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判死缓的“杀人犯”

　　如果赵作海的案子到最后，上面的领导都同意起诉，那我还得当公诉人，即便我认为事实不清楚，证据不充分，在法庭上也还得说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该判刑。为什么，因为你是国家公诉人，这是职责所限。而且即便公检法的意见不统一，也会有政法委出来拍板子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王晓 | 陕西、河南报道

　　9年来，贺文秀始终坚信丈夫朱继峰没有杀人。

　　2001年3月24日，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党岔镇枣湾村村民高怀堂被人打伤，弃于国道旁，入院抢救十几天后死亡。由于高怀堂与同村的贺家此前有些积怨，再加上死者家属的报案，2001年4月26日起，贺家有9个人以犯罪嫌疑人的身份陆续被逮捕。

　　此后的9年中，榆林市中院先后做出四次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朱继峰等9人死缓、无期以及不等的有期徒刑。而陕西省高院则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四次发回重审。

　　被当作主犯的朱继峰在榆林市中院前两次的开庭中被判死缓，而后则改判无期。由于尚未结案，朱继峰目前仍被羁押在榆林市榆阳区看守所。这些年，贺文秀也只有在每一次开庭时，才能看到自己的丈夫。

　　犯罪嫌疑人突然死亡

　　贺文秀认为，自己的丈夫“连杀只鸡都不敢”，怎么会成为“杀人犯”？

　　2002年榆林市检察院的起诉书中提到，高怀堂与朱继峰的岳父贺玉山家有积怨。

　　“我父亲当大队书记那几年，把高怀堂得罪了，他总想报复我们。”贺文秀告诉《望东方周刊》，“2000年冬天，趁着我们出门，他去我们家把我妈打得整整4个月卧床不起，我们就报了案。”

　　2002年榆林市中院的判决书称，高怀堂在2000年农历10月25日，酒后到贺家，想要强奸王宏英(贺文秀的母亲)。

　　警方让贺家帮着查找高怀堂的下落。2001年3月22日，听说高怀堂在榆林一家饭馆出现，朱继峰就带着公安的人去抓，但没抓到。两天后，有人在210国道边发现了奄奄一息的高怀堂。4月6日，高怀堂死在当地医院。

　　高怀堂死后没几天，有人向贺文秀透露风声，“听说死者家属在告你们，能跑就跑吧。”贺文秀没当回事。这期间，她刚借了十几万，把过去开在横山县城的小饭馆变成一个更大些的饭店。

　　厄运在4月底降临到贺家。朱继峰、贺斌(贺文秀的弟弟的)等人先后被逮捕。

　　2002年，榆林市中院的一审判决中，朱继峰被判死缓，贺斌为无期徒刑，王宏仁、贺占胜、陈培峰则分别被判15年、13年、8年的有期徒刑。

　　证人称曾被关押57小时

　　对贺文秀及辩护律师们来说，这一命案中有太多悬疑尚未解开。

　　“要定一个案子，至少具备5个要素，就是何时、何地、何人、何因、何果。”北京元昊律师事务所律师段平生告诉本刊记者。9年来，贺文秀不仅找遍了榆林市的知名律师，而且还请西安政法大学的两位教授为朱继峰等人做过辩护。2010年3月，她跑到北京，找到了从事司法工作数十年的段平生。

　　段平生认为的第一个疑点就是作案时间。高怀堂的弟弟高怀伟在《报案材料》及两次庭审时证明，“2001年3月24日下午6时左右，我害怕高怀堂被贺家人盯上，就亲自到地运司将高怀堂送上车，看班车走后，我才返回榆林家中⋯⋯”而(2006)榆中法刑二初字第09号判决书则称，“3月24日下午，被告人朱继峰、贺斌、陈培峰、朱绪平、白光军在榆阳城区第二小学附近四海饭馆发现高怀堂后，即在隔壁的风味小吃饭馆盯梢高怀堂。当高离开该饭馆时，上述五人在该饭馆的背巷将高怀堂抓住⋯⋯”此外，几名被告口供中所交代的时间也各不相同，前后相差3个小时。

