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彦波还不分巨细地参加旨在解决道路裂缝的质量分析会，也会和北京城建的专家们一起交流解决井盖和道路的合缝问题，他甚至会在工地上直接训斥施工队伍偷工减料，沙子和水泥的比例没有达到规定的3∶1。“一个市长怎么能管沙子和水泥比例这么细的工作？这是工程监理的活。”但耿觉得这不是什么深奥的专业，一年不懂可以理解，两年三年还不懂就是态度问题。

　　“没办法”和“没时间”

　　被捆绑在耿彦波身上的大同“正经历着非常之期”

　　距离大同市中心十公里的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2001年申遗成功后，当时承诺的整治周边环境工作一直未能实现，直到“耿拆拆”来大同；而包括人工湖、仿古商业街灯项目均在遗产的建设控制地带，因为未依法履行审批程序，被国家文物局紧急叫停，是为“云冈风波”。

　　在大同市古城保护研究会会长安大钧看来，不遵守条文规定，实是为了规避低效的政府效率，“没办法的”。

　　这场近乎极端的古城保护产业化方案，不免也陷入极端是非的争论之中，一部分人认为，整体保护实质是伪古董，是为了博取政绩的形象工程；另一部分人则认为“将文化保护放到城市发展的战略高度，难能可贵”。

　　然而，耿并不愿意为这些争议耽搁时间，“我没时间等了。”

　　因煤而生的大同，在计划经济时代辉煌一时，但到了今天，大同市营以下企业几乎全军覆没，一百多万的城市人口中竟有16万户住在棚户区。在高铁发达的今天，从北京到大同，350公里的距离火车仍需要6个多小时。当地人形容城市形象时调侃说：污水基本靠蒸发，垃圾基本靠风刮。

　　留给耿彦波的余地其实更有限，相较于煤都的经济转型之艰、吏治的涤清之难，城市建设也许还算是个见效快、易作为的领域。这也是他的一贯招数，从灵石、到榆次、再到大同，城建均是耿最重要的执政抓手。

　　安大钧说：“数十年来，地位日渐式微的大同，迫切需要一个重锤来敲这面沉鼓。”云冈风波时，为了保住这个重锤，前任市委副书记的他主动给省领导写信力保耿彦波。

　　耿彦波自己也承认，“大同正经历着非常之期。”

　　2009年底，大同市面向全国公开选拔市规划局局长，这是大同惟一一位全国公选的领导干部。耿彦波说这个职位的选拔上一点没有让步，“一定要选一个专业人士”。

　　更大规模的人才计划正在实施之中。市政管理委员会1200名工作人员平均年龄高达49岁，全单位没有一个大学生学的是对口专业，现年48岁的总工程师是二十年前被招进来的最后一个大学生。2010年，才终于有了20名新大学生，开始实习。

　　2009年底建成的城市规划展览馆则希望以此鼓励市民参与城市建设。超过7000平米的展厅，一些标志性工程的规划设计模型在列，鼓励市民全程监督。

　　半年来，市民们的留言超过了厚厚的六大本，其中不乏“保留”意见：“拆迁是民生工程，应做到拆迁、安置同步进行”；“大同水资源严重短缺，哪来的水源支持文赢湖、护城河？”

　　“烂尾”隐忧

　　把摊子铺得如此之大的市长，一旦中途调离，会不会落下个烂尾工程？

　　根据估算，大同此届政府5年内的投资共计500亿。这对于2010年仅121亿元财政收入的城市来说，一旦资金链断裂，大同的城市建设将功亏一篑。更坏的消息是，2010年的财政收入较上年还降低了1.1%。

　　耿彦波的解决之道是，贷款100亿，政府自筹100亿，而争取中央和省里的支持资金50亿。另外250亿则来源于“经营城市”，他从不回避城市建设对土地升值的影响，仅御东新区的三万亩熟地就足以填补这250亿的空缺。

　　至于以后，两年里，耿也在拉项目，尽管包括中国重汽、北车集团、中海油等一系列大企业纷纷落户，但成为真正引擎尚需时日；而直接瞄准300万游客的古城改造，还在襁褓之中。

　　大同人分外担心，这个把摊子铺得如此之大的市长，一旦中途调离，会不会落下个烂尾工程？

　　近15年来，耿彦波从未在一个地方干满一届，而“耿彦波所有关于大同的蓝图都是按照5年的周期来做的，如果他中途离开了，谁能接得了他的班？接班者认不认同他的思路？”“云冈风波”时，大同市民自发组织了签名，有报道称万名市民挽留这位市长。甚至一些拆迁户也加入其中。

　　在城区区长祁雪峰看来，耿彦波在大同的所作所为无异于一场赌博，“但大同需要这样的赌博，不干也是死，下点猛药吃不好也是死，但吃好了就可能起死回生了。”

