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唱凯决堤：与水患共生存

　　“往唱凯堤上投入10个亿，把堤身全部换成混凝土，这样够不够？”面对记者们的追问，江西抚州市水电勘测设计院副院长季晓声笑着直摇头：“10个亿也不够，更不现实。在水边生活的人筑堤往往就地取材，老堤的历史恐怕从千百年前人们在水边生活就开始了。”与局外人想象的不同，守着堤坝生存的村庄和人们，既没有想过搬迁，也没有太多抱怨，水是他们赖以生存的赣抚平原的根基，感情深厚。即使是50年一遇的洪水袭来，与水相伴的人们表现出来的镇静和秩序，让人尊敬。

　　主笔◎吴琪  记者◎吴丽玮

　　决堤前兆

　　溃堤前表现出的先兆，灵山何家村的人都看在眼里。

　　今年的主汛期来得早，而且急。罗湖镇烟墩村书记陈全昌向本刊记者回忆，端午节后的第三天乡里有庙会，早上7点开始下起了雨。待到10点钟，暴雨突然像被人拿着鞭子往身上抽，睁眼看不清面前的人，赶庙会的人出了门，却回不去了。很快，村干部接到电话到乡里去开会，从抚州市层层下达的防汛任务就这样开始了。这天是6月19日，农历五月初八，接下来雨就没怎么停过，时而淅淅沥沥，时而暴雨倾盆。

　　看来今年的雨与往年不同，唱凯堤边的人几乎都能凭经验观察水情。江西抚河是省内的第二大河，位于鄱阳湖流域的中东部，而唱凯堤又是抚河流域保护农田和人口最多的一条堤，保护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保护人口14万多。唱凯堤在抚州市区北面十几公里，算是抚州的近郊区。对于唱凯镇和旁边罗针镇的人来说，往年水位也就涨到离坝顶1米的样子，6月19日和20日的暴雨，眼看着水位涨到了离坝顶不足半米的地方，村民在水里插着树枝，发现水每小时就能涨1尺。镇上的宣传车已经开始四处广播，劝村民们去投亲访友，住到安全的高地，家里值钱的电器家具，往二楼三楼上搬。

　　其实所谓高地，也不过是海拔高出一两米的地方，唱凯堤所处的赣抚平原地带是江西著名的粮仓，属于冲积平原，水系纵横，平坦无山。抚州市水利局前总工程师龚水保向本刊记者形容某些地段：“四周的堤坝形成了一个闷罐子，一旦某地决口，水立即往里头灌，无处可躲。”于是眼看着大水到来，村子里的战斗几乎是自发性地开始了。

　　6月20日夜里，村民们在村干部的督促下，带着值钱的牲口、电动摩托车搬到了村前的大堤上，大堤有10米宽，仅是唱凯堤段就绵延81公里之长，不少人就在坝上过了夜。“这水就像淹到了人的嗓子眼，我们都知道大坝挡不住了，肯定要决堤的，就是不知道哪段会溃口。”水边长大的人们并不惊慌，他们从小就听村里老人说：“大坝靠得住，不会全部倒的。决口也就那么几十米，上游决了就往下边跑，下边决口就往上边跑，人警醒点，死不了。”村民们对水摸得很透：“有时候感觉水面中间比两边高，水就涨得快。水面起泡沫，那说明水在退呢。”

　　要说抚河大坝哪段最险，村民们扳着指头也数不完。大坝最初的历史，老人们说不清，“要种田活口，有人在这儿住就有坝了”。洪水时常来袭，修坝也就成了世世代代绵延不绝的任务，把河床里的淤泥挖出来，大家肩挑手提，让大坝填得更高更宽。如今唱凯堤的高度从十几米到二三十米不等，一个个村庄依靠着大坝形成了在抚河边蜿蜒的平行线，历史上并没有那么一个具体的大坝选址人，新坝修在老坝上，大坝是村民生存史的一个无声记录本。枯水的时节，人们试探性地往坝内滩涂上多走走，争取多占点地；水来了，又冲刷着人留下的痕迹，生活得从头再来。

