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通过艰苦、复杂环境的锻炼，才能增强对国情的深入了解，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与应对复杂情况的能力，带动地区更快地发展。新一轮省级官员的调整，流露出中央对中西部地区的政策倾斜，凸显中央大力发展中西部的决心，旨在解决目前中国社会城乡贫富的差距问题。

　　特约撰稿陈勇

　　6月2日，随着赵正永出任陕西省代省长，皖晋陕甘湘新六省(区)省级领导调整正式进入尾声。

　　在此轮人事变动之后，目前地方掌门人之中共有3位“60后”：吉林省委书记孙政才、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春华以及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其中孙政才以46岁的年龄“领跑”。其余均为20世纪50年代出生，31位省区市党委书记平均年龄小幅下降至59.13岁，皆年富力强。

　　分析人士认为，18大政治布局中，“50后”渐成省级高官中坚，而“60后”的中青年梯队布局则为中国官员人才培养及政策的连续性提供了有力保证。此外，共青团培养高官的“摇篮”作用再次凸显。

　　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表示，通过此番变动，意味着今后所有的官员都要到基层去历练。差额选择的比例要进一步扩大，地域优势也非常重要。

　　中西部发展的战略信号

　　早在今年4月份，原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调任新疆赴任时，就有专家将此解读为中西部发展的战略信号。

　　5月28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体思路和政策措施，并强调西部地区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应该给予特殊的政策支持。要从财政、税收、投资、金融、产业、土地、价格、生态建设、人才、帮扶等方面进一步完善扶持政策，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进一步体现项目倾斜。

　　与会一位官员接受记者采访时称，会议很明确，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加大对西部地区在政策和资金上的扶持力度。“今后10年是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毕竟西部地区的繁荣、发展、稳定，事关各族群众福祉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问题。”

　　会后，新华社发表报道称今年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10周年。西部地区已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水平的差距仍然较大，西部地区仍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

　　与此同时，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云南考察时强调，要抓住国内外经济结构调整的机遇，发挥比较优势，创新发展模式，在扩大开放中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表示，中国目前的地区差距很大，东南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就必须考虑如何加强对中西部的开发。他认为，如果中西部地区不能得到大规模发展，必将引发结构性社会问题，这是一个全局问题，当然再好的西部战略也需要一个妥当的人事班子来支撑。

　　观察家分析，从全盘人事布局上考量，除去高学历和技术背景外，官员西部历练的经历则显得尤为重要。从去年的胡春华到此次的徐守盛等均有这一背景，只有通过艰苦、复杂环境的锻炼，才能增强对国情的深入了解，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与应对复杂情况的能力，带动地区更快地发展。

　　事实上，一直以来中央也十分强调提拔边远地区干部。胡锦涛、温家宝等就在边远省份长期工作过。而去年中央印发的《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更明确提出，要逐步健全党政领导干部交流的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把干部交流同培养使用结合起来，形成正确的政策导向，引导干部向艰苦地区和艰苦岗位交流。并强调，要配合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逐步加大东西部干部交流的力度。制定和实施与西部大开发相配套的干部交流规划，有计划地选派西部地区的干部到中央、国家机关和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挂职锻炼。

　　带动西部推进市场化

　　西部大开发的范围主要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12个省区市。今年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10周年，如何在后10年的发展里明确位置，加快发展，则是亟须面对的一个长治久安的问题。

　　“中西部的发展已经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为中西部的差距主要表现在少数民族地区，因为掺杂了民族因素而更为复杂。”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陈秀山表示。他指出，西部开发要进一步深化，必须根据地方特点制定规划，而并不是“一刀切”。

　　陈秀山说，此次省级官员调整对西部地区会产生一种带动，因为从中东部地区上调的官员思维比较创新，可以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推进经济改革，带动整体的变动，改变西部地区相对比较闭塞、市场化程度低迷的情况。

　　然而，也有学者提醒，作为一个复杂的区域性难题，西部长期以来的困境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既有政治、经济政策层面，也有社会阶层和群体意识的层面。区域合作是个政治体制问题，不能离开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去看待。

　　北京大学中国地方政府研究院院长彭真怀认为，开发西部资源，必须注意生态环境的保护，不能等到出问题，再想起战略补偿，否则就是对西部资源的大掠夺。一味强调经济发展速度，一旦政策失衡，则有可能前功尽弃。

　　“去年以来国家已经批复许多经济区，但实际上重复建设的很多，拿国家的资源做无谓的浪费，在西部地区要警惕资源开发表面上的繁荣。”他警告说，从目前国家的整个区域经济板块的意图来看，已经从批次发展到共同发展了。今年是一个重新的战略布局，中央政府不应该过多出台经济方面的政策，否则无法做到统一的平衡。

　　西部问题再认识

　　李克强在云南考察时表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加强社会建设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特色产业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方面和重点任务。”

　　“既然强调了，就应该做一次全盘的认识，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乔新生说。

　　在接受采访时乔新生持同样看法，此次的官员调整也是为加快中西部发展，发展中西部是很明显的一个政策倾斜。

　　“但这次基调将与以往不同，在过去西部大开发主要着重于物质方面，而这次是除物质外，也加大精神和人才的支持，这就是为什么中东部高官会轮调到中西部的原因。”但他强调，西部开发缺的不是资源，缺的是一种观念。

　　从上个世纪起，中西部的开发一直存在一个误区，即在产业调整上，过分地着重发展工业，兴办了工业企业，但并没有做好，反而产生了污染。一些地区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并没有找到自身的优势所在，盲目地东施效颦，夸大地承接东部和中部的产业转移，结果导致本地的企业缺乏竞争力和优势。在资源整合和利用上，也没有进行可持续的发展、应用。

　　在5月28日“关于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体思路和政策措施”的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要改变观念，明确未来发展思路。既然是具有特殊重要的战略地位，应该给予特殊的政策支持。既然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发展水平的差距仍然较大，就要在重视发展的同时，高度关注长治久安问题。

　　在乔新生看来，西部发展是靠外力还是内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再盲目发展，要改变观念，真正发展。他指出，要学会利用西部地区的三大优势，毕竟在中国救急不救穷，西部地区关键还是要靠自身，要有跨越性思考。

　　“把全国各地的发展纳入统一规划中，不是各自为政，必须要靠地方政府和中央之间的关系，通过减税来激活地方经济，形成各个相互竞争的良好局面。”乔新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