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满20岁的女工唐宋敏来自云南昭通，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目前在莆田一家鞋厂当品检员。

　　唐宋敏有很多爱好，最近迷上了溜冰。她说，工人们的业余爱好是用钱换来的。要去逛街、溜冰，就意味着不能更多地加班，收入就大打折扣。5月份因为加班少了，她的工资比上个月少了700，只有1800元——但她在意的是，“不能再住农村”，她希望能在城里长久呆下去。

　　这和在福建多家外企打过工的贵州籍农民工杨力想法差不多，“我的要求不高，如果每天工作8小时能拿到2000元的工资，我就满足了。这样就可以像城里人一样上下班，过周末”。但是，杨力把事情看得太简单了：有时候，钱不能解决问题。

　　由于在城市中没有自己的圈子，农民工很难找到家的感觉。

　　“虽然我就生活在杭州，可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属于这个城市。这里是有钱人的天堂，我们进城只会感觉心理更不平衡，人家可以花几千元买东西，我们没有东西可买。”在东芝电子工作的陈芳春说。

　　浙江省委党校副教育长吴锦良教授介绍，更现实的是，受到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限制，并由此衍生出住房、医保、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孩子入学等诸多不平等，新一代产业工人难以融入城市。

　　“第一代农民工的奔头就是攒够了钱回家，但是这一代想在城市里立足，又没有归属感，又缺乏上升的空间。”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说，“他们心中的奔头很多时候是空的，是画饼充饥，这是最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