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要拆了，将要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雷飞的母亲雷琼贤一时接受不了，情绪波动很大。图为雷飞给母亲提水，照顾母亲生活。

面对拆迁后家庭生活的变化，雷飞陷入了沉思。摄影：赵永峰

　　6月25日早上7点，一身疲态的雷建荣轻轻地推开紧锁的大铁门，走过一条狭窄的巷子，来到了土堆村里最为宽敞的大道——鱼翅路。雷建荣下意识地朝斜对面关着门的报刊亭看了一眼，然后开着自己刚租来的出租车，消失在了冷清寂静的大街上。

　　往常此时，雷建荣应该能见到在巷子口开报刊亭的二叔雷飞，然而由于土堆村拆迁工作的全面开展，村里14000多名外来务工人员陆续离开了土堆村，雷飞的老顾客都走了，生意冷清，他索性将开门的时间也推迟到了早上9点。

　　这一天最为异常的是雷建荣的亲奶奶——雷琼贤，这位80岁的老人从清晨5点起床后就在屋里不停地流泪。按照雷家与开发商签订的协议约定，雷建荣的母亲张凤兰和三叔雷鹏要将雷琼贤所居住的这栋400多平方米的民房的钥匙交给开发商，“看着雷家祖产就这么被拆掉，我母亲肯定难以接受，毕竟她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雷飞解释道。

　　为了安抚母亲的情绪，大儿媳张凤兰并没有交出手里的钥匙，而是让弟弟雷飞与雷鹏找开发商协商，将期限推迟到7月1日。

　　在儿子雷建荣离开土堆村的一个小时后，母亲张凤兰出现在了鱼翅路上，挥舞着扫帚将街上的纸屑垃圾堆积在一起，这位别人眼里的清洁工在6月18日拿到了第一笔26万元的补偿款，在交钥匙后，开发商还将另外26万元补偿款打到她的户头，这只是张凤兰一家四处房产里的一处补偿，其余三处700平方米的房产她全都选择了原地回迁。

　　转瞬之间，张凤兰从一个清洁工成为了一名百万富翁，然而她依旧坚持每天5个小时的清洁工作，并不打算像其他村民一样购买汽车、购买首饰或出去旅游。

　　这引发了儿媳妇的不满，几个月来，雷建荣与妻子在无休止地争吵，妻子想要雷建荣直接和张凤兰要回他们应得的房产，并将这些房产转换为现金。最近雷建荣的妻子总是跟他说要买一辆20万元以上的轿车，因为娘家的伙伴在拆迁后都开上了高档车。

　　拆迁带来的不仅仅是财富，还有困扰。突如其来的巨额财富，直接将本就不和的婆媳关系推到了冰点。专家认为，导致这一切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城中村本土文化和生活方式与外部城市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差异。

　　当人们在羡慕着“城中村”村民们的“意外之财”时，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滚滚而来的城市化进程背后，失去了土地的村民们，在很长时间里只能孤独地守护着自己的家人、乡邻和财富。当这份“孤独”被打破时，他们将怎样应对即将带来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反过来又将给这座城市带来哪些影响？

　　百万身家的清洁工

　　土堆村的拆迁

　　“咚咚咚，哐哐哐……”从早上8点开始，拆迁工人制造的噪音、漫天的灰尘笼罩着土堆村。

　　往常此时，密密麻麻的人群从楼房中钻出来，穿过小巷，汇入宽敞的鱼翅路，涌向车水马龙的城市。雷雄的妻子张凤兰在扫地时通常不会用大扫帚，怕弄脏了行人的裤脚。而今，鱼翅路上只有几个行人，路边卖烧饵块的几个外来妇女不见了踪影，生意异常火爆的天津灌汤包店门紧闭，村口还有几家早餐店顽强地在开门营业，但生意惨淡，曾经放着欢快音乐的皮鞋店和服装店，统一播放着“大甩卖”的消息，劣质音响内传出了各样刺耳的“好消息”与拆迁工人挥舞大锤击打出的杂乱噪音混杂在一起，让张凤兰有点心烦意乱。

