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暴力的新演变

　　作者：杨雪冬

　　评述由头：

　　近日，浙江温州市瓯海区委书记谢再兴被杭州市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后，交代其杀害情妇事实。谢再兴出事与一个名叫邵慧灵的女子失踪有关。邵慧灵是浙江省三门县人，曾任共青团三门县委副书记、书记。近年来，“官员杀情妇”、“官员杀官员”、“官员被杀、官员自杀”等现象频频发生。为前途残忍灭情妇，为泄愤杀害举报人、为“进步”重金除对手的局部官场畸形生态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如今的官场暴力案件呈现出哪些新特点？

　　最近媒体曝光的一些所谓官场暴力事件，尽管有集中报道之嫌，但的确让我们看到了当前政治生态在局部地区恶化，个别官员为了升迁或位子牢固，枉顾党纪国法、人伦纲常，不惜使用各种暴力手段。就这些案件来说，涉案者的确深得李宗吾先生的“厚黑之道”，但手法之黑远超过前人。

　　这里有必要对官场暴力进行一下界定。在范围上，它涉及的是同僚间或上下级的关系，而非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在手段上，既有血腥的肢体破坏和肉体毁灭，也有语言上的诽谤要挟、栽赃陷害；在目的上，则为了维护官员个人或小团体的非法利益，避免个人政治前程被毁，团体利益受损。因此，官场暴力可以定义为：为了维护个人或团体的非法利益，个别官员借助各种暴力手段，威胁上级、同僚以及下级官员的身体及精神安全与健康的行为。

　　官场暴力事件的五大分类

　　根据见诸于报端网络上的官场暴力事件，我们可以从手段和形式上对它们进行简单的分类：

　　第一类是私下的恐吓威胁。常用的手段是托人带话、写匿名信、手机短信等，将收集捏造的各类“事实”，直接或间接传递给对方，以表明自己已经掌握了对方的把柄，胁迫后者或者停止某些行动或者做出让步。

　　第二类是公开的恐吓威胁。过去常用的手段是张贴大字报，向上级机关写公开信，揭露对方所谓的违法犯罪事实。这些年随着网络的普及，网上论坛发帖逐渐成为更为常用的手段，因为这样做传播更快，社会影响范围更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网络的影响日益扩大，有些人为了造成轰动性的事件，将对手置于网络舆论的对立面，还会雇佣网络“水军”，对自己的帖子给予“灌水”支持，不仅推动了捏造事实的蔓延，而且给对手的社会声誉乃至家庭都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第三类是语言暴力。对于女性官员来说，这种柔性的暴力尤其明显。饭桌上的黄段子，会议上隐晦的男女之事。在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官场上，女性官员往往要承受着这些语言上有意无意的侵犯。笔者在地方调研中，经常会遇到这种场面，个别男性官员讲起黄段子连绵不断，赤裸裸地让本人都感到脸红耳赤，同行的女同事更是感觉尴尬。有人曾批评说，权力是最好的春药。官场中泛滥的情色话语颇能说明这点。

　　第四类是面对面的人身威胁或伤害。这类案件的报道非常多。或者是下级因为心怀不满攻击甚至杀害上级，或者是同僚之间为了竞争岗位发生肢体冲突，或者上级无端斥责或者侮辱下级。比较起来，似乎前两种情况报道居多。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我们的干部选拔任用体制存在着问题，而一些官员的价值观在现有的体制下出现了严重的扭曲，因此才会有这种为了升迁而不择手段现象的出现。

　　第五类是黑恶组织的介入。这可能是官场暴力最极端的形式，因为黑恶组织的介入说明了某些官员已经与社会上的黑恶组织紧密联系在一起，暴力事件的发生不仅具有组织性，而且对于政治系统具有极强的破坏性。近年来，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里，一些官员和黑恶组织勾结在一起。他们不仅借助这些力量来夺取和维护非法利益，而且还指使后者来威胁或伤害潜在的官场对手。由于黑恶组织的卷入，这些地方或部门内部缺乏正气，个别涉黑官员肆意妄为，严重败坏了党风党纪，也给当地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上述五种类型的官场暴力虽然影响的范围和程度不同，但是都恶化了政治生态，尤其是整个官员队伍内部的关系。从古至今，官员队伍都是由社会的优秀分子组成的，掌握着社会的主要资源，管理着社会的事务，代表着整个社会的形象，引导着社会的风气。然而，不断被报道出来的官场暴力事件，让我们不得不忧虑我们的官员队伍。

　　官场暴力频发的背后根源

　　有学者认为，官场暴力的频发是中国快速变革过程中社会暴力增多的反映或体现形式之一。从大的背景来看，这种判断毫无疑问是准确的。但是，问题在于，在这个快速变革的时代里，我们更期望一支更有道德感、更有能力的官员队伍，能够为平稳地完成这场社会变革提供有力的支撑。官员应该成为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者，而非社会问题的制造者和助长者。

