30周年。纪念日不仅没有让这里的官员欣欣然，相反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压力。由于恰逢人大和政协换届，加之前任市长许宗衡于2009年6月起接受调查，至今没有移交司法机关，2010年可谓深圳的“多事之秋”，照惯例每年在三四月间召开的当地“两会”，一延再延，直到5月底才开幕。这期间，深圳最大的出口企业富士康发生一连串跳楼事件，广东省和中央政府均派出调查组，再次把深圳推到风口浪尖。

　　好消息如此珍贵。5月30日，中共深圳市委书记、深圳代市长王荣参加政协会议时出人意料地宣布“特区内外一体化方案已经获批”时，特意加了一句，“国家的批文已经在印刷厂了”。如同一阵“及时雨”，立刻激起台下一片掌声。

　　第二天，当地和广东媒体几乎都用足版面，探讨此事对深圳的影响，尤其是对深圳房价的影响。几天之后，富士康宣布加薪，一线员工的工资上涨了30%。这还不算大手笔，因为这家底薪不高但鼓励加班的企业几天后再次宣布了加薪的消息，最高加薪幅度超过了60%。接着，深圳的人大代表们选出了新一任市长。

　　深圳需要一个新的开始。这一点如此明显，即使远在一千多公里之外的上海，也能够感觉得到。

　　深圳的新象征

　　为了参加世博会，深圳在上海建起了一栋白色的房子，里面最大的展品是一堵长达43米、高7米的色彩斑斓的墙。如果你向右歪一歪脖子，可以看到一张著名的微微笑着的女人的脸——不错，那就是蒙娜丽莎。

　　但她不是。虽然表情和笑容酷似，双手以全世界熟悉的方式交叠在一起，这幅大画上美丽的女人却有另一个名字，人们叫她大芬丽莎。

　　至少在世博会期间，大芬丽莎是深圳新的象征。她由999张小油画组成，画好这些画，花了507名画师的一天时间。他们都是深圳大芬村的画师，只占这个村全部画师总数的6%。

　　在否决了深圳先后送交的13个方案之后，国际世博局认可了大芬丽莎。很显然，大芬丽莎是一个新的世界格局的象征。在这个世界格局里，数量众多的中国劳动力临摹西方的创造物(从经济制度到蒙娜丽莎)，为世界提供物美价廉的消费品，增进了自己的财富，也改变了世界。

　　大芬村位于深圳龙岗区布吉镇，方头方脑的七层楼房一栋挨着一栋，上面整整齐齐地贴着十厘米长、6厘米宽的瓷砖。这种式样拘谨呆板的楼房的底层，遍布深圳和珠三角各乡镇，成了过去30年中当地农民洗脚上岸的最好证明。这里是农村，但是再也没有农民了。大芬村原有的300多名农民，多数情况下成了房东。这一点都不奇怪。深圳和珠三角是欣欣向荣的全球制造业基地，厂房占据了田地，成千上万的劳动力从外地涌入这里，把房子租给他们，就成了大多数本地农民的现实选择。

　　但大芬村并不出产鞋子、成衣、电子元件或任何人们耳熟能详的中国商品。这里有800家画廊，8000多名画师，每年向全世界卖出成千上万张书画。这些书画绝大多数临摹自画册、明信片和照片。蒙娜丽莎是大芬村临摹得最多的一张画——这也是大芬丽莎的由来——技巧熟练，价格却很便宜，有的只要几十块钱一张，很适合用来装饰墙面。来自大芬村的油画占领了全球65%的市场，这门生意每年为大芬村创造出5个亿的产值。

　　和深圳富士康这样的制造业巨头的规模——30万工人，产值数千亿元——相比，大芬村的经济成就似乎不值得一提。如果说大芬村和此地其他村庄有什么不同，那就是，那里是我看过的第一家有美术馆的村庄。

　　大芬美术馆是一栋后现代的深灰色建筑，里面正在举行画展，展出原创的油画。这些画同样出自那些在大芬村租房卖画的画家之手。中午休息时间，大芬村的孩子在美术馆前翻上爬下，不时发出尖锐的笑声。也许正是这种笑声，可以把大芬村和深圳其他制造业重地区别开来，那些厂房林立的地区很难感受到如此温情而富有生活气息的场面。

　　以十几公里之外的龙华镇为例，那里集中着富士康和华为等庞然大物，整个镇子像一个坐落在郊区的特大技工学校。在门禁森严的富士康厂区，工人们正忙着在职工宿舍楼的三楼部位张起一张白色的大网，另一些人则忙着封闭宿舍的阳台；屋顶天台已经竖起了高高的屏障。这些都是防止还有年轻的工人去跳楼的措施。大芬村的安静和这里的杂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大芬丽莎在上海世博会上成为深圳的象征，看上去是由很多偶然因素作用的结果。但在富士康事件之后，深圳的确需要用一种新的眼光审视以前的发展方式。