　　张凤兰挥舞着手里的扫帚，灰尘就像“扫帚星”的尾翼一样跟随着张手里的扫帚飘舞，然后落在停放在路边的一辆辆新车上，“再这么下去，人迟早要被呛死。”张凤兰抱怨道，“大路上灰尘刚扫过，马上又有新的灰尘，就像田里栽的韭菜永远割不完。”

　　拆迁户的选择

　　漫天的灰尘也搅乱了二弟雷飞的心情，他每过半小时就擦一次报纸上落满的尘土，一个早上下来一份报纸都没卖掉，之前火爆的公共电话生意也异常冷清，一个上午只有五六元进账，这样的情况已经持续了近两个月，雷飞清楚自己经营了10年的报刊亭就要关门大吉，自己也将另谋出路。

　　6月21日，雷飞来到位于棕树营的西山区地方税务局四分局办停报刊亭的税务资质，地税分局和国税分局的大厅里挤满了来吊销税务资质的人，其中很多人雷飞都认识，绝大部分都是在土堆村做生意的外来务工人员，他并没有和这些熟人闲聊，只是礼貌地与几个曾经的邻居打了招呼，因为私底下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交情。

　　由于办理吊销税务资质的人员过多，雷飞填完了10来张表格后，得到的答复是要再等半个月。

　　自从去了地税局之后，雷飞时常觉得空落落的，他见证并参与了土堆村从一个安静朴实的村落演变成了繁华、市井味十足的社区。“它不是传统意义中的村庄，也不是城市，是一个自成方圆的小社会，这里任何东西都能自给自足。”在此之前，雷飞认为村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比紧密，早前的非典、经济危机都没有将他们打散，他从来没有觉得原来城中村这样坚不可摧的相互依存的关系链，仅在一夜之间彻底断裂。“村里所有的人以前就像一串珠子，突然间绳子被抽离了，珠子散落了一地。”雷飞感慨道。

　　然而对于未来雷飞毫无计划，或者他根本就不用计划，因为这次拆迁给予他的补偿足够他安享晚年。

　　5月初，土堆村最先拆迁的三组集资房几乎在一天的时间里就被夷为平地，雷飞与大哥雷雄、三弟雷鹏、六弟雷福各自都拥有一套90.87平米的集资房，只有雷飞选择了货币赔偿。除此之外，雷飞还有两处共300多平米的房产，他选择了原地回迁；大哥雷雄家有四处房产，除了与三弟合建的一处房产(大概有130平米)选择了货币补偿，其他三处700多平米的房产都选择了原地回迁；雷鹏三处房产近650平米，雷福的也达到了340平米，他们都选择了原地回迁。如果将雷家4兄弟的房产和补偿金加在一起，按目前的市值换算已超过了1600万元(如果算上嫁到梁家河的妹妹雷庭秀家近600多平米的回迁房，因城中村改造，雷家补偿金和房产市值将超过2000万元)，相当于一个中型企业。

　　催生2万个百万富翁

　　中国注册理财规划师协会云南中心主任王宏分析道，初步估计，昆明城中村改造将直接催生至少2万个百万富翁。此前王宏等人对50个昆明市城中村进行调查，王宏说，每村约1000人，每户补偿款平均在 200万至500万元之间。粗略核算，如果以每村200户、补偿款下限每户200万元计算，50个城中村拆迁补偿金就达到200亿元，而昆明主城区参与改造的有336个城中村，拆迁补偿总资产将会达到1200亿元，相当于昆明市6年(以2009年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201.6亿元)的地方财政收入。

　　只有小学文化的张凤兰弄不清楚这1200亿是怎么来的，她也不关心，对于她来说打好清洁工这份工，之后将补偿款稳稳地存在银行，然后拿着每个月7000多元的过渡安置费(每个月每平米10元)，耐心地等待着回迁房的建成使用。

