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薪潮难撼世界工厂地位

　　“配套体系发达，工资涨一倍都不会对这些企业有任何影响”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发自北京 “加薪潮持续蔓延”“外企或被迫迁移中国”“中国世界工厂地位丢失”……春夏之交，中国东南部沿海的一股加薪潮，让一些外国媒体浮想联翩。

　　不过，在东莞工作的叶亭却显得很淡定。作为一家美国家具进口商在中国的代理，叶亭并不担心会有工厂迁出，影响她的业务量。“2006年，我们有家台资供货商因为人民币升值和美国反倾销，把工厂从广东搬到越南，后来看那边配套部件都找不齐，就又把厂子搬回了广东。”叶亭估计，这次的“加新潮”也不会对她的供货商产生太大影响，“关闭中国工厂还早呢”。

　　叶亭说，其实外媒类似的担忧，也出现在两年前《劳动法》修订和《劳动合同法》颁布实施，以及2005年人民币升值前后，但最终并没有出现外资工厂的大量撤离。

　　“这股加薪潮对外资企业的影响实在是微不足道，说一加薪外资就跑，这完全是利益集团散布各种谣言、耸人听闻。”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在接受采访时说。

　　加薪潮蔓延

　　“我曾在珠三角地区做过大量调查，那里的GDP长期维持10%以上的增长率，企业利润实现快速增长，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幅度相当少，基本没有增加。”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这轮加薪潮是由富士康员工“12连跳”引发的。富士康6月2日和7日两次宣布加薪，通过三个月考核的一线作业员月基本工资可达到2000元。一周之内两次涨薪，部分员工薪资涨幅达122%，幅度超过了过去10年加薪的总和。

　　一石激起千层浪，加薪潮形成连锁反应。6月9日，深圳市将月最低工资标准调高至1100元。由于深圳企业普遍以最低工资标准来确定自己的工资水平，众多原本对加薪仍持观望心态的企业主不得不上调薪金。据统计，近期已有11个省市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涨幅皆在10%以上，一些省市甚至超过20%，平均涨幅为17%。

　　企业主是天然的加薪反对派。有些外资企业表示，它们无法承受加薪潮的压力和冲击，并发出撤离警告。

　　“这样涨薪非常不合理，台商协会没人能理解！我们不会跟风，根本无法承受！”深圳台商协会会长黄明智说。台湾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理事长焦佑钧称，在成本考量下，未来三五年内，大陆台资电子厂离开大陆将势不可当。

　　难寻替代

　　此轮加薪之后，中国工人的最低工资已超过了周边很多国家。因此一些舆论担心，加薪浪潮如果进一步蔓延，一些外资企业将会把工厂转移到东南亚和南亚。

　　在越南，从事最简单工作的劳动者在2008年的最低月工资标准约合人民币500元，印度的最低工资比越南稍高，而孟加拉国的最低工资则比越南要低很多。

　　香港工业总会近期对珠三角港商进行的调查显示，珠三角约8万家港企中，37.3%正计划将部分或者全部生产能力迁离珠三角。它们迁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资成本上升，而搬迁的目的地就包括越南和印度等国家。

　　有媒体认为，在加薪潮的影响下，中国必然会出现一定的产业转移，这些产业将集中在低端、小规模的加工制造业环节。在仲大军看来，这些要离开的企业本来就属微利行业，他们当初来中国完全是看中中国的超廉价的劳动力，现在这个行业没法干了，离开也是市场调节，“它们爱走就走”。

　　另一方面，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投资协会会长张汉亚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把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与越南等对比意义不大，因为中国与越南等国家的发展阶段不同，竞争优势迥异。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也在近期表示，廉价的劳动力已不是现阶段中国吸引外资的第一位优势，中国对外资最重要的优势在于中国国内政治环境稳定、经济不断高速发展，法治环境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配套体系发达，工资涨一倍都不会对这些企业有任何影响。”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韩德强说。厦门大学中国经济能源中心研究主任林伯强也认为，工资成本的增加不太可能导致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发生，“中国将继续保持世界工厂地位。”

　　向内走，向上走

　　产业的集聚有很多的因素，除了工资之外，还有市场、物流、效率、税金、生活条件等等很多因素。安邦首席研究员陈功认为：“生产部门的转移不是说转就能转，也不会因为一个单一因素的变化就完全撤离。”

　　但是，沿海的加薪潮毕竟给外资工厂带来了成本压力，而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在产业链条中的议价能力低下，劳动力成本难以通过提价转嫁到下游，因此“逐低成本而居”仍是这些工厂的重要选项。