　　唱凯堤灵山张家村和何家村，知道自己的境况更为凶险。上游干港和抚河两条河流在肖公渡汇集到一起，河的西面是抚州市区，东边则是乡下的民房。大坝基本上是南北方向，到了张家和何家村所处的堤段，却转了一个90度的弯，然后再奔北而去。也就是说，大坝表现出“竖横竖”的形状，这横着的一小段只有五六百米的样子，恰好就在张家村和何家村附近。上游汇集的两股河流，与横着的小段堤坝直接冲顶，堤坝受力巨大。从福州到银川的福银高速在坝上五六米高处穿过，村民们说，当时主持修建高速的江西省交通厅副厅长就是这里罗针镇的人，他知道此处洪水泛滥的危险，高速路特地架高了几米。

　　6月21日反而没怎么下雨，上午太阳似乎在云里头伸了伸脑袋，天有些闷。经过两三天暴雨后，村民们可以透口气。水位开始退了，不再盯着大坝顶端，往下泄了20厘米。何家村从6月18日开始，全村1657人抽出了50个青壮年，组成5个小组，每个小组负责100米长的堤坝。村里人把“管涌”叫做“泡泉”，根据他们的经验，泡泉一般出现在离大堤100米的宽度内，所以每个小组实际上负责靠近堤坝1万平方米内的面积，细细地找泡泉。“我们干部说了，要像找一根针那样去找泡泉，地毯式搜索。”村民何高福家130年历史的老屋子在坝边20多米的地方，成了他们这个小组的聚集地，10个人仔细地在地上寻摸，看哪个地方土质松软，有水溢出，“孔小的地方扔点卵石就能堵住，大的地方得用编织袋层层堵住边，成袋成袋地往洞里倒卵石。泡泉边松软的地方最危险，得找到硬的土质打个箍，箍内地方都得堵”。没人敢轻视泡泉，一旦堵不好，大水就一股劲儿往这个洞里涌，溃堤很可能发生。往年的泡泉位置大家都记在心里，严密防守，发现新的也不敢怠慢。“有村民看着泡泉不好堵，把家里的棉絮拿来往里塞，这守护家园的事，没人敢马虎。”

　　晚上是查找泡泉的关键时候，打着手电筒找，何家村50个值班的人都不敢睡觉。白天村里人醒着，感觉危险没那么大。不过6月21日这天，守堤的村民发现坝边土质异常松软，原本汽车也能开过的地方，人一踩进去，泥土没到了膝盖。就在当天18点左右，一场水和人的正面交锋不期而遇。

　　傍晚的溃口

　　危险果然发生在了横向的小段堤坝上，也有不熟悉情况的村民，将自家最值钱的挖土机、收割机和农用车开到了这段大坝上。大坝突然被冲开一个口，男人急着想跳上农用车，被女人死死往回拉，车转眼就被冲进了急流。

　　官洲村的老张眼见红黄色的水浪掀起三四米高，向农田内冲进来，骑着摩托冲到了2公里外的村里。“我边骑边叫，水来了，水来了，快走，快走！”何家村在这一段算是地势较高的，高出周围村子2米，村支书何子龙早就做好了应急准备。他选了村里几个人负责敲锣。“我找的多是年纪偏大的人，水来了不会慌，靠得住。”25岁的何浩异常机灵，听见有人喊叫，想起了堤边砖红色的老祠堂里有一面锣，拼命敲起了锣。在离大坝二三十米的地方，有一条几公里长的灌溉沟渠，高出农田3米，这时候也成了大家逃命时的依托。“我往那儿一看，渠里的水原来是往西流的，大堤倒了之后，水向东倒灌，浪像踩着轮子一样，一轮轮卷过来。扶老携少的人往相反的方向跑。”

　　何家村44岁的何子牙说，即便村支书没有说让大家头一晚在堤垱上过夜，也不会有人先行离开。“你要是走了，村里人会讨厌你，觉得你没有责任感。”听到溃堤的警报锣声后，何子牙从自己守护的大堤下面直接往大堤上跑，他18岁的儿子当时也在守泡泉，他妻子在南昌一家饭店当服务员，也不在家。何子牙说，“以前我都不让她去，今年猪价实在不好我才同意的。她每个月大概能赚1600元”。但是因为没人在家，“家里的冰箱、彩电全都淹了”。问他为什么当时不回家去抢救东西，何子牙告诉本刊记者，他想都没想，“村支书之前给我们开会的时候就说过，洪水一来，什么东西都不要管，什么都不要带。别人都忙着扶老人和小孩上堤，我这个时候回去会被村民笑话”。从6月19日开始，他就一直守在堤垱上，没再回过家，连饭都是在堤垱边吃的。