　　因此，除了要了解时代大背景外，更有必要深入研究一下官场暴力频发的深层次原因。简要而言，以下几个因素值得注意：

　　政治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尽管这些年我们在构建预防和惩治腐败体制上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对于“一把手”的权力还没有形成有效的制约。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一把手”掌握了过多的权力，行为上缺乏约束，甚至对自己班子成员也不尊重，这也使其很容易成为官场暴力的对象。

　　官员的选拔体制还需要进一步透明公正，为官员个人能力和发展预期的有机结合提供有效的支撑。最近一段时间，人民论坛报道的“升迁天花板”问题，正说明了目前的选拔任用体制还没有很好地解决官员的心理预期与个人能力之间的矛盾关系。许多下级攻击上级的暴力案件，尽管有很强的个人原因，但也说明了官员的选拔任用工作还需要进一步改进，提高透明度，增强公正性。要在选拔任用过程中，尽量使相关官员心服口服，减少恶性竞争，相互猜疑，乃至不择手段的相互攻击。

　　官商勾结，个人或小团体非法利益还很牢固。黑恶势力卷入到官员关系之中，在很大程度上都和官商勾结有关。个别官员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介入当地的经济活动之中，充当许多非法经营的后台，从中获得巨大的利益。矿产开发、娱乐行业是代表性经济活动，也是黑恶势力最容易滋生的领域。相关官员一方面利用黑恶势力控制这些行业，另一方面也利用后者打击竞争对手，威胁监督、举报自己不法行为的官员，从而使社会暴力和官场暴力密切联系在一起。

　　基层政治文化存在着低俗化倾向。必须承认，我们的基层政治离“文明化”还有很大的距离。许多官员缺乏性别意识，对女性不够尊重。相当多的官员不注重个人修养，热衷于各类段子。尤其是在作为主要交往手段的酒席上，谈起与性有关的话题更是肆无忌惮。如果放任基层政治文化的低俗化，就会使官员丧失角色意识，难以承担引导社会风气的责任。

　　个别官员存在着暴力行为的隐患。在这个快速变革的时代里，官员是承受压力最大的群体之一，许多调查证明了这点。长期的压力，会导致人焦虑不安，猜疑加重，最后引发暴力侵害行为。目前发生的多起下级攻击上级的案件，都与下级官员的焦虑心理有着密切联系。因此，除了要不断推进制度完善外，还需要对官员个体给予必要而有效的心理疏导，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里也能很好地调适自己。

　　任何暴力都有传染性，会在社会上引发模仿。官场暴力也不例外，而且破坏性更大。一方面，暴力的频发会让官员队伍内部产生不安，人人自危；另一方面对暴力事件的过度宣传，也会破坏社会公众对官员和政府的信任，从而引发更大范围的社会行为示范和暴力的发生。因此，面对被媒体不断曝光的官场暴力事件，无论是政府还是媒体，官员个人还是社会公众，都应该保持正常的心态，并且共同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之策。 (作者为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软硬暴力背后的官场生态

　　作者：竹立家

　　据媒体报道，近日原佛山高明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梁瑞强因涉嫌诬告陷害罪和涉嫌受贿罪，被审查起诉。为了扳倒高明区委书记马亮照，他指使人在国内两家知名的论坛网页上，出现多篇不同标题但内容几乎一样的攻击马亮照的帖子。帖子称，在马亮照任职期间，“授意佛山海关驻高明办事处巧立名目征收货柜入场费，设区直机关小钱柜，侵占账户资金。”为了扳倒对手，无所不用其极，手法之恶劣堪称“官场软暴力”的典范。无独有偶，近日，浙江温州市瓯海区委书记谢再兴被杭州市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后，交代其杀害情妇事实。为了清除“升迁”隐患，竟至杀人，可谓“官场硬暴力”的极致。

　　官场畸形生态孕育暴力土壤

　　令人不解的是官员群体作为社会的精英阶层，理应比社会普通民众道德水平、政治觉悟更高一些，人格更健全一些，法治意识、宗旨意识更浓一些，不至于做出一些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来，然而这样的事偏偏发生了，而且频频发生。我们是否能把它仅仅归结为官员的个人道德问题，抑或法治意识淡漠？

　　古人云：“治大国者先治吏”，“吏治则国治”。官场生态恶化给我们的重要警示是：选人用人体制机制改革具有生死攸关的紧迫性和现实性。换句话说，要改变官场畸形生态蔓延的状况，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改革是关键。

