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也就是说需求量确实是在增加的？

　　王锡锌：

　　的确有增长。

　　主持人：

　　那么供给量？

　　王锡锌：

　　供给量，这可能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在这其中，公办幼儿园的减少也是非常明显的。在这种情况下，上园难、上公办幼儿园更难，就变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矛盾。第一，我们的确看到原来的公办幼儿园，包括由教育部门来办的，财政进行支付的这部分幼儿园。另外一部分是由一些企业、事业单位，包括大学、企业、事业单位它们来办的幼儿园。比如，在2000年我们国家有企事业单位、机关办的幼儿园1.6万所，到2007年的时候变成了5000所，下降了将近70%，这一部分幼儿园的数量有了非常大的减少。

　　另外，因为我们的学前教育没有纳入到国家义务教育的体系，所以财政的投入其实应该说数量比较小，原来的幼儿园也处在超负荷的状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公办和企办的幼儿园数量有了大幅度的减少。

　　主持人：

　　公办幼儿园上不了，民办幼儿园又可能面临着价高、质低这样的问题，那么我们的孩子们究竟该送到哪儿去呢？

　　解说：

　　天当房顶地当床，面包饼干当干粮，一家老少齐上阵，一切只因入托难。

　　一句顺口溜反映的是无数家长的艰辛，幼儿园入学为什么这么难？

　　幼儿家长：

　　现在问题都愿意上公立，公立的好不是？条件设施还是比较完善。

　　解说：

　　以北京为例，全市幼儿园只有10%是公立幼儿园。从1996年到2009年，13年间，北京市内经过正规注册的幼儿园数量减少了一半还多。和急剧下降的幼儿园数量相比，新生儿数量却在不断增加。2007、2008，连续两个生育高峰，更是加剧了眼下的入园难。

　　据统计，包括非北京籍新生儿在内，近三年来北京共有新生儿46万人，但是，目前所有在北京市教委注册的幼儿园只能接收22.6万个孩子。

　　公立幼儿园大量减少，民营幼儿园却又因为学费、管理等种种问题，数量、质量都无法满足家长的要求，这应该是普遍存在于全国各地的现实。

　　商义(育荣实验幼儿园园长)：

　　教育市场化，由家长来买非义务教育阶段的买单，只能是这样的形式。因为民办幼儿园也要生存，那些钱从哪来？肯定是从学费里来，不把学费调高，也是不可能的事。

　　解说：

　　在中国，拿着国家财政补贴的公立幼儿园人满为患，远远无法满足要求。但是，民营幼儿园却又无法得到平等的充分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没有获得政府许可、但学费便宜的幼儿园便应运而生。

　　今年，4岁半的朱雨涵要进的就是一家无证的幼儿园。妈妈在北京卖菜谋生，面对户籍限制、赞助费和高昂的学费压力，这家每月500元的新世纪幼儿园是她能做出的最现实的选择。

　　幼儿家长：

　　没办法，花的钱只能上山寨版的，不可能上正规的。

　　解说：

　　新世纪幼儿园已经开办了将近七年，但一直没有获得政府办学许可。但是，他们却招收了4个班、60个孩子。

　　幼儿园教室只有十几平米，光线昏暗，园里唯一的厨工，每天在三四平米的厨房为孩子们做饭。我们看到，一盆土豆、一盆茄子，就是当天孩子午餐的配菜。

　　记者：

　　吃肉的时候多吗？

　　解说：

　　园长王毅力说，这些年他们总共送走了上千个孩子，但也已经接到了四次取缔通知，因为按照政府要求，这家幼儿园所在的北京清河地区，34个无证幼儿园都将被关停。

　　王毅(海淀区新世纪幼儿园)：

　　这一下子都会乱的，家长工作不安心，孩子到处满街乱跑。我们学校这些老师没去处了，这个园长、办学者都失业了，很多问题的，不是简单一关就了事了。

　　王毅说，他自己的幼儿园很难达到政府所要求的北京市幼儿园、托儿所办园(所)条件标准。这一文件对幼儿园每类房间的面积都有具体规定：例如以30人的一个班，要求配备的活动室兼卧室有80平米，厕所8平米。

　　王毅：

　　你要是按照北京市私立幼儿园的办学标准，那么租金就120万，还没有算物业费、暖气费、教师工资还没算。

　　王毅说，按照政府标准开的幼儿园需要每年投入120万，那么至少每月要向每个孩子收1700元钱，才能收回成本，这样的价钱孩子们的家长无力承担。

　　王毅：

　　转正谈何容易，不实际，这种对我们来说就是望梅止渴。

　　解说：

　　北京市政协专题调研组去年曾发布过一个数据，北京市山寨幼儿园已经达到1298所，比经过正规注册的幼儿园还多32所。收费低、师资良莠不齐、保育设施简陋、安全设施不到位，意外事故时有发生。今年，有几家幼儿园甚至发生火灾，造成幼儿伤亡。但是，尽管这样，山寨幼儿园却仍然有一大堆存在的理由，因为大量外来务工者家庭太需要这样的幼儿园了，北京如此，全国很多城市恐怕也是如此。

　　主持人：

　　实际上，在《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当中提到了，对于学前教育要做到政府主导、社会参与，也就是说，政府和社会都提到了。王教授，主体责任应该在谁身上？