　　如今，古城保护重点之一的东城墙已近完工，12座望楼一字排开，蔚为壮观，绝大多数工程尚在快马加鞭的建设之中，大同已难再回头。

　　“如果停了，就是政绩工程”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孟登科 发自山西大同

　　我不能刻舟求剑。我们的很多规划，因为没有专业性所以才没有严肃性

　　我们的文物保护，一定要把包袱变成财富，把保护转化成产业，才能世世代代保护下去

　　南方周末：你总是强调规划的严肃性，为什么你一到大同就反而调整规划？

　　耿彦波：1995年，我们去法国参加一个培训，我问法国的一个市长是怎么对待拆迁的，他很奇怪，说他们的规划百年延续下来，根本不用拆迁。这给我很大的震撼。所以，规划的严肃性，前提是得有一个好的规划，不能是一个带病的规划，我不能刻舟求剑。我们的很多规划，因为没有专业性所以才没有严肃性。

　　南方周末：为什么这么重视规划？

　　耿彦波：根据我多年的工作经验，规划是一个城市的基础，整个城市的空间布局、交通体系、产业结构，不能犯大错误，一定不能支离破碎，是一个系统。其实规划就是个眼光、是一个高度，一定得是站在明天看今天，这是规划的意义。

　　1995年当县长的时候，县城在一个河沟里，本来不该在那里建城市，下雨以后，水排不出去，年复一年出这种问题，这就是当时城市规划的问题。后来，我们调整了思路，城在山中，通过规划实现了转劣势为优势。

　　南方周末：规划、建设、管理，这是一个城市系统的三个环节。你怎么理解这三个环节？

　　耿彦波：规划是城市建设的龙头，它是前提，如果输在规划上，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将来要花很大很大的代价来纠正；但规划是一种理念，必须要落在大地上，建设就是实现战略层面到行动层面的转化；建设是有周期性的行为，管理才是一个城市永恒的主题，我们常常重视打天下，忽视治天下。所以我们在高度重视建设的同时，努力把钱花好，把事办好，特别重视城市的管理，城市永恒的主题是管理，最能体现一个城市发展水平。

　　南方周末：今天你事无巨细地跑工地、审规划、看设计，有人说，这是“不务正业”？

　　耿彦波：其实这些确实不是我应该干的，我是干了局长们干的事。但我的干部队伍里缺少专业干部，以前在太原，很多图纸我是不看的，特别是专业性的东西，但来了大同以后，我现在是不得已。实际上我现在很多事已经开始放手推给干部，在实践中锤炼他们。

　　南方周末：“云冈风波”给你什么教训了？程序和效率的矛盾问题怎么解决？

　　耿彦波：云冈的事，我们确实有些问题，比如程序上不对。我让新闻单位一定要把这个过程如实记录下来，将来在云冈的历史上可以留一笔，没有风波就没有故事。任何历史都是财富，“云冈风波”给了我很深刻的教育和启示。

　　在榆次的时候，我那时候看到一个村里的老戏台，我想移到常家庄园里，本来说好了整体移过来保护。但后来，山西晚报连续五天报道，讨论文物保护，倾向于文物保护还是应该原地保护，修旧如旧的好。后来，我就放弃了，但这段经历在常家庄园的建设中留下来了，这有历史为证，让后人去评判，我当时就说，原地不动的话，不超十年这个戏台肯定要倒了。前段时间我听说戏台已经倒了，还没到十年。

　　我们的文物保护，一定要把包袱变成财富，把保护转化成产业，才能世世代代保护下去。

　　南方周末：很多人担心，你一旦离开大同，大同的这些动作就烂尾了。

　　耿彦波：如果大同的工程现在停了，就是典型的政绩工程，什么叫政绩工程，就是劳民伤财，就是个权力景观。我不愿意留这样的结果，现在大同有那么多的贷款、争议，你耿彦波把政绩搞出来了，结果却拍拍屁股走人了，留了一堆债。

　　我希望，在我的手上，把我做的事情能画上句号，给我的后任留下财富而不是包袱。到了明年应该就能到一个良性的状态，今年是一个节点，今年闯过去，柳暗花明！

　　南方周末：对你的担忧除了任期，还有一个，大同的发展有没有超出它所能承受的容量。

　　耿彦波：实际上，大同现在做的事，是其他城市十几年来都在做的事，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一个基本的平台。今天的改造、拆迁得快，那是相对于我们过去落后而言的，因为我们几十年来就几乎没什么发展。

　　第二个我是用市场经济的概念来建设城市。计划经济的眼光看城市，城市建设是个无底洞，是个花钱的事，今天，城市建设是一个能够赚钱的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