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个体身上都在发生变革

　　时代周报：如何为这个时代寻找方向感，重塑伦理和价值感，既是精英群体的责任，也是每一个个体的责任。您有个提法叫做“内部革命”，揭示出一种不同以往的新起点和动力，其主要思想是什么？

　　崔卫平：我的意思是不要等到大环境改变之后，不要等到一个社会的“外科手术”之后，我们才改变自己惯常的做法，而是每个人都可以从现在做起，把自己变为一个良性的起点，从自己的良心、道德、伦理出发，包括从自身职业伦理出发，开始负起责任来。一个法官不要带头枉法，一个记者不要做假新闻，一个报纸的主编不能阻止记者做真实报道。不要总是拿各种各样的东西作借口，事到如今，任何借口都不成其为借口了。明摆着推卸责任，你还有什么可说的？让每一个人负起责任来，从各种借口、说辞和体系中站出来，站起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有责任感、有尊严的人，这就是“内部革命”的意思。

　　我们有时候是习惯性的恐惧，觉得我不能做某件事情，大家都没有做，其实不要怕，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有力量的起点，不要等待看他人眼色，等待别人一起做，在这个意义上，我是觉得中国现在就像文艺复兴时期一样，需要呼吁“人”的解放，将人自己从这个体制的身份下摆脱出来。不是按照体制中的地位、身份和权力大小，来看待这个人的价值，而是看他实际上做了什么，他这个人本身如何。每个人需要立足于他自身，他自身的力量，自身的价值，自身的行为，自身的美德，自身的道德责任感，他这个人对于社会的贡献，根据这些来判断一个人的价值，而不是根据一个空洞的制度身份。需要一个全新的判断人的眼光，而不是依附于某个系统。

　　时代周报：我的理解是，“人的解放”核心是人作为“主体”意识的觉醒，这恰恰需要从依附性关系中解脱出来才能获得。

　　崔卫平：像韩寒，一个属于体制之外的人。他又能写小说，又能赛车，又能办杂志，还能写那种文章。那种文章不好写，因为某个事件大家都有感受，要把那种感受描摹出一个框架来并带来阅读的新鲜感，是很不容易的。在不止一个方面同时进展、势如破竹的韩寒，体现了一个人的丰富潜能和力量，他的独立、他的勇气、他的多才多艺。韩寒说过，他不想移民。实际上他在这片土地上找到了自己，找到了自己的力量。需要更多的人像韩寒这样，而不是纠结于每天感到身不由己，每天感到无能为力，每天感到自己是一个垃圾，什么都不是，人应该成为一个有力量的个体。这是有可能的。那个县委书记冉广岐，当他跟全县人民说，咱们在户外批林批孔，他多么有力量。

　　时代周报：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韩寒。但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属于自己的自由意志的领地。简而言之，我看过一些犹太人的回忆，一个人即便在纳粹集中营中也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或者说过得非常糟；即便在面对死亡的时候，一个人仍然可以选择以怎样的姿态来面对。人永远有选择的余地。

　　崔卫平：当然是有。我曾经读过一本书叫做《集中营里的道德生活》，并且翻译过其中的不到2万字。那些被囚禁在集中营里的人，战俘或者是犹太人，男人试图每天把皮鞋刷亮，女人用一切办法把脸洗得干干净净，他们手中没有书籍，于是就运用记忆和互相补充的办法，背诵头脑中的诗句，在心中留住那些美好的东西，也包括团结互爱，显示出他们身上人性的力量，这就是他们维持人的尊严的方式。这是最极端的例子了。我们并不处于这样极端的环境当中，但是要有这方面的意识，也需要有足够的智慧。但是，首先要有决心，确立这样的起点，那我们就会获得这样的智慧和想象力，以及建立这样的空间。

　　时代周报：人的解放，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维度，即如何面对撒谎。哈维尔提出“生活在真实中”。这对当下生活有何启发？

　　崔卫平：撒谎也可以说是人的天性之一，古已有之。但是制度性地让人撒谎，由制度来鼓励人们撒谎，却不是从来如此。比如虚报某个产量，虚报一些数字，不虚报不行，对不对？有时候不是明显的撒谎，而是不着边际，完全不切实际。哈维尔分析过一条标语，一个水果摊上挂一条标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不是典型的谎言，这叫不着边际。这个人一分钟也没有想过到底联合全世界无产者是个什么样子，他其实就在这儿卖水果就行了，但是非要挂那样的标语不可，挂标语显示了他的配合和服从。事情不大，然而肯定是一个小小的羞辱，这可以看作我们前面说的“人身依附”的例子。

　　波兰斯基是波兰出去的一个大导演，有一年被北京电影学院请来了。在回答了师生们的许多问题之后，他指着人们头顶上的一条大红标语问，那上面写的是什么？他的这个询问与哈维尔的分析是同一个道理。这类红色大标语在我们身处的环境中随处可见。它没有实质内容，表面上无害，但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它鼓励和提醒一种“心照不宣”，即使是不知所云，大而无当，也不要揭穿它，不要质疑。因此，它们骨子里是提醒人们要配合、要顺从、要服从，不要跳出来做“不合语法”的事情。于是，它们变成了服从的仪式里必不可少的道具，隐藏了一种奴役和支配状态。

　　时代周报：仪式的背后仍然是依附性，“绝大多数人都是他人”，而不是自己。这个秩序中，只有成为“他人”才可能沿着权力的台阶，拾级而上。而您所主张的恰恰就是要人们重拾起所忽略或遗忘的“自己”。那“自己”的根基应扎在何处，力量源泉又在哪里呢？