　　等全村人差不多都跑上了大堤之后，何子牙告诉本刊记者，他看到洪水汹涌而至，“一浪接着一浪，速度比平时小步走还要快，要是老年人，肯定还走不过它。浪溅到墙上，‘嗵’的一声，能溅起1米多高的水花”。

　　村庄在大坝的东侧，村子最近的房屋就挨着大坝一二十米，向东侧延展开来。遇到危险时，高大宽厚的大坝，是村民心里的一根救命线，人们从村里窄窄的路上钻出来，往大坝上涌。好在决口最近的地方是大片农田，等水淹到房屋，没有太大的冲力，走势也慢了很多，大多数的房屋被淹没到一层的窗子顶。

　　当6月23日我们坐大巴沿着福银高速从南昌进入抚州的地界，两旁由丘陵变成大水漫漫的平原，房屋泡在汪洋中，庄稼早就被淹没得看不见影，树苗露出头。路过的人纷纷拿出手机拍照，不断欷歔，对于从小生长于此的老百姓而言，内心难受的情感并非外人能够理解。

　　好在几万人的撤离有条不紊。何家村的人早就听过支书何子龙的安排：“我跟大家说过，一旦要逃难，千万不要把老人孩子夹在中间，容易踩到他们。很多人骑着电动车往堤上跑，万一抛锚了，我们村干部就准备把车往两边水里掀，车容易把逃生的路堵了。”何子龙和村干部站在大坝边的三岔路口上，“还有很多别村的人走这条路，高峰时候有一两万人，有些小孩和父母挤脱了，我们就赶紧给找到，不然人多了更乱”。何子龙告诉本刊记者，6月22日凌晨，他把每组组长叫来清点人数，“哎哟，我们村有60多个人没有上来”。派人去房子里找了一圈，这次还剩30多人没出来，孤寡老人成为寻找的重点，“最后还缺十来人，我们只好等部队的冲锋舟来帮忙”。

　　幸运撤退

　　同属重灾区的罗针镇上的罗针中学，距离福银高速公路罗针收费站只有几百米远。6月21日15点多，就在大坝决堤前的3小时，几个村民来到学校，他们听说大堤会溃堤，要把孩子接回去。罗针中学校长付水泉告诉本刊记者：“我也不好擅自停课，赶紧请示上级，上级同意后，学校决定从22日开始停课两天。”事后付水泉非常庆幸这个决定，他们有了宝贵的时间疏散学生，接下来的撤退一点也不慌张。

　　当天16点30分，为了保护学生，镇政府把镇上通往各个村的所有公交车全都调到罗针中学门口，学校开始组织学生回家。“除了骑自行车的、离家比较近的学生外，其他的学生全都坐上公交车，挨个送回家。”付水泉还派了几路老师在通向每一个村庄的道路上沿途检查，“我担心学生不懂事，在路上玩水，让学校的干部带着班主任骑摩托车去检查，最远的村有10华里，直到看到路上没有学生了老师再回学校”。

　　当唱凯堤决堤了的消息传来时，付水泉想到学校里还有老师、家属，再加上寄宿学生，一共有300多人，“要先保证这300多人的安全”。他根据1982年此地金溪堤溃堤的经验推算，洪水淹到学校的时间大概还有两三个小时。“家属楼每个单元有20户，二楼以上的，帮对应的一楼转移，先把老人、小孩扶上楼，再帮一楼家把东西搬到楼上去。”

　　19点开始，福银高速公路和316国道开始紧急封堵，随着夜幕的降临，洪水不断向罗针中学包围过来，“大约是21点半的时候大水来了，水开始是1米，后来慢慢到了2米多”。

　　本刊记者23日赶到罗针中学，这一天本应是当地高考成绩公布的日子。付水泉说：“成绩推后出来，听说阅卷的老师也防洪去了。”付水泉作为罗针中学的一把手，被抽调到乡抢险队担任负责人之一。“22日部队来救人，因为老师熟悉本地的情况，部队的每个冲锋舟上都带着我们的一个老师过去救人。”