　　四次判决中的涉案人数也各不相同。在前两次的判决中，认定有5人参与。2006年的第三次判决书中，则换了一个版本，认为有包括贺玉山在内的9人涉案。到了2007年的第四次判决，又宣布之前的第三被告王宏仁和第四被告贺占胜无罪。但在此前每次庭审中，王宏仁和贺占胜都详细供述了自己的“作案过程”。

　　作案地点同样出现了几种说法。侦查阶段，公安机关曾组织几名被告指认了作案现场，每个人指认的地点均不一致。

　　出狱后的贺斌告诉本刊记者，他刚被抓到派出所，人家就问他3月24日干什么去了。他想了半天才记起那天应该是到镇上搞计划生育工作了。对方上来就是两个耳光，说他杀了人。之后的七天，贺斌一直被斜拷在一个上下铺的床上审讯。

　　再审讯的时候，贺斌就说自己杀了人了。

　　本案的目击证人孙长国曾交代，当天他看到朱继峰、贺占胜、贺斌等5人把一个人扔到马路上。但事后不久，孙长国又向检察机关提供书面证言，称这是被关押57个小时，并忍受了其殴打、折磨之后作出的证言。2002年的判决中，榆林市中院没有采纳孙长国的目击证言。但在随后的几次庭审中，则予以采纳。

　　陕西正北律师事务所律师高程鹏从2002年第一庭审时就开始代这个案子，前后代了三四次，“这个案子没有任何的客观证据。很明显，无罪证据充足，有罪证据不足。如果按照疑罪从无的话，应该是无罪的。”

　　省高院四次发回有逃避责任之嫌

　　一大家子的男人被抓去了一大半，贺文秀在最初的两年，精神几近崩溃。两年后，她振作起来，带着两个孩子，把饭店搬到了横山县和榆阳区的交界处，一边打理生意，一边无休止地申诉。

　　榆林市中院每判一次，她都会去省高院上诉。省高院的四次裁定均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并要求发回重审。高院的态度让贺文秀看到了曙光，但时间一长，她认为这种做法不负责任，“他们既然觉得有问题，为什么自己不审呢？”

　　对此，段平生表示，由于发回重审的次数没有限制，所以从理论上说，高院的做法是合理合法的，但确实有逃避责任之嫌。

　　6月23日，本刊记者向榆林市中院提出就此案件进行采访。榆林市中院政工科科长艾晖请示领导后表示，由于尚未结案，关于案件的情况不宜公开。

　　贺文秀去了5次北京，两次是集体上访。“2009年夏天，我们七八个人去找最高院，人家让我们到最高院的信访办。走到半路，就被带走了，放到一个专门关上访人员的地方，登记了一下。之后我们当地的驻京办又把我们接走，在另一个地方待了8天，就送了回来。”还有几次贺文秀只身一人过去，找最高院、最高检、全国人大，材料递上去之后就再没了回话。

　　在西安，她们找到省委、省人大、省政法委、省高院。“每次都说尽快给我们解决，但每次都没有下文。”

　　案件本身辩护意义已经不大

　　9年申诉的结果是，几个月前，贺文秀接到通知，案子要转到榆阳区法院办理。“这样一来，我再上诉就只能上诉到中院，案子就可以避开高院了。”申诉这么多年之后，贺文秀多少懂了些法律。

　　这样的决定同样让段平生觉得蹊跷，“按照诉讼程序来讲，这样做肯定是违法的。抛开高院指定他们重审不说，1998年中央政法委明确提出，上级法院管辖的案件，不能让下级法院来审，而且有可能判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的案件必须是中院做一审啊。这样做，无非是想把案子消化在当地。”

　　6月22日上午，贺文秀找到榆阳区法院刑庭庭长杜万峰。“如果你们认为管辖有问题，就书面提出来。”杜万峰同时告诉她，一审如果放在区法院的话，肯定对朱继峰等人有利，“这样一来，一审肯定会低于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