　　深圳市委书记王荣所说的那个“特区内外一体化方案”，看上去是个机会。

　　他说的是由广东省上报国务院的《关于延伸深圳经济特区范围的请示》。请示要求把深圳全区纳入到“特区”的范畴中来，国务院的批复同意，解决了一个持续30年的历史遗留问题。

　　失去的影响力

　　1985年前后，一道自东向西、全长约90.2公里的边防管理线，把深圳一分为二。这道关内即“特区”，由罗湖、福田、南山、盐田四个区组成，总面积395平方公里；关外包括宝安、龙岗和2007年成立的光明新区及2009年成立的坪山新区，总面积1557平方公里，接近特区的4倍。

　　这条边防线由混凝土界桩和铁丝网组成，被深圳人称作“二线关”，以区别于那条分割深圳和香港的边防线。尽管2003年深圳不再执行入关需办理边防证的规定，但在法律意义上，这条边防线要到2010年7月1日才不复存在。

　　在上世纪80年代，“二线关”是一条意识形态的分界线。特区——这个和深圳密不可分的词，意味着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所谓“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重新组合。改革的目的是提升社会主义的效率，“时间就是生命”和“效率就是金钱”都是广东官员发明的。这两句口号代表了效率和物质激励这两种以前不被重视的取向，但决策高层当时对改革可能带来的后果仍心存疑虑，所以，“二线关”就应运而生了。

　　铁丝网的目标是适度降低特区的影响力，并且把一切可能动摇社会主义制度的因素隔离在关外，只留下了8个检查站，供人流车辆出入(另有若干耕作口，供关内农民到关外种地)。事实上，柏林墙被推倒后，深圳也许是世界上仅有的用铁丝网和水泥墩将自己一分为二的城市。

　　这道铁丝网也反映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高层的矛盾心态。30年后，对市场经济的抵触情绪已经烟消云散，特区内实行的政策早已成为中国各地的普遍做法。但深圳还在品尝自我隔离的苦果，这里如同两个相隔遥远的城市。区一级的行政官员对一组数字如数家珍：

　　关外每平方公里产值仅相当于关内的两成，关外学生人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低于全市平均水平约1000元。龙岗区区长说，本辖区路网密度不足城市规划标准的一半，每万人病床拥有量只有9.4张，全市平均水平是17张；而在警力配备方面，更是相形见绌，全市每万人14个警力，龙岗每万人只有6个警力，而在布吉街道，每万人只有2个警力。

　　这道关卡造成的最鲜明的痛苦是堵车。大量人口住在房价较为便宜的关外，每到上下班的高峰时段，检查站内外总是拥堵着大量车辆。出租车司机视通关为畏途，而漫长的通勤时间在让上班族感到疲惫之余，也让他们有空编撰出许多嘲笑此事的笑话。

　　“既然住到布吉，就别抱怨了”，其中一个笑话说，“地名都提醒你‘不急’了”。

　　多年来，深圳的政府官员、全国人大代表和专家学者呼吁撤销“二线关”。他们希望特区扩大了地理范围后能为深圳注入新的活力，让这座曾经的明星城市重新获得全国性的影响力。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新一轮经济改革起步，幅度之大是上世纪80年代难以想象的。各地兴起GDP竞赛，税收、土地、金融方面的优惠政策层出不穷，长三角崛起，深圳作为特区的特许政策优势不再明显。

　　富有争议的厉有为于1992年出任深圳市长，次年4月又成为深圳市委书记，在此职位上一直任职到1998年1月，这正是中国普遍推广市场经济的决定性时期。厉有为为了捍卫深圳作为特区的荣誉，曾经积极地参与了一场官员“特区不特”的论争。但事实是，原先为深圳特有的优惠政策被珠三角和更多的内地政府所仿效和复制，深圳虽然能够继续维持高速增长，但很难再独享这种高速增长带来的光荣。

　　厉有为真正成为一个标志性人物，是卷入了1997年关于所有制的争论。那次争论是从他在中央党校期间撰写的一篇关于所有制的论文开始的。他提出应该在公有制和私有制之外，建立一种混合所有制的形式，以解决经济改革中关于所有制的争议。这种思路和后来在中国大力推行的股份制大体一致，当时却让厉有为遭到攻击。

　　在厉有为之前的深圳早期几任市委书记，或为广东地方干部出身，或为广东省人。首任书记张勋甫原为广东省计委主任，吴南生原为广东省委书记，1980年6月兼任深圳市委书记和首任市长，9个月后返回广州，由62岁的梁湘接任，直到1986年5月。梁湘后曾任海南建省筹备组副组长、海南省委副书记、首任省长等职务，直至1989年9月退休。接替梁湘职务的是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广东人李灏，他也是厉有为的前任。

　　改革开放早期提倡敢想敢干，鼓励地方官员根据地方特点，尽可能地促进经济增长。那些大胆的官员的施政方式往往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和个人风格，厉有为是这种风气的一个高峰。但1997年攻击厉有为的人和为他辩护的人都知道，对深圳官员的攻击并不仅限于个人，深圳是改革开放政策的象征，这是关于改革与社会主义能否兼容的意识形态争论的继续。