　　溃堤之后的第三天，本刊记者坐上江西武警支队的一艘冲锋舟，跟随3名武警战士一起到灵山张家村参与救援。在一片汪洋中，排列密集的两层或三层小楼已经淹到了一层的顶部，刚刚露出大门所贴对联的横批部分。冲锋舟下水后，先穿过一条被淹水渠的缺口，加足马力后，每前进一两百米，坐在船头的一名战士就要拿着约80厘米的船桨伸进水中测一下水深。很快，武警战士就发现了一名站在自家的一楼楼顶摆手求助的老乡。

　　在行进途中，冲锋舟的发动机经常会被水中的水草缠住。驾驶冲锋舟的武警战士把发动机从水面上搬起来，两脚掌握住平衡，把身体2/3都探出舟外，才能一点一点把水草清理掉。冲锋舟继续行驶着，远处有一家五口人站在三楼的阳台上招手求救。武警战士在20米远的地方问他们家楼前有没有什么硬物，接着两个战士拿着桨，开始划水接近老乡的家。在确定老乡家二楼顶的电线没电之后，一名武警用一头带钩的铁杆钩在上面，固定船的位置，另两位武警一左一右站在船头保护从三层爬下来的老乡下到船上。他们说，开始没想到水会这么大，听说最近还要下暴雨，水还没有退的迹象，觉得不走不行了。

　　救援

　　6月23日本刊记者达到溃口的唱凯堤，救援车辆已经源源不断驶入。大坝路宽大约10米，大雨过后满地泥泞，载重的车辆并不太容易通过。我们从抚州市区到达唱凯堤边，一路拦截救援的军车或是警车，才能进入灾区。坝上沿途都有村民割草查险，抢救出来的耕牛四处转悠，有些村民惦记家里，又从安置点偷偷跑回水中的房子里。

　　抚州市副市长黄赛荣向本刊记者分析，涉及10万人的大坝决堤没有伤亡，一方面得益于当地老百姓还算富裕，大多住在两三层高的楼房里，防汛意识很强。另一方面，各方的救援非常及时。

　　江西军区抚州军分区正在抚州的崇仁县、资溪县、广昌县等地和内涝作战，也忙着给绵长的抚河大堤四处堵管涌。洪水凶猛时，地方驻军一直处于抢险救灾的状态。抚州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林德明记得，21日18点30分，他们接到唱凯镇武装部部长电话时，当时报告的决口是12米；待到18点45分，抚州市防总通报给军分区，决口变成了20多米，最终这条决口冲到了340米之宽。军分区调来正在附近5个县救灾的550名民兵，带来19艘冲锋舟。“当时省领导听说决口这么大，做出决定，放弃堵口，救人第一。”之所以没有选择堵口，一是这么大的决口很难堵，盲目让人下水，很容易被洪水冲走，决口处堤坝内外水的落差有4米，冲力很大。而且雨一直在下，电也断了，冲锋舟不熟悉水下情况，救援也很难。于是大家连夜开会。“我们心里有个基本判断，当地农村还比较富裕，多住楼房，被困的老百姓在二楼三楼，没什么生命危险。”他们把集结来的人员和冲锋舟编组，“还必须找到当地民兵做向导，村里的人才熟悉水下边的房屋道路，我们又派100人配合冲锋舟，要把老百姓背出来”。

　　从南昌赶来的武警江西总队22日凌晨2点赶到了决口处，也在为冲锋舟下水寻找办法。一般水深达到70厘米冲锋舟就能下水，但是水深达到1.5米才能真正开动起来，“又怕电线缠住了螺旋桨，也怕水浅翻船”。熟练的冲锋舟手一下子变得紧缺起来，驻闽某集团军也派来冲锋舟手协助。

　　在一线救援的武警江西总队唱凯抗洪指挥所的郭参谋说，虽然大水淹没的地区生活着10多万村民，但是由于一些人已经投亲访友，一些人绕路跑到了高速公路或大坝上，真正需要救援的人可能不到3万，情况相对乐观。武警江西总队唱凯抗洪指挥所位于靠近村庄的唱凯堤上游，由于中间横向的一段溃口，只能与下游段靠近高速公路的堤坝隔水相望。逃生和救援在上下游两个方向同时展开。

　　有意思的是，救援部队对村民们的恋家情绪，又恼又同情。“第二天一些村民说，要冲锋舟带他们回去接家里人出来，他们带着米和油，给我们做向导去他们家。可是一到家，他们就不出来了，舍不得房子，又担心守着屋子的老人，干脆都不出来了。”有的年轻人坐上冲锋舟去劝家里老人出来，最后吵上一架，老人就是不离家。田里的水稻正处在灌浆的关键时刻，最怕浸水，原本再过上半个月，田里就该排水晒田，7月中旬开始收割庄稼，“这一下可是颗粒无收了”。