　　崔卫平：“你的腹中有一千道光芒”，大画家毕加索说。我拿它作为一篇文章的标题。我们当下同时需要克服的是一种有关个人自身的虚无主义，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什么都不是。不是这样的，你有很多空间的，可以尝试的，以前人没有做过，你来试又怎么样。现代社会，现在你看，每天出现各种各样的新事物，为什么不可以出现新人呢？为什么不可以出现更多新的想法，为什么不可以出现新的行动呢？

　　我们尝试过很多事情，但很少尝试将自己当作自身的起点，也当作自身在这个世界上的起点。我用一个词叫“裸奔”，即运用自己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运用自己的嗅觉去辨别这个世界，运用自己的耳朵去倾听这个世界，运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这个世界，以及运用自己的理性去评判这个世界。

　　“你是你自己的起点，也是这个世界的起点”。你也可以成为一个世界，你也可能是强大的，你有可能是有力量的，你也可能至少成为你自己的主人，以及准备做世界的主人。假如你没有力量，这个世界上便没有力量；假如你退缩，这个世界便没有前进。

　　所谓“现代性”，包含着这样一个最为重要的起点—自我引导并非他人引导，即需要自己营造生命的意义，而不是由他人和权威来代替。这句话看似简单，然而它的含义，只有到一定时刻，人们才能体会得到。

　　老外眼中的中国移民潮

　　特约记者  王一粟

　　时代周报：请问你是否注意到近些年中国出现了精英外流的现象。例如大量的留学生出国之后不愿意回国、有钱人将子女送到国外上学、富人群体甚至出现了大量投资移民的现象？你认为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些现象？

　　Bruce Humes 徐穆实

　　定居深圳的美国人

　　商业杂志和网站的策划人

　　徐穆实：如果 21 世纪有很多中国人到国外后不想回来，肯定是因为他们觉得在国外的生活更有吸引力。上世纪80 年代我在台湾住了一段时间，当时台湾人也很担忧：为何台湾人到美国、欧洲和日本读书，不怎么回来？除了对外国生活的好奇之外，主要是觉得台湾经济条件不怎么好，然后也觉得社会太狭隘、太压抑、不讲法律、只讲人情。

　　也许今天的中国对部分定居海外的华人同样缺乏魅力。但是中国社会在变，而且变得很快。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回国定居的中国 “精英” 会多起来。就像 80 年代末台湾的 IT 人才回台湾的潮流，他们慢慢地发现了有机会在祖国发展。

　　Jonathan Ansfield 安思乔

　　资深外媒驻华记者

　　安思乔：首先，小部分人口的所谓“外流”本身不一定是大问题，有利也有弊。长期来看，也有可能对中国与国际接轨有好处，今天的外流者仍然有可能是明天的“海归”。

　　中国目前一些出去的人的动机和过去发生了相对性的变化。比如说90年代出去的人他们更多的是出于对实现理想、追求自由的考虑。由于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当时他们这些人或许会觉得在国外生活、学习机会多。而目前，出去的这些人的考虑更为实际一些，例如去西方镀金、建立社会关系、投资固定资产、让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机会等等。这也可以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给精英们带来了更多的选择。他们现在的考虑更为周全和仔细。但是这两者差异的背后，有一点是没有太大变化的，那便是生活在发达国家的心态与生活在欠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这种心态体现在他们对于国家的经济与政治走向的信心的差别，他们或许无法预计到10年之后，中国到底会怎样？最近中国就发生了一些非常疯狂的事情，例如各地学校的袭击事件，富人子女被劫持绑架的事件也频频发生。

　　还有一点，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与西方相比存在很多问题。对于这些精英而言，他们更有可能意识到中国教育体制中的不足，例如学生的学业压力过大、毕业之后的就业，等等，教育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虽然，中国近些年来社会所提供的空间与条件有所改善，但是这种改善并不是均衡的。比如在教育领域，学校的招生人数、跨国项目与硬件条件是在不断改善，但是教育体制中的一些基本理念和管理方式是没有太多变化的。总体而言，中国社会的整体在发展中也存在同样的不均衡，生活条件在改善的同时，法治建设进程的相对滞后、投资渠道的压缩，都有可能是造成这些精英外流的原因。

　　Martin 马丁

　　丹麦消息报驻华记者

　　马丁：是的，我周围是有一些中国朋友在美国或加拿大，但是他们在国外待的时间仅仅只是一小部分而已，他们基本上还是居住在中国国内。我想他们这样做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获取这些国家的居住权或者绿卡。然而我注意到与过去相比，近年来留学生回国的比例在增大，因为这里的发展很快，良好的经济形势为回国的留学生提供了大量的机会。而且我相信在未来，还会有越来越多的留学生愿意回到中国。

　　对于那些通过移民离开的普通中国人而言，我想获得外国国籍或是居住权或许是更有利于他们的工作、事业或是投资。而对于那些通过移民离开的精英而言，他们在中国的政治地位以及经济地位都很不错，但是他们还是要离开中国。我认为这些人的离开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离开，实质上他们的工作、事业依然还在中国，这些人更有可能是出于对自身安全感的考虑而这么做的。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些国家的移民政策相当于给他们提供了保障自身安全的不同选择。我不确定这些人是否真的因为担心中国经济暗含的风险而离开中国，至少中国经济在表面上看起来还是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