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农民蒋庆泉说，我想知道你所经历的战争。他回答：战争就是一场演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山旭

　　蒋庆泉这个人

　　我对农民蒋庆泉说，我想知道你所经历的战争。他回答：战争就是一场演义。

　　我和洪炉老师良久无语。

　　我们刚走进院子，他就快步从屋子里迎出来，蒋庆泉是位高个削瘦的老人，皮肤黝黑，极其普通的农民，虽然已经82岁高龄，但是精神矍铄。背只是微微有点驼，并不像那些常年从事农活的老人那样有着深深弯的背。因为一只眼睛有病，所以戴了厚厚的眼睛。当他和洪炉见面的时候都很激动，两位老战士互致以庄重的军礼。

　　蒋庆泉喜欢看书，学知识，他家有一个小小的书柜，里面最显眼的是四大野战军战史。洪炉老师送给他自己写的抗美援朝书籍和一本23军战史，他爱不释手，当场迫不及待地看了起来。他很想知道自己4年的从军生涯，从国内到国外，到底打了两场什么样的战争。

　　正因为蒋庆泉很喜欢学知识。所以他以文盲的身份到部队后1年就当了步行机员，这是个技术兵种。他写的字让洪炉老师很惊讶：根本不像乡下农民的笔迹。

　　其实他是一个很有趣的老人：说话抑扬顿挫，快速而有力。当叙述到一个段落后，他会停下来想一想，然后用一些对仗的短句进行高度概括。就好像评书里经常出现的那样。

　　不过，当洪炉老师跟他讲，根据最近公布的资料，朝鲜战争是北方打了第一枪。他第一次沉默了。也许是这种心态使他能够相对坦然地面对自己的命运。但是，正如我在文中所说，他内心的战争从未停止。

　　报道背后的蒋庆泉

　　蒋庆泉的命运转折出现在辽宁昌图的归来人员管理处，这也是其他6000人最不愿意回首的一段往事。而对于整个抗美援朝，这是一段隐蔽的历史。

　　根据曾任193师政委、参与志愿军战俘回归事宜的贺明少将了解，6064名归来人员中700人被开除军籍，4600多人只承认被俘前军籍。2900多名共产党员中只有120多人保留党籍，但也分别给予了各种党内处分。

　　但是，无论是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还是国内的宣传材料，都曾记载他们在战俘营升五星红旗、以血肉之躯与坦克机枪对抗的事情。

　　绝大部分人在审查的压力下，违心地上纲上线、承认“右倾保命”、“丧失气节”等情节。1954年4月，除部分营以上干部转业外，大部分连排干部和全部战士一律复员回家。

　　根据我们看到的蒋庆泉的档案，他所在的部队——23军67师政治部为他提供了足够的支持，使他只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幸运地保留了党籍和军籍。

　　蒋庆泉的档案有五分之四涉及被俘经历。和许多归国志愿军战俘一样，在压力下他在不同的自述和材料中，描述了不同的情况。在最为“不利于”他的一份材料中，蒋庆泉写到，“是投降的，原因是自己当时右倾保命，没有和敌人拼到底的决心”，“我给党丢了人，给我军造成了不可挽救的损失，这是我的罪，我有罪。”

　　在讲述如何接受敌人审问时，他说，自己告诉敌人“每人一挺小轻机枪”、“吃大米白面猪羊肉”。每个正常人都知道，这是为了对抗敌人的审讯。但是，审查的最后结果认定：他被俘后暴露部队的武器装备。

　　蒋庆泉现在和二儿子住在一起。这个东北乡村的普通农户家里，只有一台电视。二儿子看起来有些木讷，通过土地微薄的收入与大哥一起负担年迈的父亲和母亲。

　　大儿子蒋立是葫芦岛一所小学的教务人员，妻子是中学的老师，家里有个正上学的儿子。他们像普通城市居民一样有自己的生活和压力。几乎每周他都会坐长途车回去看蒋庆泉。

　　蒋立对于我们的到来本来有些犹豫。他最后说，你们能让他感觉自己的付出还是有人承认，他心里高兴多活几年，我们做儿女的就满足了。

　　被俘的屈辱感一直困扰着蒋庆泉。这使他对今天所得到一切都感到满足。但每个听到他的故事的人，包括区民政局的副局长，都深感命运对他的不公。

　　《英雄儿女》中说，“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成”。还有多少个蒋庆泉就在你我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