　　救人部队也在22日赶到了学校。学校外面有一个很高的围墙，冲锋舟只能停在外面。罗镇中学的张文昌老师告诉记者：“学校有个叫黄宽水的老师，爬过围墙，砍了4根6米多长的毛竹，拿回来扎成水排当船用，但每次也只能坐一个人。有些女老师怕水，可以坐在水排上，下面3个男老师推着把她送到围墙上，就可以上冲锋舟了。”这一次抚州大水的救援，抚州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林德明告诉我们，光是抚州当地部队就出动了1.8万多人，外地来抚州部队2000多人，武警官兵、外地供电公司等援助的人也非常多。

　　决口的合龙方案，由江西抚州市水电勘测设计院提供，武警水电部队负责施工。设计院副院长季晓声告诉我们，临时应急抢险方案采用双向立堵进占，往决口处抛填块石料和黏土料。曾参加过汶川地震堰塞湖处理的武警水电部队，觉得这次抚州堵口的难度并不大。决口指挥部总指挥、武警水电部队副总工程师吴国如告诉本刊记者，工程的难度一个在于修路，大坝的路比较窄，松软的堤坝难以承受大车的压力。另外，随着两边堤坝的合龙，上下游的水位差会将增加施工难度。不过在6月27日晚上，决堤的340米大坝顺利提前合龙了。

　　大坝边的脆弱与顽强

　　水利技术专家成了记者们追逐的重点，为何唱凯堤会溃口，是完全的天灾，还是有人为因素？抚州市水电勘测设计院副院长季晓声承认，1982年出现过决口事故后，大坝的防洪标准由8年一遇提高到了20年一遇。“但是很多地段没有达到20年一遇的标准。”资金不够是最直接的原因。

　　抚州是个农业大市，早先附近农村除了种水稻，收入来源很少。这也是当地农民做建筑起家的原因之一，按照何家村村民的解释，“建筑是个苦活，没有本钱，靠一双手起家”。于是早先敢闯的人，慢慢把亲戚朋友往城里带，男人在工地上做师傅，女人做小工，村子里开始有了大户，“身价几百万、上千万的老板有七八个吧”。有了一定积蓄后，这五六年村里又流行做瓷器生意，把景德镇的中低档瓷器卖往全国各地，村民说，“我们也没本钱卖高档的，先从中低档做起，至少不用像做建筑那么累”。

　　时刻与大河相依存的农人们，对土地和大河有着淳朴的热爱，但是个人的偶尔致富，并不能改变村民们原始单一的防汛战术。抚州市水利局前总工程师龚水保告诉本刊记者，1998年长江流域大洪水后，国家投入了很多资金防汛，但主要是治理大江大河和各类水库。中小水库也在国家的重点整治范围内，但是像抚河这样的中型河流，资金并不充足。

　　而另一个防汛困难是，当地村民用来筑堤的，基本取自当地的细砂土。当地没有防水性强的黏土，洪水的冲洗很容易掏空坝堤，所以村民们根据管涌的“清水”和“浑水”来判断险情，一旦看到浑水，说明水把坝中的泥沙淘了出来，大坝比较危险。

　　不过真正守护着大堤的村庄，却比外人想象的乐观，今年这样大的洪水毕竟几十年一遇，每年的防汛早已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何家村多数人出去做建筑工，在村里平均每人七分地，全种稻子，一亩地一年下来收入七八百元。而面对洪灾时村里人的责任感，远远超过土地对他们的物质回报。

