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焰 艺术家不是为了卖才去做作品

　　“恰恰是因为他身上没有任何附属性，和当代艺术、当代中国的概念没有任何关系，我才选择托马斯作为我绘画的对象”

　　本刊记者  刘子超  实习记者   旷达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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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发中分的毛焰穿着松垮垮的牛仔裤和皱巴巴的T恤衫，脸上鼓出几颗粉刺。

　　看上去，他像是一位艺术家或者一位县城美术教师。他从杯盘狼藉的餐桌旁站起来，走向录音笔，手里还拿着一杯雪花啤酒。

　　“喝点酒可以让我更清醒。”他富有诗意地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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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岁，毛焰已成为当代最重要，也是最难归类的艺术家之一。

　　在各地艺术家纷纷北上，各种前卫艺术、新潮观念层出不穷之时，毛焰却一直驻守南京，蜗居于郊区的画室，画画、教书。当装置、观念、新媒体等艺术形式强烈地冲击着传统架上绘画时，毛焰却依然醉心于他的肖像画。有论者称，毛焰将这一源自西方的艺术形式，画出了中国水墨山水的意趣。

　　“毛焰的动向与众不同，从不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诗人韩东说，“他不在现有的气氛中寻求认同，也不在属于未来世纪的幻觉中寻求支持。他更像是一个背转身的旅行者，心目中的圣地在绘画史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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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十几年前，毛焰就确立了他的江湖地位。一幅《记忆或者舞蹈的黑玫瑰》，让他跻身于“千万俱乐部”。

　　当时，毛焰曾放言：“我希望画面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局部都充满表情。”对于一个24岁即在大型展览上获奖的画家，这无疑是他才华和野心的有力佐证。评论家栗宪庭也曾撰文表扬：“毛焰的作品放在欧洲任何博物馆的大师作品前，都毫不逊色。”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毛焰开始转向。他的转向并不是危机的结果——如很多艺术家的惯例，正好相反，他刚刚抵达某个巅峰。无论从舆论或是作品所呈现的品质看，荣光正徐徐降临。大家翘首以待之际，毛焰却古怪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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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焰出生在一个“绘画世家”，从小在父亲的熏陶下，开始绘画的训练。他经常被父亲带着去看各种展览，在父亲的指导下进行基本功训练。国画、写意、水彩、素描、对颜色和明暗的捕捉，每一项训练都得到父亲的细微指点。

　　1980年代末，毛焰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各种流派、各种风格在学校里交流、交融，师生之间几乎没有任何隔阂，心都是敞开的。”

　　他的同学中走出了刘小东、方力钧、赵半狄等至今仍风头强健的艺术家。

　　1992年完成的《小山的肖像》是毛焰早期以文化精英为对象的作品中最早的一幅，这幅画在当年举办的“九十年代广州艺术双年展”上获得“学术奖”，令毛焰名声大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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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早年的《小山的肖像》，到如今的“托马斯系列”，毛焰的大部分作品画的都是他熟识的朋友。

　　1990年初期，毛焰的肖像画多以居住于南京的朋友，如苏童、韩东、李小山等为模特。画面形态与画中人物的文化背景交互，拓展了肖像的思想纵深。“作品中或忧郁、或惶惑、或脆弱的文人肖像的所指，既是具体的个人、也是整个人类的面孔。”使毛焰崭露头角的《小山的肖像》，便是以“头重脚轻”的俯视，流露出其当时“观念性肖像”共有的敏感不安。

　　1995年，毛焰结识了南京作家韩东。那时，韩东正经历着人生的低潮。在毛焰眼里，失魂落魄的韩东是“最美的”。他拉韩东拍了照片，然后开始创作。后来，毛焰给这幅画起了一个很抒情的名字——《我的诗人》。

　　1998年，毛焰参加旧金山的一个展览，因为技术操作和翻译交流的失误，这幅画被人以不到1万美金买走，此后再无音信。对此事，毛焰一直耿耿于怀。

　　几年后，纽约索斯比秋拍，《我的诗人》浮出水面，毛焰决定不惜一切把它拍回来。

　　“当时不少圈内的朋友瞄上了这幅画。经过一番沟通，他们最终退出竞拍。”毛焰说，

　　“我最终以14万美金的价格把《我的诗人》带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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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焰的转向与一个外国人有关。

　　1998年，毛焰遇到了在南京学习汉语的卢森堡留学生托马斯·路德维德(Thomas Rohdewald)。这个高大、富有教养的欧洲人与毛焰相遇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此后他们经常一起聚会、踢球。

　　有一天，毛焰突然开始画起了托马斯。从2000年至今，托马斯几乎成为毛焰笔下惟一的主角。他被画家略去着装、微闭双眼、神思迷离，甚至不辨男女，成为真实以外的“拟像”。

