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芦 | 北京报道

　　富士康跳楼事件和本田罢工事件都说明：低劳动成本、低附加值、低端产业增长、高能源消耗、高环境污染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未来的竞争力应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6月7日，又一批考生走进高考的考场。此前一天，《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向社会公布。这份《纲要》是我国首个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被认为关系到国家发展命运的转变，一经发布便引来极大的关注。

　　十七大上，人才强国战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战略被写进党代会报告和党章。在此基础上，此次《纲要》的发布，提出了2020年我国人才发展的总体目标，即培养和造就规模宏大、结构优化、布局合理、素质优良的人才队伍，确立国家人才竞争比较优势，进入世界人才强国行列，为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人才基础。

　　围绕这一目标提出的具体指标包括人才资源总量增加到1.8亿人和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20%等。

　　参与了《纲要》制定的中国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对《瞭望东方周刊》介绍《纲要》出台的背景时说，《纲要》编制开始于2008年，前前后后做了两年。“当时正值改革开放30周年的节点上，以低成本劳动力为核心要素的中国模式在2008年达到了顶峰。但是金融危机后，这个模式正在走向尽头，我们需要考虑，下一个30年该怎么走。”

　　采访中，多位参与《纲要》制定的专家都提到，最近的富士康跳楼事件和本田罢工事件都说明：低劳动成本、低附加值、低端产业增长、高能源消耗、高环境污染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未来的竞争力应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中国不愿永远处在打工者的地位上，而且目前人口红利正在衰竭，必须要转变发展模式，像日本、美国一样，靠科技、第三产业发展。”王辉耀说。

　　中国需要什么人才

　　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将超过630万，数量不可谓不庞大。但面对人才市场的需求，这个庞大的群体却面临两个尴尬：一方面，大量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即便是备受质疑的官方统计数据也在百万左右；另一方面，市场上一些岗位却苦于没有合适的人才。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彭剑锋直言：“我们在人才培养上只注重量，不注重质。博士数量世界第一，大学生数量世界第一。但是这些人是不是货真价实，能不能找到工作创造价值？”

　　此次《纲要》的重点，便是对高层次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作为最大的亮点之一，《纲要》不仅发布了整体规划的目标、指导方针，还在操作层面提出了10大政策和12项计划。

　　而在这12项重大人才工程中，以高层次、创新为目标的计划便占去了半壁江山，包括创新人才推进计划、青年英才开发计划、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企业经营管理人才素质提升工程、文化名家工程等。

　　“过去，我们的发展就是靠修公路铁路，带动的都是蓝领低端就业，”王辉耀说，“我们的第三产业只占GDP的40%左右，和发达国家有40%的差距，发展服务业靠低成本的普通劳动力是解决不了的，需要进一步提升发展高科技人才。像从海外回来的李彦宏，便创造上万个就业机会。”

　　但专家指出，要解决更大规模的人才需求，无疑要从人才输出的主要渠道——学校教育着手。北京大学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萧鸣政说：“这些年的教育改革，都是以不变应万变，强调的是综合素质的培养，培养出来的都是‘万金油’，什么都会却什么都不深入。这和社会的现实需要相脱节。”

　　彭剑锋认为，教育体制无疑是需要改革的，需要根据社会需求建立学生的知识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的需求并不是靠普通高等教育都能够解决的。彭剑锋认为，技能型产业工人队伍的短缺是未来必然会面临的问题，而这需要国家加大职业教育投入，“目前的投入显然还太少”。

　　以后名片上会印上“相当于局级”？

　　今年2月份，作为未来十年国家教育蓝本，《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征求意见稿发布，其中提出要“逐步取消大学行政级别”，引起广泛的议论。

　　实际上，这个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并被认为是中国诸多教育问题的症结所在。

　　而在刚刚颁布的《纲要》中，“去行政化”再次被写入国务院的文件中，其中明确提出：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彭剑锋认为，承认行政级别是人才管理最大的弊端，并从国家角度提出来，意义很大。

　　但是，对于《纲要》能否打破官本位的思想禁锢，不少人并不看好。近年来，公务员热潮一年高过一年。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后，危机带来的不安全感使得人们对“官本位”愈发趋之若鹜，公务员这一“铁饭碗”重新成为许多人的首选。因此，当《纲要》颁布后，有网友调侃道：以后名片上会印上“相当于局级”。

　　萧鸣政主张，去行政化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要有配套措施跟进，“资源分配上、待遇上要取消行政级别，要有配套措施，否则落实起来会有阻力。”

　　另一方面，去行政化后的事业单位如何与其他机构对接是一个大问题。萧鸣政认为，如果只是这些单位取消了行政级别，那么下面会反弹，这些单位就成了“孤岛”，和其他单位不好接轨。“所以我主张企业、非政府组织都要取消行政级别，行政级别仅限于政府。”

　　去行政化依然任重道远。

　　拓宽党政人才来源渠道

　　去行政化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学校等事业单位，而将是全方位的。

　　王辉耀说，由于主宰中国命脉的机构都是体制内的，所以大学生都想先进体制内混个级别，这样才有出路。而此次《纲要》力图打破体制内外的界限，打破体制堡垒。若能成功，对人才的流通有极大的好处。

　　《纲要》对此有明确的表述，提出要“打破人才身份、单位、部门和所有制限制，营造开放的用人环境”，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人才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这或许能够缓解目前人才过度集中于体制内的现状，而另一方面，按照此项规划，实际上也可实现《纲要》提出的“拓宽党政人才来源渠道”的目标。

　　王辉耀打趣，人才流通渠道畅通以后，“将来阿里巴巴的马云当个部长也有可能”。

　　但这也为如何管理人才带来了新的问题。多年来，以“官本位”为核心的价值观念背后，已经形成了一套相应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在去行政化后，如何对人才进行评价激励，也是《纲要》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人才激励方面，《纲要》提出，要稳步推进工资制度改革，建立产权激励制度。颇为引人注目的是，其中特别提到“健全国有企业人才激励机制，推行股权、期权等中长期激励办法”。

　　有人担忧，此项政策会导致国企原本居高不下的高福利进一步加剧。但萧鸣政认为，这可使人才的价值通过股权激励得到重视，通过市场得到实现，这样人才才能真正推动经济发展。

　　王辉耀说，“如果以后国有企业在全球招聘优秀管理人才，让瑞士人或者法国人当老总，这样流动起来，就要靠市场解决。”

　　这也显示了在全球化时代，要吸引高层次人才就得“去行政化”的必要性。正如彭剑锋所言，在人才的培养和管理过程中，政府的作用在于优化生存环境、制度环境和法律环境，“而不是搞偏了，去管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