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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京办摘牌后藏至快餐店内 仍处理上访接待工作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6月21日17:11  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

  撤离大限前的驻京办

  现在的县,作为基层的政府,必须要自己争取机会才能求得发展,“省里、市里能对我们县里负责吗?能为了我们的事情那么上心吗?我们自己不跑成吗?”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米艾尼、芦,特约撰稿李拯 | 北京报道

  根据4个多月前中央发布的驻京办撤销方案,2010年6月20日前,全国所有的省直机关和县级驻京办均须撤离。其中特意提到,确需保留的地市级驻京办经过批准可以保留。

  大限将至。在这最后的时刻,各级驻京办在忙什么?它们是真的准备离去还是像外界推测的那样,改头换面,以另外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

  快餐店楼上的“办公室”

  “从快餐店正门进去,二楼就是我们的办公地点。”江苏省某县的驻京办主任田飞(化名)这样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描述他们的“秘密”驻地。此前,4月份,他们在省里统一安排下摘了牌。

  在他们的驻地附近,看不到有“苏”字样的车牌,从楼外面看,这里只有一家普通的快餐店。问了服务生,才知道非常偏僻的地方,有一个通往二楼的楼梯。

  二楼的布局,有点像早年的招待所。一个年轻的“前台”见有人上来,马上问记者的来路,显得有些警惕。

  进到房间里,才看到一个典型的“驻京办式”的摆设:写字台、大沙发、展示地方特色烟酒的玻璃柜子,墙上还挂着几副字画。田飞正在电话里用江苏话处理一些“公务”。

  挂断电话后,田飞面带委屈地说:“我们县不太有钱,每年给驻京办的经费非常有限,以前是5万块,这两年一直是10万块封顶,这点钱在北京解决生存问题都很困难。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现在在北京租了两套房子。我们在编人员加上我才两个人,剩下三四个人的工资都是我们自己承担,几乎没有给县里造成任何负担。”

  田飞说,像他们这种“当牛一样拉磨又不吃草”的“高效驻京办”,县里也舍不得撤。

  该县驻京办成立于上世纪80年代末,田飞于2001年从家乡来到北京任驻京办主任。他曾经借住过老乡在京的房子,租住过小平房、连暖气都没有的筒子楼,“一开始在北京很艰难,又不能欠债,因为政府不认。”

  一开始,田飞的主要工作是接待,2003前后,介入到信访工作中。“这边的办公室主要是接待领导,处理日常事务,我们在另一个公寓楼里还有一个两居室,主要用于接待上访的乡亲。”田飞说,“那边”雇了两个人具体负责,但是一旦他们处理不了,他就要亲自去处理,做上访户的思想工作,“工作压力很大”。

  如今,已经没有了驻京办主任头衔的田飞,仍然经常去处理上访接待的“繁重工作”。

  撤了谁都要做这个工作

  摘牌之后,田飞没有变得清闲,反而更忙碌了,因为他们刚刚又接受了“家里领导”布置的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

  “苏北沿海的发展已经列入国家发展战略,我们那里要修铁路、建港口,这些都需要在北京的一些部门争取,尤其是要和在京的一些大型国有企业进行产业对接。”田飞说。

  自然,对接的具体任务,还是落到田飞他们身上。“去年,省里就有领导过来,强调我们和央企对接的重要性。今年上半年,市里给我们下达了具体的对接任务。”田飞说,他现在每天都要接很多电话,“县里面要求我们以最快速度对接上央企。”

  田飞认为,这项工作“很正经、很重要”,“难道对接就是腐败吗,我们那里有很多战略性的资源,而央企也需要港口、土地,进行战略性的发展,这都需要我们具体去联系。”

  他强调,“家里领导”早已表示,“撤了谁都要做这个工作,日常的工作继续,至于用不用这张名片,根据工作内容再商量。”

  田飞说,现在这个时候,各县都有各县的“招数”,“有的县在变通,比如县里有艺术品的,可以以它为一个出口;还有一些本来就依附于地方驻京企业,回到企业身份就可以了。”

  但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驻京办主任都像田飞那样幸运。等待安徽省桐城市驻京办“末代主任”梅安平的,就是黯然离开的结果。接到中央的通知以后,2010年初,梅安平来到北京,为桐城市驻京办做了最后的扫尾工作。

  “安徽省撤销县级驻京办的力度是很大的,省里不断发文要求各县上报撤销进度,桐城市政府已经报告撤销了驻京办。”梅安平告诉本刊记者。

  如今,桐城市驻京办的两名工作人员都已经回到原单位上班。梅安平也回到桐城,继续担任他的市政协党组副书记。

  不过,桐城市驻京办的“终结”很可能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者对本刊记者说,就在梅安平离去之后,桐城市委一个“级别很高”的退休官员,已经来到北京,张罗着“重整旗鼓”。

  领导总有别的需要

  与县级驻京办不同,大限将至之时,处于“撤与不撤”之间的地市级驻京办们,仍然为自己的存留做着最后的努力。

  张辉(化名)在河南省某地级市的驻京办干了将近两年,他说还没有等到最后的“判决书”,“但是6月20日是大限,到时候是去是留必须有一个结果。”

  他说,市里已经向河南省政府申请保留驻京办,但省里迟迟没有批下来,“维稳、农民工问题,都是我们的理由,不过省里可能不这么想。再说,这跟领导个人有很大关系,领导如果比较重视农民工问题,我们驻京办就有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职能,领导要是不重视,注意力转移了,我们就没有这个职能了。”

  张辉又补充说,当然,没有这个职能了,还有其他的职能,“领导总有别的需要”。

  让张辉感觉“不容乐观”的情况是,他们的办事处原来在北京一处繁华地段,那时农民工有事经常会去找他们,“还能做点事,心里面踏实一点”。前段时间,他们的办公地点拆迁了,现在的办事处设在一间租来的房子里,“大家都人心惶惶,整天没有事情干,农民工想找我们也找不到。”

  他们过去还有自己的餐厅,都吃家乡菜,现在餐厅也没了,自己在外面买着吃。“备感凄凉。”张辉说。

  对于自己的未来,他感到黯然,“如果6月20日的结果是撤销,我不知道是回去还是留在这里。”

  该撤的撤,该开展的继续开展

  身为县级驻京办主任的田飞认为:“如果说驻京办搞腐败,那最腐败的是省级驻京办,其次是市级,最后才是县级。为什么要撤销县驻京办,因为县的势力最弱,看起来没有与北京直接对接的必要,而省驻京办是最合理存在的,因为他们和北京能说上话。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田飞说,他在驻京办主任的位子上将近10年,无时不感觉到基层和中央的对接“不通畅”,所以县里认为驻京办的存在非常重要。

  “按说我们的政府,应该是一层为一层服务。省为市服务,市为县服务,但是现在做不到这一点。”田飞解释说,现在的县,作为基层的政府,必须要自己争取机会才能求得发展,“省里、市里能对我们县里负责吗?能为了我们的事情那么上心吗?我们自己不跑成吗?”

  至于维稳,在田飞看来,县驻京办更是“重头”,“试问哪个省级、市级驻京办主任在任期间跟上访户直接对过话?具体的工作都是县级驻京办在做,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这是到目前为止,田飞对“撤离”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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