　　如果说“前托马斯时期”毛焰所描画的对象有隐约的社会身份，有年龄特征和完整的姿态造型，到了“托马斯系列”阶段，这些因素全部被简化了，毛焰笔下的“托马斯”只是“徒具人形”。

　　有论者称，拆解了意义的“托马斯系列”，充满了“空无”和“混沌”的东方玄学味道，在描绘者和阅读者之间形成了具有无数可能的通道。

　　更多的论者则在猜测毛焰转向背后的动因。“我想是不是毛焰在南京呆久了，潜移默化或者有意接受文人画笔墨趣味的影响？”栗宪庭说，“文人画中的笔墨趣味所形成的独特的灰度感觉，细腻而文雅，在绘画性上有其独特的创造性，这和文人寄情山水的散淡、灰色的人生体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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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焰究竟为何如此钟情托马斯？

　　毛焰说，画了那么多的托马斯，实际上就是用了一辈子的时间画了一张画，而这张画的主角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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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焰和托马斯的故事，在圈内是一个传奇，也被他们的朋友朱文搬上了银幕。在朱文的新电影《小东西》里，毛焰和托马斯的故事被放置在了遥远而偏僻的内蒙古大草原。

　　前世，西方游客托马斯借宿在中国牧民毛焰的家里，发生了一段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今生，毛焰和托马斯又回到了他们的画室。语境变了，但碰撞仍在继续。

　　影片结尾，毛焰和托马斯一起喝一壶10年的普洱。

　　“10年，足够好了。”托马斯说，也是在评价他和毛焰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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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外话。10多年前，贾樟柯在一次会议上看到毛焰，就准备把下一部电影的男主角交给他。彼时不知贾樟柯何许人也的毛焰，嘻嘻哈哈地把贾樟柯糊弄了过去。后来，贾樟柯的电影屡获大奖，毛焰在朋友面前故作失落，唏嘘不已：“我竟与戛纳影帝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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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焰曾说：“快是艺术的敌人。”

　　这是一句箴言，而毛焰自己也是这句箴言的身体力行者。完成一件作品常常要耗费他很长时间，有的甚至长达几年。有时，他会一遍遍地画一幅画，在过程中逐步放弃一些过于刻意的东西，让作品渐渐趋于平静和自然。有时，他宁可把未完成的作品拿去展览，展览之后再拿回画室继续修改。

　　毛焰说，反复描摹同一件事物，让他有了一种近似修行的体验。他对自我的“过度表达”始终保持高度警惕。他说：“绘画是表达认识，这种认识不是完全个人的东西，不是个性，而是不停地对照、判断和体验。所以我后来画人，就不太刻意去表达个人性，过于刻意的表达只能变得很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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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毛焰把工作室迁至南京东北郊幕府山，这是六朝古都将军幕府所在地。毛焰的画室是一个面积近400平米、高6米的空间，这个天光画室让画家得以着手画一些大幅作品。几幅高4米的《托马斯》是毛焰站在升降机上完成的。

　　2009年，毛焰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了个展。对刚过不惑之年的画家来说，它既是对过去十多年创作的检视，也预示着新动向。毛焰将这次个展命名为“意犹未尽”——这正是他对自己绘画人生的总结：

　　凡事不要做到头，留有余地才耐人寻味；有些东西才刚刚开始，还有更多的“意味”留待发现和体会。

　　是否当代不是衡量艺术价值的

　　惟一标准

　　人物周刊：你从小习画，而且从很小开始就知道要以此为生。画画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毛焰：绘画是我生命的全部。所有的东西都和绘画有关。包括交朋友，有个圈子，和他们去玩、去混，文化成绩一落千丈。现在想起来，有的孩子在学校这个范围内完全是生活在恐惧之中。老师在我的心目中就如恶梦一般。我们这代人都有这种共同的经历，感觉老师能决定你的未来。就那时的心理承受力而言，他们随便侮辱你的一句话，都会让你觉得生不如死。但因为有绘画，那段日子过得非常快乐。

　　人物周刊：你是1991年到南京的？当时的状态怎样？

　　毛焰：刚到南京的时候，情绪非常低落，因为南京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地方，与我习惯的氛围格格不入，所以头两年做梦都经常回到北京。

　　人物周刊：请谈谈你和南京作家圈的交往。

　　毛焰：南京的作家，我最先认识的是韩东和鲁羊。他们都是鲜活、有理想、又很纯粹的人。因为和他们的交往，我读了很多书。我一度感觉，他们写作的状态比我绘画更为纯粹。朱文是其中最有个性的一个。他做的“断裂”运动，对年轻人有很大的震动。后来，他突然选择去北京拍电影，大大出乎我们所有人的意料。从这点上说，他极端自信。一些在很多人看来是很难做到的事，在他是蜻蜓点水，很容易就达到了。我还清楚地记得，他走的时候穿了一双大头皮鞋，临出门前说：“我现在又一无所有了，就像一个艺术青年。”

