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造节”，地方政府点子百出，诸如：板栗节、裤子节、豆腐节、猪王节。到2009年底，全国节庆活动估计8000到10000个。

　　各种庆典、研讨会、论坛为一些官员的隐性收入提供了各种诸如出场费之类的隐秘渠道，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一个难题是，各种节庆多大的数量才算没有奢侈浪费，多大的规模才算是节约了，“讲排场、比阔气”的量化指标是什么？

　　官办节庆连不断

　　中央政府“纠风”20载(国务院纠风办成立于1990年)，“坚决纠正庆典、论坛活动过多过滥问题”从来没有被如此重视。

　　6月25日，四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对党政机关举办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开展清理摸底的通知》(下简称《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开展清理摸底工作，减少过多过滥的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

　　与之前多是中办、国办出面不同，此文件由四个部门联合下发，包括：中央纪委、监察部、财政部、国务院纠风办。

　　不惟负责部门更明晰，清理摸底范围也更为明确，比如节庆，“包括除国家法定节日外，以市(县)庆、校庆、公祭、城市建设、旅游景点、历史文化、特色物产等为名举办的庆祝活动。”

　　过去几年中，诸葛亮故里之争未息，赵云故里之争又起；李白故里尚正诉诸中央部门的裁决，朱熹诞辰纪念日又引得四地相争“做寿”。“2010年山东阳谷·千年古城·水浒文化旅游节”中，“千年古城武松故里”的标语吸引了很多媒体，包括潘金莲，各地也在争抢纪念活动。

　　为了“造节”，地方政府点子百出，飞禽走兽、花鸟虫鱼等都列入节庆范围。诸如：板栗节、裤子节、豆腐节、猪王节等等层出不穷。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节庆研究专家马聪玲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中国的这些“人造”节庆，不惟中央省市在办，各县市、乡镇乃至村落，也都各自为“节”，很难统计，但“有上万个没有问题”。

　　在安徽巢湖，耗资近百万元的“巢湖第十届牡丹观赏节”，就是因为一株生长在山崖上的野生牡丹，据称“可预测旱涝”。

　　青岛市有关部门的调查显示，青岛2002年全市举办的节庆活动达到了32个，平均不到12天就办一个节。重庆2009年的消息称，近几年，重庆节庆活动有的区县一年就办10多个。2008年一年大大小小节庆就有500多个。

　　原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现湖北节庆会展研究会会长王重农撰稿称，“2004年底节庆活动的数量是5366个，当时应该是6000个，因某些资料不全删掉了一些；到2009年底全国节庆活动估计8000到10000个。”

　　一位专门承办各种节庆活动的公司负责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2005年开始，中国进入城市节庆的高速增长期。而“节日”崛起，产生出许多衍生品。诸如“中国节庆产业十大影响力节庆”、“中国节庆产业十大人物类节庆”之类的荣誉更是“节上加节”。

　　不惜一拼的节庆，官员背后的算盘

　　尽管多年来各种节庆所伴随的腐败、浪费引起民众极大意见，但人造节仍然能够突飞猛进，源于更为强大的逻辑：打造城市名片，促进当地发展。“盱眙龙虾节”往往成为城市经营者们津津乐道的典范。

　　这个节庆2000年开始，2004年就遭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曝光：这个贫困县利用财政的150万元办节，不仅以行政手段在政府部门搞摊派，更是动用扶贫款，让原本不宽裕的财政捉襟见肘。

　　但是，十年间，盱眙龙虾节创造了中国现代节庆史上30余项“第一”和“惟一”。2009年，盱眙龙虾以41.3亿元品牌价值跻身全国前十强。盱眙参与龙虾产业的人达10万之巨，占这个小县城总人口的七分之一；盱眙人还把龙虾店开到了30多个大中城市，因为龙虾生意，盱眙还诞生了几个千万富翁。

　　盱眙的成功被视为是魄力的作用，记者所看到的一份材料中，主办节庆会展的某官员即明确的表示，发展会展文化，“阳谋”决胜未来。

　　上述知情人说，一旦某一个节受到重视，地方上往往不惜拼力一搏。此前的2004年，财政赤字一亿多元、年财政收入仅2000万元的四川省万源市，就曾耗资2000万元举办“万源保卫战胜利”70周年庆典活动。

　　事实上，“人造节”背后往往也有着地方官员的小算盘。

　　上述节庆公司负责人对称：各地热衷于办节，一方面出于节庆可能带来的效益，另一方面则和政绩有关——借节庆之机，或能和领导套上关系，趁机公关，或能展示自己的能力，给领导留下一个好印象。

　　新华社主办的《瞭望》新闻周刊则直接说：官办节庆过多过滥，折射的是地方官员的“政绩焦虑症”。而中央厉行约束的原因，也在于各种千奇百怪的“人造节”背后的扰民、腐败与奢靡浪费。

　　南方周末记者获知，2003年，某县搞“桃花节”，花费巨大。不料“主角”的桃花日期将近却一朵不开。情急之下，主办方给桃树穿衣，在地里点火，催花快开。

　　上述专门承办各种节庆活动的公司负责人说，政府举办庆典，企业埋单成为最为普遍的做法。马聪玲也对本报记者表示，有的城市为了举办节庆活动，企业苦不堪言。

　　至于各种庆典、研讨会、论坛等，为一些官员的隐性收入提供了各种诸如出场费之类的隐秘的渠道，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此前因贪腐被杀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原局长郑筱萸就很喜欢参加药企的各种类似活动，出场费有20万元之巨。

　　相关知情人说，在一些庆典和论坛活动中，参会领导总能“幸运”地捧走各种大奖或者获赠各种物品。最典型如北京，由此甚至衍生出一个巨大的承办市场。上述要求匿名的节庆活动公司负责人所承接的，很大部分即来源于此。

　　打上节庆的名义，很多建设项目便成为理所当然，以至于有“建房征地促生产，停工停课办节庆”之说。

　　挥刀之下，标准难定

　　几乎每年，中办、国办都会发文，要求坚决杜绝铺张浪费、华而不实、劳民伤财的庆典活动。“经批准举办的要从严控制规模和经费支出，领导干部不得擅自接受邀请参加此类活动。”

　　此前第十七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和全国纠风工作会议都明确提出，要认真解决各种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过多过滥问题。这也正是中纪委等四部门联合下发的《通知》的一个原因。

　　与中央对应的，地方上的措施也未曾稍有间断。云南2010年出台的《关于严格控制和规范会议文件庆典论坛考察的实施意见》要求“全省各级政府举办的庆典次数、论坛次数分别在2009年的基础上压缩1/5”。广东最新的规定则要求“停办一般性展览、晚会、庆典和专题活动”。

　　然而一个难题是，“讲排场、比阔气”的量化指标是什么？马聪玲等人曾经努力想制定出一些标准，但最终无果。“一般来说，那种贴近民众生活，推介本地特色产品的节庆，往往是相当好的，而那些着眼政府或者官员形象的，就会大打折扣。”不过上述标准，显然还无法成为标准。

　　《通知》的出台，也引起庆典、研讨会、论坛会否被“一刀切”的担忧。有人提到，人造节里面，也有正面的例子，大连国际服装节、哈尔滨冰雪节、山东潍坊国际风筝节、洛阳牡丹节都享有盛名。

　　记者从一些地方政府了解到，来自中纪委的督查组已经到各地。按照《通知》要求，上述清理活动11月结束，开刀消肿的效果如何，谁生谁死，亦要到时方能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