　　“我现在只相信两样东西，一个就是银行，另一个是房子。”6月18日与开发商签订协议后，张凤兰拿到了第一笔26万元的补偿款，按照协议在交钥匙后，开发商又将另外26万元补偿款打到她的农村信用社的户头。

　　“看上去我们是有钱了，可是我不会像其他人那样大吃大喝，买高档车，在脖子上手上戴满金银珠宝。”张凤兰说，等她拿到回迁房后，她依旧会当包租婆，也会将清洁工的工作做下去。

　　拆迁户的精明理财

　　汹涌而来的城市化浪潮，改变了老雷家5兄妹的命运。变化之大，连他们自己都无法预见。

　　一夜之间，雷家5兄妹从村民一跃成为了“百万富翁”，如何花掉或者计划好手里的财富，成为了雷家的集体困惑。

　　张凤兰在拿到补偿款的第二天，给自己和患有老年痴呆症的丈夫(雷雄)一人买了一份失地农民养老保险，“半年前就有保险公司来村里推销失地农民保险了，我一听还不错，现在拿到钱就买了，主要是买个保障。”张凤兰盘算着一笔账，一份保险交24000多元，投保之后每个月保险公司要返还230元，直到临终。

　　“这样我和我家老头子8年零7个月就能回本了，那时候，我才65岁，老头子也不到70(岁)，之后就等于保险公司给我们发工资了，是赚的。万一中途先走了，那么保险公司一样的足金退还，这怎么算都是一笔好买卖。”张凤兰说话时不停地笑，她认为自己做了一个聪明的选择。

　　然而，绝大多数的失地农民却不买保险公司这个账，在他们看来，钱只有存在银行才是真正的稳妥。

　　据悉，自2008年5月昆明市全面建立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以来，昆明市近60万的失地农民，只有10万人购买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仅为六分之一。

　　然而截至目前，雷家涉及拆迁的5兄妹也仅有雷雄夫妇购买了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雷飞再三考虑后决定不买该保险，6月21日他将自己和妻子的基本资料从保险公司领了回来，并退回了交纳的49000多元保险金。

　　让雷飞退保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他对保险公司不是很信任，总觉得推销员说的有些玄乎；第二、小儿子雷建国跟他说，每个月230元可以由雷建国直接给他，他所交的49000元钱留着养老。

　　有社会学家认为，这也是为什么昆明市政府花费了苦心，全面建立被征地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却得不到大多数失地农民支持的原因。

　　补偿款引发的“战争”

　　车市抢夺战

　　几个月来，雷建荣都与妻子在无休止的争吵中度过，妻子想要雷建荣直接和张凤兰要取他们应得的房产，然后将这些房产转换为现金。最近雷建荣的妻子总是跟他说要买一辆20万以上的轿车，因为娘家的伙伴在拆迁后都开上了高档车。

　　中国注册理财规划师协会云南中心主任王宏分析道，目前来看昆明市城中村改造的资金流向过于单一，主要流入车市、房市和银行三大行业，对这笔资金的追逐在这三个行业内尤为激烈。

　　一位工作人员介绍，在突然获得巨额资金时，村民们的攀比心理也发挥到了极致，“这家买十五六万元的车，那家就买二十万元的，大家都是邻居，凭什么你的车要比我的贵，那多没面子”。这名工作人员说，在有的城中村拆迁中，60%村民首选买车，“其中有几户人家驾照都没有，就先买了车”。

　　昆明万铃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市场总监蒋蛟表示，从去年第四季度到现在，公司确实遇到了很多城中村村民来购车，一般都是8万至15万元之间的经济型用车，但也有一部分村民买豪华车，“粗略估计，其中应该有5%的村民购买了豪华车，40%选择经济型用车，其他村民购进了营运车辆，这对目前的车市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车行的工作人员就曾遇到过兄弟俩一起各买了辆奥迪A6。