　　人物周刊：在观念艺术成为主流的当下，你的作品似乎一直与当代艺术的大方向格格不入。这是你有意的选择吗？或者说是你有意的坚守吗？

　　毛焰：我没有有意选择，或者有意坚持，我所做的一切都是按照我的天性，顺其自然。如果艺术关乎你的理想，那么它和当不当代就没有必然联系。我并不是在当代才开始绘画，我从小就开始画画，甚至我画画的机缘是根植于我的父亲。同样，很多艺术家和他当时所处的时代也没什么关系。是否当代不是衡量艺术价值的惟一标准。

　　人物周刊：如何看待技艺？何多苓曾用“技艺即思想”来评价你，你是否认同？

　　毛焰：我受过何多苓很多影响，我们都看重绘画的一些基本道德。其实，与其说是技巧，我更喜欢称它为语言方式。我所有的感觉都要通过这个语言方式来传达，离开它我就会感到不自在，感到浮躁。

　　克制在艺术中是最重要的

　　人物周刊：1995年，你画了《青年郭力》，副标题是“缅怀德拉克洛瓦”。你是具有古典情结的人吗？

　　毛焰：我是古典情结非常浓重的人。我忠实于我自己的经历。到现在，我也经常会看那些古典大师的作品，并被深深触动。其中包括法国的德拉克洛瓦、西班牙的戈雅、德国的丢勒以及荷兰的维米尔。这4个画家是我一生的挚爱。在这些作品面前，我觉得艺术家的个人性并不是那么重要，尽管这些画家都是极具个人性的大师。他们的高度令人敬仰，为之神往，是我精神上的指标。我愿意我这辈子的绘画都是向这些大师致敬。在我看来，我们的个性其实是与生俱来的，在作品中刻意渲染自己的个性是没有必要的。我曾经看过弘一法师抄的一个佛经，最大的体会是，他肯定不是在写书法。那么大的一个佛经，他写的所有字都是一个字，每个字没有任何区别，一丝不苟，工工整整，没有去表现所谓的“书法的魅力”，或者对经书的感悟。过度证明自己是很可悲的事情。

　　人物周刊：你是怎么开始画托马斯的？

　　毛焰：托马斯并不是我刻意要描绘的对象。其实，恰恰是因为他身上没有任何附属性，和当代艺术、当代中国的概念没有任何关系，我才选择托马斯作为我绘画的对象。

　　人物周刊：你的作品非常沉静，在生活中你是个沉静的人吗？

　　毛焰：生活中我并不是一个安静的人，相反，甚至可以说很放纵。只有进入绘画当中，我才会沉静下来。

　　人物周刊：这是一种克制？克制在艺术中重要吗？

　　毛焰：克制在艺术中是最重要的东西。你可以在局部迸发出感性的力量，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你需要某些恒定的东西。不要轻易地去追求所谓艺术上的快感。

　　人物周刊：你画画时的状态是怎样的？

　　毛焰：泥沙俱下，五味俱全：沮丧、失落、敏感、暴躁、痛苦、孤独、宁静、自我陶醉、自我满足。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现在的展览机制？有些艺术家为了参加展览往往要做大量艺术之外的事。

　　毛焰：理解，但我做不到。现在的艺术家很遭罪，因为艺术的主角不再是艺术家，而变成了艺术圈里的权势人物。

　　人物周刊：对参展和卖画，你似乎都有所保留？

　　毛焰：为展览去画画是一件备受折磨的事，出于商业考虑就更令人窒息。不卖画对我来说是一件太经常的事。我相信，艺术家和收藏家之间是有缘分的，艺术家不是为了卖才去做一个作品。钱很快会花完，作品却看不到了。在这个事上，艺术家经常会矛盾、挣扎，而我通常采取的方式就是放弃。

　　人物周刊：你的风格并不主流，但你的作品却可以在艺术市场上获得广泛的认同。你觉得原因是什么？

　　毛焰：到今天为止，我自己从来没有送出一幅画去拍卖。你在拍卖市场见到的画，都是以前收藏我的作品的人去拍卖的，和我没有一点关系。不仅如此，市场甚至给我带来了负面影响，让我感到不安。这也是我非常警惕市场的原因，它会影响到每一个人，甚至影响到你的生物钟。

　　人物周刊：艺术圈是名利场吗？你如何看待名利？

　　毛焰：每个时代的艺术圈都是名利场，太多考虑这个会影响自己的心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