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机到包航线

　　代理过很多民航业内大案的蓝鹏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起淮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则直言，其中根本的原因在于，某些握有审批航线的官员希望把手中的权力“变现”，而南航作为国有企业，想公关，却不如民营企业那么好做账。“因此，他们需要通过第三方的民营公司去斡旋。同时也希望像日美航空这样的包机公司通过包机把航线做大，然后反过来，航空公司再来接手承运。”

　　南航有飞机，庞汉章通过黄登科间接管航线，这一组合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此时此刻，庞汉章手里的包机业务和传统包机业务已有根本不同。他实际在利用自己的行政资源，通过包机，进而包销航线，控制和垄断一些利润看好的空运航线。

　　一位业内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数据显示，“日美航空与中国南方航空公司旗下12家分(子)公司进行包销航线、合作经营航线等业务，2005年至2008年其与南航股份所属12家公司共签署52份包销或合作经营协议，估计总价值在30亿元人民币以上。至2008年，南航股份下属的9家分(子)公司与湛江日美公司在北京往返三亚、北京往返长沙、北京往返郑州等13条航线开展包销业务，其中北京航线11条。2007年至2008年南航股份所属10家分(子)公司分别与其在北京往返武汉、北京往返深圳等24条航线(83个航班)上签署了合作经营协议”。

　　“这些人都很富有，几年赚几十个亿。业内人士都知道审批一条好的航线，审批一个好的包机就等于是一个摇钱树，就是一个印钞机，这里面的盈利何止200%？”张起淮说，在业内，因审批、倒手航线，不管官员还是商人，大多是一夜暴富。

　　像庞汉章一样充当民航局和航空公司之间中间商的，并非庞汉章一人。“不会少于五人，甚至有人和庞汉章一样手里都握有四五十条航线。”上述业内人士称。

　　然而，在这些利益纠葛的背后，却是国有航空公司的连年亏损。就在2008年，中国民航业全行业巨亏280亿元，是中国民航业30年来的最大亏损。

　　审计牵出案中案

　　一切的改变，源于一次审计。

　　2008年12月，南航原总经理刘绍勇转任东航总经理，审计署要为刘绍勇做例行的离任审计。结果，审计人员发现了一个新的名目，叫“航权协调费”，即南航作为一个中央直属的国有大型企业每年却向提供航空代理服务的日美航空支付几个亿的各项费用，其中包括有包销分成、合作经营费等各种名目。于是，审计署对日美航空进行了延伸审计。

　　上述业内人士为《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数据显示，在2005年至2008年，关于航班申请协调费的审计事项中，“运输成本-其他直接运营费，航班协调费”和“销售费用-国内业务，交际费-航班申请协调费”科目列支相关费用共计45467306.31元。南航公司的运营成本上列支的上述航班申请协调费，用于对民航总局、华北、新疆空管局和民航华北、西北、中南、新疆管理局等赠送礼品、茅台酒及支付接待餐费、旅游费等。“此外还有巨额的非列支项目，具体数据就不得而知了。”这位业内人士说。

　　审计署某相关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审计机关自2009年5月进驻日美航空，与南方航空相关的审计调查于2009年8月6日正式递交总署。该人士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提到了其中的一些波折，比如，审计署将审计报告交给中纪委，但是中纪委一开始并未重视，“因为案中可能涉及的民航华北局局长黄登科的级别，尚轮不到中纪委来查”。但是审计署认为事情严重，继续上报，经高层领导批示，最后中纪委直接接管此事。

　　天衢酒店一位员工称，2009年11月13日，庞汉章从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出发，前往沈阳出差，之后再也没有回来。不久后，庞汉章给公司打回一个电话，通知财务协助审计机关查账。

　　2009年11月底，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检察院的检查人员到湛江日美航空了解情况，公司的人才意识到，“庞总可能真的出事了”。