　　王锡锌：

　　我觉得，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其实真正要解决的话，应该是要从学前教育的根本属性来理解。学前教育的根本属性，我想毫无疑问应该是它的公益属性，只有在公益属性这个前提下，我们讲政府主导，才能理解政府到底主导什么。政府的主导，我觉得应该是政府来承担、提供公众公益产品、公益服务的主要责任。所以你刚才问到责任的主体应该是谁，我想在这个意义上，既然是公益的，那么政府应该是担当起主要的角色。政府的主导，除了在投入上要成为一个担当者之外，在管理上也要去做到对社会的参与，包括企业，包括一些个体参与到学前教育的投入，要有一个有效的规范和管理。这里责任，从投入的主体责任来说，政府应该起到一个主要的这种担当者的决策。从管理上来说，我们的教育监管部门、管理部门，应该对民办的、社会办的这些幼儿园，有一个有序的，但一定也是一个合理的监管。

　　主持人：

　　但是这也是一个观点之争，有人觉得应该是加大民办幼儿园的比例，来解决教育资源稀缺的问题，您怎么看？

　　王锡锌：

　　我觉得，如果说，我们从学前教育的基本属性是一种公益性来说的话，我想政府的主导性投入应该说是一个基础，当然在这个基础上应该要鼓励、引导社会其他的人力、物力、财力进入到学前教育中来。所以，我觉得观点可以争论，但是在这样一个大问题、核心问题的方向上，既然我们中长期的规划纲要里面已经提到了这一点，我觉得应该要坚持政府这样一个核心的主导者角色。

　　主持人：

　　而且实际上刚才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要办一所合格的、合规定的民办幼儿园，似乎这个门槛并不低？

　　王锡锌：

　　没错。其实我们首先要理解，因为家长把孩子送到幼儿园去，不光是要让他能够挤到这个起跑线上，能够不输到起跑线上，而且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安全问题，比如说饮食的安全、人身的安全。所以，从政府的监管来说，提出一些门槛，规定一些标准，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

　　主持人：

　　必须的。

　　王锡锌：

　　但问题是，这些标准如何根据不同地方、不同时间的条件，能够具有现实性。比如说，就像短片里刚才有一位私立幼儿园的园主提到的那样，如果按照北京市规定的这个标准，我这些可能都达不到，如果我到达到的话，那么投入要很大。如果我投入很大的话，我一定要把它转嫁到孩子身上，这么一来，可能这种社会办理的难度就加大了，如果难度加大的话，有很多的人员，有很多的资本就不会进入到这个领域中来。所以，这里的规范管理不一定是一刀切的严格管理。

　　主持人：

　　其实在这个规定当中我们还看到一些很细的要求，比如说什么样的乐器必须有，什么样的教具、玩具必须有，这似乎都超乎我们的想象了？

　　王锡锌：

　　这里面可能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把政府的主导，有的时候就变成了一种政府管理上的主导，就是定什么标准，有什么样的要求，我来定这些标准。所以我们看到，比如说像北京市幼儿园、托儿所办园(所)的条件标准规定得非常细，您刚才提到的这些标准，其实这个清单非常非常长，包括办公室里应该有什么设备，应该有什么样各种各样的器具。应该说，这个标准也许都体现了对儿童的考虑，但是要记住，对我们现在的儿童来说，最重要的依然是保证这些学龄儿童能够在接受义务教育之前，要能够获得这样一种比较基本的接受学前教育的机会。

　　主持人：

　　其实您看今天说的这些原因，并不是一些非常难以找到的答案。也就是说，知道原因应该容易找到解决的办法，但是为什么知道原因了依然不得已解决？

　　王锡锌：

　　我觉得有管理体制上的原因，有认识上的原因，也有我们现在管理措施上的原因。如果从体制上来说的话，我们现在对义务教育已经是高度重视了，九年制义务教育，这个义务也已经越来越明确了，那就是政府要承担主要的义务。所以包括义务教育的免费、义务教育的扶持等等，我们各级政府正在加大投入。

　　但是，学龄前教育这一部分到底是不是义务教育，我们没有把它算作义务教育。在我们各种关于教育的规定里面，包括我们教育的收费管理规定里面，学龄前教育被当做非学历教育，而非学历教育最后又被当做培训班一样的，因为非学历教育就是培训班这一块。所以这里面是在定位上有一个错误，一旦定位错误以后，那么政府的投入，各种政策的扶持，收费的规定，可能国家就没办法进行有效的控制。

　　主持人：

　　还有就是缓解供需的矛盾，加大供给。但是，你说我凭空地增加多少所公立幼儿园，它本身还是有很多困境的？

　　王锡锌：

　　对，这里面当然有一个投入的问题。因为幼儿园是作为学前教育，没有纳入到义务教育里面，那么在财政上，这一部分的投入相对来说就不受重视。我们看到在我们国家有限的这种教育投入中，其实对学前教育的这部分投入有的地方不到1%，也就是说占教育投入的不到1%。它已经非常非常少了，更何况就算有些地方有财政投入，想投入，但是因为学龄前的教育没有纳入到义务教育体系，所以他想投入有时候也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