　　但总的来说，上世纪90年代以后，通过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加强了对地方政府的控制，中国政治中的地方色彩和个人风格日益被淡化了。这个过程和深圳逐渐离开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过程，是同步的。

　　特区政策的普及化和地方色彩的逐渐淡出让“二线关”变成了一种不必要的障碍，尽管中央政府在2000年的一次调查仍然支持保留铁丝网，但早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这道关的存在就仅仅是一种政治上的惯性罢了。

　　为了让这种惯性自然消失，深圳又等了13年。正是在这13年里，深圳曾有的作为改革开放地标的位置“消失”了。

　　赶超新加坡

　　大型企业纷纷前往长三角，深圳头顶上的明星光环迅速黯淡，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这种变化导致的失落，折磨着许多新老深圳人。其中有一个生于1975年的年轻人，从武汉来到深圳不久，当时在一家证券网站做编辑。2002年，他用一个夸张的网名“我为伊狂”在网上发了一篇长达18000字的文章，批评深圳已经丧失了改革精神，并且失去了在全国的重要性。

　　这个年轻人名叫呙中校，那篇长文有一个动情的标题：《深圳，你被谁抛弃？》据说当年90%以上的深圳公务员读过这篇文章，时任深圳市长的于幼军也不例外。在媒体的撮合下，于幼军还和网友呙中校进行过一场两个小时的交流。这种开风气之先的行为后来被反复仿效，证明深圳虽然失去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全国影响，但作为曾经的“改革开放的窗口”，人们仍然期望在这里能够看到一些突破常规的动作。

　　呙中校和于幼军差不多时间离开了深圳。于幼军当时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离开深圳后曾出任湖南省副省长、山西省长和文化部副部长，直到2008年因事被处分，被撤销中央委员职务，留党察看两年。而呙中校落脚到香港，成为了《亚洲周刊》的编辑。

　　在他去香港的前一年，也即于幼军赴湘就任的那一年，富士康成了中国最大的出口企业，这个记录一直保持到现在。这些年来，深圳的房价已经翻了若干倍。

　　他认为深圳的未来比2002年更加不确定，呙中校对深圳的疑问已经从“深圳，你被谁抛弃”，变成了“深圳，你在抛弃谁”。特区成立30年后，高涨的房价正在改变这座移民城市宽容的底色。他认为，越来越多的新移民在“逃离深圳”。

　　许宗衡是第一个在任内被调查撤职的深圳市长，接替许宗衡代理市长职务的是苏州市长王荣。今年5月底，王荣成为新一任深圳市委书记。几天后，常务副市长许勤被选为新一任深圳市长。许勤是2008年从发改委调到深圳的，一直到2010年5月，他一直兼任发改委高技术产业司司长的职务。

　　王荣和许勤都有博士学位，是新一代技术官员的代表人物。王荣还曾是南京农业科学院的博导，在网络上，他被深圳的市民称为“王博”。5月31日，王荣向深圳的人大代表作政府工作报告，其中给深圳提出的目标是：5年内GDP翻一番，超过1.5万亿元，赶上新加坡；人均生产总值超过2万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王荣提到深圳的一段历史。“以前特区老书记管中央要了3000万，然后靠解放思想解决了发展的困惑，今天我们需要更大的智慧。”在他当选为深圳市委书记的中共深圳第五次党代会上，王荣说，深圳和一个30岁的人一样，越来越需要确立一个目标，那就是摆脱意志力退化、进取心弱化；深圳需要“有激情有梦想诱惑力”，“再造一条新路”。

　　这条新路上最重要的砝码有两个。一是撤关释放出关外的大量土地，二是深圳辖内的创新型企业数量多。但新当选的党政官员们首先必须对汪洋主政广东之后提出的产业升级计划表示支持。这个计划又叫“腾笼换鸟”，即附加值低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要为附加值高的产业让路。

　　作为曾在发改委内分管高科技产业的前司长，许勤对这种思路一定不会陌生。“土地发展是一个瓶颈，但是我们的土地并不是没有”。许勤说，未来的深圳“对于高污染产出的产业，土地的转让成本是高的，根本没有土地。对于需要发展的精英产业，需要保证土地供应。”王荣说，深圳将在5年内基本完成历史遗留违建和土地问题的处理，这将是一条成本高涨的路。在代理市长期间，王荣曾说，没有拆就没有这座城市，因为“深圳目前未办理任何审批手续的建筑达2.93亿平方米，占总建筑面积的39% ”。但在深圳最大的旧城改造项目所在地大冲村，拆迁产生了10位亿万富翁和400位千万富翁，补偿范围包括那些“未办理任何审批手续”的违建项目。

　　从30年前到今天，深圳几乎是一座无中生有的城市。而从2006年开始，深圳的城市规划上已经无视二线关的存在。但要将这个城市从纸上的蓝图变成现实，5年是太长还是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