　　“如果转移，它更多的是往中西部地区转移，中国政府也鼓励这种转移。”张汉亚说，目前，富士康等企业已准备将产业更多地迁到内陆和华北。

　　有媒体认为，对于一些无实力搬走的珠三角小企业，这次加薪将使他们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但林伯强看到的是乐观的一面，他认为加薪潮会促进产业升级。“加薪必然促使企业提高生产效率来抵消工人成本的增加，这对于工厂提高生产技术水平有好处。”

　　专家会诊：经济转型，十年为限

　　【嘉宾】张燕生 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

　　袁钢明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前几年就说要转型，但一直在推迟或拖延。如果还采取驼鸟政策，是不行的”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金微发自北京 加薪潮涌，中国经济如何顺势而为，转型、调整的时机在哪？答案的探索需要从不同角度探究。

　　日本模式：提升收入促转型

　　《国际先驱导报》：出现加薪潮是必然吗？

　　张燕生：劳动力成本上升是一个长期趋势，是市场调整，因为劳动力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充裕了。现在的劳动力没有转移出来的也就1亿～1.5亿左右，这其中还包括很多难以转移出来的，再转移十年基本上就结束了。

　　加薪只是刚开始。不仅劳动力成本上升了，土地成本、环境的成本也会随之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转型、调整将不是企业、劳动者或政府的行为，是市场的行为，是包含市场发展客观规律的行为。发展的阶段变了，不管愿意不愿意，它都会发生的。

　　Q：也就是说，加薪潮意味着中国经济到了转型期？

　　袁钢明：中国前几年就说要转型，但一直在推迟或拖延。如果还采取驼鸟政策，是不行的。我们现在经济的转型处于一个被迫的状态。

　　Q：有在高速发展中转型的先例吗？

　　袁：日本学者常对我说，日本十年增长的过程就是普通百姓收入提高的过程。日本是一个典型的在收入上升中实现成功转型的国家。

　　他们是在压力下被迫提高工资和技术水平的。在日本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十年高速增长前，工厂经常出现暴力事件，甚至有人(因低工资)砍杀老板。和我们现在一样，他们当时也担心如果收入提高过快的话，企业的成本也会提高过快。

　　事实是，劳动者的收入提高后，在市场上造成家电热销，日本的经济当时就是靠家电热起来的；在生产方面，劳动力成本提高使企业放弃简单生产，必须提高制造业和耐久消费品的水平，这促成了公司成长。

　　可以说，由于整个收入水平的提高，日本顺利实现了转型。

　　适应期就只有10年

　　Q：日本在1968年、中国在2008年人均GDP分别超过3000美元，中国是否面临着类似当年日本的时机？

　　袁：如果按日本的模式，从60年代转型，直到80年末期，20多年就实现了头昏眼花、令人惊讶的变化。我们国家从现在开始，这二十几年的时间非常关键。再过二十几年，可能国内和国外市场都饱和了，再进行高收入和高质量的转变就不好办了。

　　张：中国的经济发展，前30年是一个阶段，未来30年是与过去完全不一样的阶段。

　　前30年是两亿农民参与国际分工，用低成本的劳动密集型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发展民营经济的模式。这30年的出口导向和招商引资是非常重要的。

　　这种模式作了巨大贡献，但后30年已难以为继了，因为全球需求缩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而且外资正发生结构性的变化。非制造业的外资比重上升很快，贸易顺差长期的趋势是下降的。

　　我认为，我们的适应期只有10年。未来10年是从旧阶段到新阶段、旧企业到新企业、旧模式到新模式的过渡期。

　　Q：真有这么急迫么？

　　张：调整要早而且要主动。调整晚了，会出现大量企业倒闭、工人失业、中国出口竞争优势发生变化，及至中国寻求低成本的外资外移，成功的机会就小。

　　袁：今后应通过收入来拉动增长。如果收入不增长，会出现社会畸形发展，一方面资本大量闲置，另一方面贫困阶层大量涌现，社会会出各种问题。

　　【链接】外资与中国经济转型

　　1978年，中国迈出改革开放步伐，大量接受外资。

　　2008年，中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日本于1968年达到这一水平，经济进入剧烈的转型期。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开始外流，企业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方向发展。

　　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在1万美元上下，制造业的基础奠定。依日本、韩国经验，重化学工业发展饱和，钢铁、造船、石油化学等产业开始被淘汰或外迁。

　　2030年，中国人均GDP可望达到2万美元，即韩国当前的发展水平，钢铁、化学和纺织等传统制造业总产值大幅下降，制造业中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加速。向外迁移产业包括汽车、电气机械、工作机械等。

　　2050年前后，中国人均GDP超过4万美元时，将达到现今西方发达国家水平。包括金融业在内的服务业占GDP的主要比重，除了新兴的信息、生物等产业，制造业主要集中于高附加值产品，实体经济产业大量外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