　　庞汉章被调查后，黄登科也在短短一周内，从顶峰跌落到谷底。

　　2009年11月23日，黄登科被免去已担任了6年的民航华北局局长职务，转任中国民用航空局离退休干部局局长。一周之后，他的新职务也被免去。

　　2009年11月30日，周一，离退休干部局的员工迟迟等不到新局长，却听到了黄登科被“双规”的消息。“他的妻子和儿子也被要求接受调查。”天衢酒店的员工告诉记者。

　　拔出萝卜带出泥。随后，黄登科牵扯出了已经在雅宝路销声匿迹多年的魏景波。魏景波，一位非常有名的“俄罗斯包机大王”，曾经是雅宝路上最大的货代商——联洲国际物流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像庞汉章、魏景波这样早年从事货运包机业务的包机商，都和分管航线和时刻审批的官员关系密切。魏景波被调查后，又“抖”出了首都机场集团原董事长张志忠。自1996年至2003年期间，张志忠担任了民航局运输司司长，后调入规划财务司任司长，而这两个部门历来被视为民航局最“肥”的实权部门。前者主管航空市场准入和航线、航班时刻审批，后者任职的财务司则掌管民航发展规划和投资、财务安排等。

　　衡水市检察院某相关人士强调，张志忠并没有被“双规”，而是直接刑拘。这说明，有关部门已经掌握了张志忠比较确凿的证据。

　　由时间上来看，张志忠出事与黄登科犯案并非“共同案件”，而是共同类型的案件，没有直接联系，但都是与航线和航班时刻审批有关。而上述四个人的案件，都指定由河北省衡水市检察院调查侦办，通过这一司法安排也可见一斑。

　　从庞汉章和黄登科的线索往下继续延伸，黄登科是批航线的人，庞汉章是中间商，那么需要航线的人也慢慢进入了检查人员的视野。2010年6月9日，包括南航总工程师张和平在内的7名南航高管被湖南检察院从办公室带走，半个多月后，南航运力网络部前任总经理和运力网络部一位副总被带走调查。运力网络部主要负责南航的航线时刻布局和对南航旗下分公司航线时刻申请的协调。随后，中国民用航空局空中交通管理局也有一名负责航线时刻审批的处长被调查。

　　令庞汉章没有想到的是，一场猛烈的反腐风暴正刮过民航系统，而他本人成了整个事件的导火索。

　　看守所里的“庞”“黄”

　　在衡水市故城县的看守所里，庞汉章和黄登科依旧是邻居。

　　《中国新闻周刊》独家获悉，黄登科住在2号房，庞汉章住在4号房。“2号房条件好一些，4号房里共住着二十多个人。”而包机女富豪魏景波也曾住在故城县的看守所里，不久前刚被转走。

　　这是中纪委指定衡水市检察院调查的案子，衡水市检察院近年来低调处理了很多大案要案。7月2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到距衡水市一百多里外的故城县。看守所坐落在故城县的东北角，不大，像个乡镇小学，门口是一座白色瓷砖的二层小楼，周围是七八米高的红砖墙，红墙内又是一层红墙，外层红墙的两个角上有哨兵塔，四个角上都是转着圈的铁丝刺网。

　　如果在看守所里，根本看不到紧挨着白色小楼驻扎的武警部队，以及墙外半米来高的向日葵田，满田的向日葵刚刚露出巴掌大的黄色小脸。

　　庞汉章的早饭是粥和馒头，中饭和晚饭是米饭和菜，《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去的7月2日当天，庞汉章的午饭是米饭和鱼。“有时候他们也可以从外面叫烧鸡或扒鸡吃一下。”看守所的看守人员说，庞汉章目前在看守所的状态不错，刚一开始来的时候态度不是很好，后来转变了。“对这些事情看得开了。”

　　在看守所里，要求早上五六点钟起床，晚上十点钟睡。庞汉章大多是在看一份河北省的法制报和《燕赵都市报》《衡水晚报》，以及他自己让看守所帮忙订阅的《参考消息》。

　　在看守所里，庞汉章一直担心自己“出去后一无所有”，担心“员工的遣散费”。他希望检察院能给老母亲留点钱，希望“自己能有个缓刑”，希望出来后能“东山再起”。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黄登科的案子已经刑侦结束，马上就要起诉。但是庞汉章等到起诉最快也可能要到年底，知情人士透露，“他牵扯得太多，前两天广州和湖南的检察院还过来提审过。”  ★(实习生田春艳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