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场“极尽哀荣”的公葬过去40年之后，这个曾经的“报人”，就这样静悄悄地被世人忘记了。

　　“立这么一块碑，我都不知道该和谁商量”

　　“文革”结束后，李赋英再没去过张季鸾的墓地。但她轻易就能猜出墓地现在的凄凉景象：“从那个时代过来，这些事情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她原本几乎就要和这段历史永远告别了。谁知道1999年的一天，张季鸾旅居香港的孙女突然打来电话，告诉她，一个曾经在《大公报》工作的老人，辗转找到陵园，却发现建筑已经荡然无存，墓园又荒又乱，土包也只剩下了半个。据说，这老人在坟前“大哭了一场”。

　　“墓一定要重修，这是我的责任。”这个女孩在电话中说，“我只能拿出一万元港币，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下？”

　　“我搞了一辈子工程了，这有什么问题。”李赋英立刻答应了下来。

　　她并没意识到，这件事做起来要比她所预想的复杂得多。为了批下一块地，她坐着公交车，从西安市市中心到长安县县城，来来回回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一开始，当地政府以为是港商回乡投资，热情很高，但结果发现只有一万港币，立刻“失望得不得了”。

　　与几十年前相比，张季鸾的名字再次出现在这块墓地上时，显得低调而草率。

　　几番协商后，李赋英最终拿到了一亩地。这正是当年陵园尽头墓碑所在的地方。虽然与陵园最初40亩的规模仍相差甚远，但她已经觉得 “很满意”了。

　　画出墓碑的图纸，并没有花这个水利工程师太大的工夫。而决定在墓碑上写什么字，却让李赋英犹豫了许久。这不是60多年前，再没有政要、名士来题字送碑了，这名后辈只能按照子孙给长辈树碑的口吻，拟了“先父张季鸾先生之墓”几个字。至于石碑的背面，她把手中的几本资料翻了又翻，最后选择了两条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唁电，放了上去。

　　最后的碑文，是李赋英请自己在水电工程局的一个同事写的。她专门买了很多饮料送到同事家。请他为自己题写了墓碑两面的两幅字。这个理工科出身的工程师不懂书法，只知道自己的这个同事是“陕西书法协会”的会员，作品得过奖，“还在日本的杂志上登过”。

　　至于搭建这个墓碑的工匠，李赋英在村子里打听了很久，最终找到做了几十年石匠的邢炳年。没过几个月，这个经验丰富的石匠不仅盖好了墓碑，还从生产队的饲养室，把陵园里原来摆放的供桌又搬回了墓地。那是他在“文革”期间运回村里的。当时，因为供桌太大，又想不出能做什么，他就把这张石台丢在了饲养室里。如今，这张和生产队饲养的牛、马、驴子共处了几十年的供桌，终于又回到了墓碑的正前方。

　　因为小时候常去张季鸾陵园玩耍，邢炳年对于这次重修墓碑的活计分外用心。等到墓碑搭建了一大半的时候，他自作主张，在斜对门的工匠那里，花了35元，刻下了一方写有“报界宗师”的小石碑，又把它加在了墓碑的顶端。

　　这几个字，是他从李赋英送他的《张季鸾文集》中看到的。“这是周总理唁电里的话，”已经66岁的老头儿说起这件事来，露出些不好意思的表情，“我觉得，他配上这4个字是可以的。”

　　李赋英对墓碑上增加的这4个字非常满意，她还听从了邢炳年的另一个建议，按照她原先的图纸设计，墓地的土包应该浇上水泥砂浆，把它整个覆盖起来，但邢炳年说，被水泥砂浆包裹的墓地，长不出草来，“人丁不旺”。

　　回想起张季鸾年届五十才得独子，李赋英心中一动，立刻爽快地答应邢炳年，让墓地的逆土裸露着，多长些草。

　　1999年秋天，新的墓碑终于立了起来。李赋英没想到要做什么仪式，过去几个月的工作已经让她精疲力竭了。事实上，就在石碑立起来之后，不少人觉得，上面的书法字体不好看，“不够正式”。

　　但李赋英坚持，自己“就喜欢这样带点草书的感觉”。“我那个同事还得过奖，人家的书法肯定是不错的。”

　　不过，聊得时间长了，她也会承认，立这块碑的过程中，自己很多地方都“不知道该找谁商量”。那时，好像没什么人在意这个早已荒芜的墓地，一开始，她甚至把墓碑上张季鸾的逝世年份都写错了。

　　无论如何，这片荒了几十年的墓地又开始重新有了基本的模样。周围的村民从墓碑上看到了“张季鸾”的名字，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知道这个墓室的主人到底是谁。但这里终于有了墓碑，有了供桌，原本裂开的墓地也被重新封好了。

　　当邢炳年把被挖开的墓地重新用石板掩好、封上的时候，这片小小的土坡上突然刮起了一阵旋风。邢炳年坚持认为，这肯定是“张季鸾回来了”。他当时抬起头，笑着说：“正修着呢，你可就回来了。”

　　邢炳年回忆说，那阵旋风围着刚修好的墓地旋转了很久，最后才依依不舍地慢慢离开。

　　“往前走，闻见猪粪味就到了”

　　墓地重修之后，许多人都相信，尽管墓园建筑已经悉数不见，但张季鸾至少可以安稳地在这座窄小的墓地中长眠。谁也没想到，这块墓地的命运波折远未结束。

　　2004年，与竹林村相邻的玉村率先将自己所拥有的陵墓周边土地租给了一所砖窑。随后，竹林村的生产队也将属于自己村的土地出租，建起了一家种猪场。

　　当种猪场开始动工的时候，邢炳年发现，自己在刻墓碑时修的一条土路被截断了。他很生气，想去阻挡，但没有成功。几年后，他在猪场里碰到这里的负责人，对这名负责人说：“现在没有人让你挪走，是你幸运。你不知道，张季鸾可不是一般人。”