　　论及官场生态，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是“权力”或“公共权力”，对权力的追求是古今中外官场人物的常态，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官场生态文明不文明、正常不正常，主要不是体现在官员个体对权力本身的追求上，而是体现在如何获得权力和权力行使的目的上。在政治文明的条件下，权力的获得是通过“社会公众广泛的政治参与”或民主的形式实现的，权力行使的目的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并在公开透明、民主监督的程序下运行的。这就是说，在政治文明和民主政治的情况下，在权力摊在阳光下的情况下，官场生态一般不会恶化，在获得权力时，大家可以按照原则和程序公平竞争，大家都是“透明人”，没有必要通过暴力手段“恶性竞争”。毋庸置疑，我国近几年之所以频出官场暴力事件，根本原因还是“如何获得权力”及“权力行使的目的”没有刚性的制度制约，为一些目的不纯、不老实、不正派的人留下了较大的活动空间，使选人用人不正之风蔓延，买官卖官重现，几成顽症，破坏了官场正常生态，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降低了党和政府威信。

　　剥去权力的“附加值”，脱下“特权”的外套

　　官场生态恶化、暴力频发这一现实说明，我们在选人用人体制机制科学化、民主化、客观化方面，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也就是说，在“如何获得职位权力”上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目前，我们虽然在选人用人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出台了大量的法律法规，但在实际执行中，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官选官、大官选小官”，“少数人在少数人里选人”，“一把手”在选人中权力过大又没有制约的状况。官场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小圈子”，公共权力变成了个别人手中的“私器”，形成社会上所谓的“官二代”现象。

　　一些地方、一些部门的一把手在选人用人官场中“欺上瞒下”，胡作非为，任人唯亲，明目张胆地歪曲中央的用人政策，冠冕堂皇地借选拔“年轻干部”、“后备干部”之名塞进“私人关系”，并美其名曰“推进改革”，乃至于买官卖官，群众敢怒不敢言。搞散了群众的精、气、神，搞坏了组织团结和组织生态，进而搞乱了本单位、本部门的官场氛围，不老实、不正派成为升迁捷径，以至于酿出为了升官使用暴力的情形来。要彻底改变这种不正常状况，根本的还是要在选人用人中真正落实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特别是在各级各类公共机构的一把手选任中的民主。

　　同时，为了使公共权力行使能真正体现公共利益，体现为了人民的目的，必须下决心从关键制度环节上遏制特权和腐败的蔓延。真正让个人的职位权力和政府机构权力摊在阳光下。使权力从“神龛”走向人间，剥去权力的“附加值”，脱下“特权”的外套，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使之变成一个“职业岗位”，这个岗位的唯一特殊性就是更多的辛苦、更多的奉献，那些觊觎权力而又目的不纯的不老实人就会自觉走开。

　　我们知道，权力运行不公开透明，很可能就变成了寻租的工具，变成可以私下交易的“商品”。这是被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社会治理真理。权力不公开透明，文明社会公共权力的目的和性质也就发生了质变，变成了文明社会、和谐社会的敌人。古人云：“心以利倾，智以势惛”。如果一个人有权有势，而且腐败的“利润”很高，成本很低，那么，一些人就是杀头也要干，这是人的本性使然，因此，出现为了升迁杀人的暴力事件也就不足为奇了。

　　官场暴力的出现，是官场生态恶化的必然结果。各种资料显示，官员腐败已经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障碍之一。可以说，尽快遏制官场腐败是消除官场暴力的根本措施。

　　而要遏制官场特权和腐败，改变畸形的官场生态，并进而消除官场暴力现象，还是大家都知道的办法：一是扩大选人用人中的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二是权力公开透明，让人民监督；三是建立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制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至于如何具体来做，我们可以认真研究，关键是要按照我们党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尽快做起来。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教授)

　　资料链接：“暴力”与“贪腐”相交织

　　有研究表明，官员所实施的暴力犯罪，一般具有贪污受贿或生活腐化等权力腐败的背景或起因。在多起官场情杀案中，官员往往因“情杀”而案发，同时又被牵出相关的经济问题。

　　按照我国国情，公务员的基本工资和奖金并不足以养活几个家庭，官员要想包养情妇，唯有“以权猎色”、“以贪养色”。

　　“其中部分案件的发生，是因为情妇掌握了有关贪污受贿的证据，以此来威胁贪官污吏，希望得到更多的经济利益或者取得合法的身份。正因为如此，一些贪官污吏才会铤而走险，以杀人灭口的方式彻底了断。”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乔新生剖析。

　　“逢贪必色。”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皮艺军认为，贪官与情人间关系的性质在更大程度上是“性伙伴”，而非“情爱”。“贪官与情人之间的这种性伙伴关系不同于平常人之间的性关系，总是以贪官向情人赠予或是变相赠予大量金钱财物为特征。因此，贪官与情人之间基本上是性与利的交换关系。”

　　情杀关乎“性”和“情”，当贪官追求情人时，想得到的是“性”，但是为了面子和尊严却有意让情人误认为这是“情”；而情人不论是真对贪官有“情”，还是想用婚姻绑紧贪官的“钱袋子”，最终都会身陷其中。 (汪文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