　　基于这样的变化，目前很多汽车销售商都纷纷推出了进村服务的业务。“随着城中村改造范围的快速扩大，汽车市场一场激烈的抢夺战也将会愈演愈烈。”

　　储蓄争夺战

　　王宏说，城中村改造就像是一个巨大诱人的蛋糕，几乎所有人都想来咬一口，最先进入城中村的就是银行。

　　对银行来说这将是不容错过的增加资金储蓄量的最佳时机。“在短时期内，突然出现一批接一批的一夜致富的人群，而且这部分客户资源是属于优质客户，他们一般文化层次低、理财观念淡薄、人比较厚道，对于银行业务，一般都是活期或定期储蓄，这样资金量大、要求低的客户当然是银行的首选客户。”王宏透露道。

　　一场各大银行之间的争夺战已经持续了两年。具有得天独厚资源优势的农村信用社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现在由于拆迁改造，村民们获得了补偿款，有钱了，有的商业银行就过来抢，明的拿不到，就通过各种途径拿到农户的联系方式，背地里一户一户单线联系。”昆明市一农信社网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土堆村委会副主任唐永寿说，土堆村目前签署了拆迁协议的村民，所补偿的拆迁款都统一打到农村信用社村民各自的账户上。“选择哪家银行是村民自发决定的，因为平时接触较多农村信用社是村民们最信任的银行，所以我们给每一户村民都开办了一个新的农信信用社账户。”

　　据一商业银行内部人士透露，农信社很早就知道了哪些地段将要拆除，为了留住这些拆迁补偿款的获得者，农信社早在拆迁信息透露之前就把信息告诉了村民，并给予这些村民每户2万元至3万元不等的信用贷款，给村民说是用这些钱先打点一下今后的安置问题，就这样与每一户拆迁村民建立了信贷联系。所以这次拆迁补偿款发放，村民们都一致首选农村信用社，这样他们就拿下了储蓄争夺战的“第一局”。

　　“村民们的钱打到农信社开的账户后，信用社为了留住村民手中的储蓄存款，又和村民们口头约定，存一年给予一定的现金返利，也就是存1000万元马上兑现2万元现金，村民们许多都没有太多理财意识，一部分就这样与农信社达成了交易，因此，农信社在第二局中又占了上风。”一银行内部人士透露。

　　像城市人一样生活

　　拆迁户转开出租车

　　两个月前，雷建荣辞去了房地产公司大巴司机的工作。在他辞职的当月，土堆村的拆迁工作正式开始，村子最南边已被推平，曾经他和村里的玩伴一起追逐嬉戏的巷子和他的儿时记忆，都将永远埋没在瓦砾堆下，眼前熟知的一切成为过去。

　　雷建荣意识到自己居住的这个村庄将强行融入钢筋混泥土的现代文明，而他也要改变自己，然后融入这座城市，最终开了12年车的雷建荣选择出租车为突破口。

　　一开始雷建荣计划等父母领到拆迁补偿款后，就与父母协商购买一辆出租车，然而有这样计划的城中村居民不只他一个，在2009年下半年至今，城中村改造后大量的热钱流入到了出租车市场，导致出租车车牌价瞬间涨了10多万元，大大超过了他能承受的范围。

　　“一开始我想一辆出租车办下来就四五十万元，可是一打听吓了一跳，出租车价已经涨到了六七十万，比房价涨得还吓人。”以此，雷建荣也开始转购为租，以每年4.8万元租用了一辆出租车。

　　雷建荣的生活从此变得繁忙了起来，从早上7点到晚上12点30分，他奔忙于城市的各个角落，因为每天他都要支付近150元的租金，“现在出租车生意好跑，这个月挣个三五千元应该没问题。”雷建荣面对未来显得很乐观。

　　拆迁款引起的矛盾

　　目前雷建荣有了购买出租车的计划，并没有得到母亲张凤兰的明确表态，也引来了妻子的不满，本就不融洽的婆媳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张凤兰与小儿媳如今已经到了无话可说的地步。