　　不过，在长安区杜曲街道的曹国斌主任看来，这所新建的种猪场，是显而易见能带动经济发展的“惠农项目”。如今，这个“陕西省万头瘦肉型良种猪繁育基地”已经拥有超过5000头种猪。在场院围墙外，两条用来排出猪粪的沟渠肮脏不堪，散发出浓重的臭气。

　　至于张季鸾，“项目审批的时候，大家对他并不了解”。没有人知道这座在猪圈和砖厂夹缝中的墓地属于谁，没人知道墓室的主人曾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许多辉煌的记忆。

　　2008年3月，一名西安的记者前来寻找张季鸾的墓，他向当地人问路，当地人告诉她：“往前走，闻见猪粪味就到了。”

　　一个月后，包括陕西省记协主席、西安日报社社长在内的新闻界人士，就在这片猪粪熏天的味道中，举行了纪念张季鸾诞辰120周年的祭拜活动。

　　活动进行时，一名报社领导在讲话中说：“我们怀念先生的目的是秉承先贤的意志和事业。”可就在他的面前，种猪场旁的水渠里飘散出冲天的臭气，几乎把同行的记者都“熏晕了”。

　　事实上，从2004年至今，“猪场逼侵报界宗师墓园”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但直到现在，站在张季鸾的墓前，噪音与臭气依旧扑面而来。“我们也没办法”，曹国斌说，“搬迁需要的几百万元经费，我们也出不起，而且要找到一片工业用地，也是很困难的。”

　　在今年5月底长安区的一次会议中，当地政府再次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几种方案。除了耗费巨资将猪场搬走，另一个选择，则是将张季鸾墓搬迁到同在西安市长安区的“历史名人区”。这里已有最知名的“名人”，是国民党前主席连战的祖母沈少云。

　　“说白了，张季鸾只是个民主人士，但沈少云就不一样了。”曹国斌说，“不管怎么说，她孙子也当过国民党的主席嘛！”

　　“现在的记者都会赶潮流，但张季鸾不会，他都写最真实的东西。”

　　李赋英时常会回忆起自己父亲李仪祉的墓地与张季鸾墓地截然相反的命运。这位与张季鸾并称为“近代陕西三杰”的水利学家，曾在陕西当地修了不少水利工程。“文革”期间，当地处陕西省蒲城县的李仪祉墓同样受到红卫兵的冲击时，当地的村民联合起来，“挡着不让拆”。与他相比，只会动动笔杆子的张季鸾的墓地，却被人们轻易地推掉了。

　　“可能因为他干了实事，大家都知道”，李赋英说，“可是张季鸾是谁，人们早就不知道了。”

　　如今，这名报界宗师几乎被整个社会都遗忘了。他的故事很少被人提及，他的文集很难买到，而他所供职过的《大公报》也已远迁香港，远离了内地人的生活。

　　这名高官不做，只愿意做“穷记者”的旧日报人，在经济数据、工厂收益盛行的年代，显得有些不合时宜。记者这个行当，早已不再像他所处的年代那么崇高。他曾躬行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8字格言，如今通常只在人们写回忆文章时偶尔会被提及。

　　有一次，张季鸾新闻研究会的执行会长蔡恒泰陪同王俊春一起前往竹林村祭拜张季鸾。在离开时他们发现，一条水渠上铺着一块防止人们掉下去的青色石板，正是大半块早先矗立在陵园当中的墓碑。

　　“你们要好好地看着，别让它丢了。”当时已90岁高龄的王俊春颤颤巍巍地告诉同行的长安区文物管理局官员，“到时候会有用的。”但没过多久，蔡恒泰就发现，这块石碑已被人们再次砸碎，拿去盖房子了。

　　王俊春已经连站都站不稳了。他一直牵挂着他在张季鸾坟前栽下的10棵柏树，不过，他不知道，因为村民在附近放牧山羊，啃食之下，只剩下4棵柏树还在有气无力地活着。

　　时隔几十年，这位张季鸾的学生还记得老师生前的样子：粗布长衫，只穿布鞋，最爱吃的食物是豆腐，因为“又省钱又有营养”。而最重要的，是他“两袖清风，不要钱、不爱官，但也没有饿死”。每当回想起张季鸾的墓碑早先荒凉的样子，王俊春总会颤抖着手，拍拍自己的胸脯：“我难过啊，脑子里面肚子里面都在流泪。”

　　作为一个报人，张季鸾已经显得有点过时了。甚至许多记者对于这位“善尽新闻记者天职”的前辈也不甚熟悉。当然，还是有人记得他。在紧邻着猪场的杜曲镇竹林村，邢炳年仍然会时不时地翻起李赋英送给他的那本《张季鸾文集》，平常闲下来，他也会开着自己那辆没有顶棚的拖拉机，去张季鸾的坟上看一看。“他是个很了不起的人。”7月8日，这个做了一辈子石匠的农村老人坐在屋门口的小板凳上，一本正经地说，“现在的记者都会赶潮流，但张季鸾不会，他都写最真实的东西。”

　　张季鸾在世时，于右任曾为他作评：“恬淡文人，穷光记者，呕出肝胆。”但恐怕谁都没有想到，这名生前恬淡的穷光记者，身后仍然要混迹在猪圈边上，听着种猪的哀嚎，熏着蒸腾的猪粪臭气，并带着他那个年代特有的风范，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