　　25岁的何浩穿着宝蓝色的T恤，脖子上精心挂着一块玉，干净白皙，跟城里青年没有两样。虽然连夜守在堤上好几天没合眼，他看上去还是与身边父辈明显不同。这种不同，何浩自己描述为“思维不同”，“父辈总是说出去少惹事，多挣钱，别乱花。那多没劲，我在城里虽然是打工的，我也和朋友泡酒吧”。何浩这样1985年出生的农村孩子，小时候家里并不富裕，他自豪于自己什么农活都会干，“‘90后’的农村孩子好多不会干农活了”。何浩出去得早，在城市里干过建筑工，卖过楼，搞过推销，他说：“我走在大街上，就是一个城里人，换套衣服回到家里，就是一农村孩子。”何浩15岁跟着表哥去南昌打工，表哥是个包工头，“刚开始出去很高兴，读书不好玩，出去能挣钱”。何浩在工地上泥瓦匠、木匠、水电工的活计都干过。开始一天下来才一二十元的收入，现在工匠的行情可不一样，一天下来至少能赚120元。“城市生活也不错，但是光靠卖楼促销什么的赚钱，活得还没有我这样滋润。做建筑很自由，钱也不少赚，村子里生活不差，十天半个月我就回来转转。”农村的家里也能宽带上网，“我们都不流行聊天了，玩玩网游，我喜欢看新闻，听听音乐”。

　　何浩熟知村子里所有的历史掌故和人情世故，农村互为缠绕的人情网并没有成为这个洒脱年轻人的负担，他把自己认作村子里重要的一员，守堤这样的累活抢着上。生活在何家村让他挺自豪：“我们村支书以前蹲过大牢，后来是浪子回头的典型。你看他多有威信，能压得住人，没有不服他的。在农村里，村支书关系到一个村子的尊严问题，村支书能干，我们脸上都有光。”

　　39岁的何子龙就是何浩口中“很有面子”的村支书。我们几番联系，终于在大坝帐篷里见到他时，留着平头的何子龙双眼通红，嗓子嘶哑，他这四五天来终于瞅着个空歇歇，眼睛圆瞪着，愣愣地坐在地上。从6月20日情况危急开始，何子龙就没有睡过觉。组织撤退，清点人数，帮助救援，发放物资，还有向一拨拨的领导汇报。解放军的冲锋舟刚来时，发现村里的灌溉沟渠堵住了路，必须挖开一个口才能进入。何子龙跳到了水里，找了一个地势稍高的地方，拿铁锨铲在水里铲了几小时，才铲出一个5米多宽的缺口，冲锋舟冲进缺口展开了救援。“头两天我特别心急，怕孤寡老人在里边出事，跟着解放军一起背人出来，不知道背了多少人，只知道背了很久很久。我老婆看见我这样，也不肯撤离，跟着我在村里救人。”何子龙是村里的致富能人，承包了唱凯大桥一公里的修建工程，家里还有一个400多头猪的养猪场。听村民说，他的财产基本都被大水冲没了，他没来得及回家看一眼。我们问起他，何子龙忽然红了眼圈：“这就是我犹豫着不想见你们的原因，这些我不敢想，不敢想，别说了。”今年参加考高的儿子，成绩在6月23日出来，“我还没来得及打电话问他”。

　　作为农业大市的抚州，正打算投入250亿元资金把自己打造成“市区人口超过50万的大城市”。抚州工业基础弱，对外交通不算发达，教育几乎是他们最值得骄傲的产业。由于抚州的好几所高中考上北大、清华升学率全国闻名，外地学生来读中学，反而成了带动当地消费的一个产业。抚州当地想留住考进北京名校的学生，并不容易。

　　在去村子里采访的途中我们遇到了当地人周晶。在抚州市区当会计的周晶毕业于罗针中学，初中毕业后他考入重点高中临川一中，2000年在南昌读完本科后到深圳工作。“在那边待了大概三四年，跟这边比，挣得也没多多少，但深圳房子多贵啊，买不起。转了一圈还是回来了。”周晶在抚州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有在当地不错的收入，5年前就买了房子，“当时每平方米1000多元，我的房子140多平方米才十来万元”。周晶的家乡在罗针镇许度村，发大水之后，他已经回老家看过两次，“家里养的200头猪死了大半，损失惨重”。许度村是罗针镇里距离镇上最远的一个村，6月23日，救援队伍才赶到村里。在此之前，村民都是靠家里的小船进行自救。“很多老年人都不愿意出来，一方面是不想离开家，另一方面，他们没接触过外面，很恐惧：不认识路，出去了以后在哪吃啊，在哪住啊，到时候怎么回来啊。”除非是像周晶这样已经在城市立住脚跟，那些在城市做建筑工人的农村年轻人最终还是要回到农村去。看着街上招展的抗灾标语、来往穿梭的各地记者，周晶既觉欣慰，又感到担心：“我就怕洪水一退，又没人关心抚州了。大水过后的安置工作还很多，大堤如果不修，还是很脆弱，今年的故事不知道哪年会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