　　雷飞与大儿子雷建忠的关系也没有好转的迹象。

　　6月20日，父亲节，雷飞给雷建忠打电话，电话中他叮嘱儿子7月11日携孙媳参加自己的60大寿，然而雷建忠并没有答应，并在电话中对雷飞说了一些狠话。“我儿子还是没消气。”雷飞无奈地笑道。

　　雷飞父子之间的矛盾也是由拆迁补偿款引发的，在雷飞拿到村里90平米集资房补偿款的第二天，大儿子雷建忠找到了他，“我儿子刚刚换了一辆17万元的新车，买车的钱是他岳父找人暂借的。他那天来找我就是让我帮他出17万元的车钱。”雷飞心里也有本账，如果给了大儿子17万元，小儿子也肯定给17万元，这样一来自己拿到近40万元的补偿款只剩下了5万元，这仅够雷飞老两口买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我只给了大儿子10万元，同时也给了小儿子10万元，大儿子买车不够的7万元就找小儿子借，这样就一碗水端平，自己也没有后顾之忧了。”然而这还是遭到了雷建忠的不满，雷建忠认为雷飞作为父亲不应该让他在媳妇家颜面扫地。

　　看上去，雷飞父子之间只是有一点小小的摩擦，然而伤及到面子的问题都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在面子之前即便是父子亲情也要排在次之。“没办法，这就是农村。”

　　“喜四”的突然去世

　　经过了半个多月的寻找，雷飞终于在村子附近的新龙花园小区找到了一套两居室，房租相比上一个租客涨了2倍。“这间房的上一个租客每个月的租金是400元，到我这里就变成了1200元了，附近的房子我都找遍了，到处都没有房子，能租到房子已经不错了。”

　　就在雷飞搬出土堆村一个月后，他听到了一个噩耗，与他同岁的从小玩到大的玩伴“喜四”(小名)突然离世了。

　　“在他去世的五天前我还在报刊亭里和他闲聊了一会，他当时看上去脸色很差。”交谈后，雷飞得知，喜四痛风的老毛病病情不断加重，病发作起来让他彻夜难眠，之后喜四开始熬夜通宵打麻将，拿到近白万元补偿款后，喜四牌桌的筹码也从5元提高到了50元、100元，有时手气不好一个晚上能输个上万元。

　　“我当时就劝他不要打麻将了，可是他却反过来劝我说，‘老雷啊，我们这把年纪了，穷了一辈子，好不容易熬到手里有钱了，现在不享受，以后就无福消受了。’”如今每次回忆起喜四当时对他说的话，雷飞心里总会感慨万分。

　　雷飞说，喜四是土堆村拿到补偿款后离世的第5个不足60岁的村民，他们都有一个相似的情况，平时身体就不好，拿到补偿款后经常打麻将，暴饮暴食，最终导致病情恶化。

　　6月17日，一场隆重的出殡仪式在刺耳的鞭炮声中举行了，村里的妇女们都自发地来到了喜四家帮忙叠纸钱，村里的人们在劣质香火的浓烟中呛得两眼通红，个个都像哭过一场似的。这或许是土堆村最后一场出殡仪式，雷飞的老母亲雷琼贤担忧地说，“以后搬出去，住到电梯房了，最后连个出殡仪式都没有，那才是可怜呢。”

　　一个多月来，雷琼贤要么在笑，要么在哭，情绪变化很大。其实雷家人心里都清楚雷琼贤情绪波动的原因，对于一个80岁的老人，让她突然之间就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除了对老房子的感情，还有一个更致命的原因是她对外面世界的陌生感……

　　显然城中村固有的生活方式和传统文化一旦失去了城中村这个载体，也将变得极为脆弱。专家认为，眼前，城中村成就着一个又一个百万、千万富翁，固然值得关注；然而城中村的历史文化、留下的人文情怀一旦消失对原住民的精神创伤更值得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

　　记者 汤骥 经济部记者龙庆对此文亦有贡献 策划：王雷 统筹：记者 汤骥(云南信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