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注焦点

　　近日，石景山区6万打工人群即将由于村庄拆迁，失去栖身之地。他们被迫面临选择———另寻住处，或是返乡。

　　这只是北京城乡一体化改造的冰山一角。

　　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背景之下，对于村庄的拆迁，政府主要解决的是被拆迁户的安置问题。而对于拆迁造成的流动人口问题，北京各个区县政府目前均未出台专门政策；从全国范围来看，也无好的先例。

　　7月13日，前晚下过的雨积在石景山雍王府村随处可见的瓦砾堆上，浅浅浮起一层破旧的红。

　　老式衣柜、桌子、床，一件件被码上程乾欣的平板三轮。这位一字眉、褐色圆脸的46岁河南汉子就住在村里，自打村民一户户搬离，他每天收取的废品从几百斤“涨”到了两吨，收入翻了几番，但他高兴不起来。

　　“总有收完的那一天哩，到时候俺们也得走啦。”来京17年，程乾欣的河南口音已不明显。

　　根据石景山区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数据，该区3个即将拆迁改造的市级挂账重点村中，总共涉及6万流动人口。

　　对于当地人来说，村庄城市化改造意味着“上楼”，意味着不再依靠“瓦片经济”的新型生活方式。

　　而对于流动人口而言，是另迁他处，还是回归故里，目前，大多数人还没有答案。

　　市政协委员、北大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对于拆迁所造成的流动人口问题，北京尚无好的解决办法，在全国也没有。

　　“流动社区”磨合20年

　　■ 综述

　　雍王府村100来户的村子已“膨胀”了3倍———1000多流动人口，聚集在私自搭盖的平房屋里。

　　7月14日是该村搬迁奖励期限的最后一天。十来座房屋已拆成砖垛。竹编的垃圾筐冒了尖，没人清理。

　　废墟上的“推销”

　　“有房出租”的白粉笔字已被雨水泡得模糊。新贴上墙的，是邻近的北辛安村的租房告示。房产中介也不失时机地进村，工作人员站在缺少排水系统的泥泞中，向村民推销租售房，60平米的二手楼房，大约100万元。

　　今年4月起，雍王府村正式启动了拆迁。其所在的边府社区和老古城前街、衙门口南社区，均被列为今年北京市城市化改造的重点“挂账村”。

　　有名的“倒挂村”

　　在雍王府村扎根了七八代人的王振山回忆，京西最早的“外来人口”可以追溯至解放之初。

　　首钢几名外地工人，成为这里最早的租客。到1955年前，村里约摸五六户外地人，租间房5块钱。

　　他记得，那时村里靠种地，还有人养骆驼驮煤。每年进入8月，养骆驼的人家就跑到张家口外放骆驼避暑。秋收之后，他们骑着骆驼到密云、怀柔运果子，驮到城里卖。村里好多媳妇儿，就是从密云、怀柔骑在骆驼背上“带”回来的。

　　1993年起，外来人口随着改革开放，浪潮一样涌入这个只有五六个姓氏的小山村。进入新世纪，外地人数量已超过村里。据边府居委会书记王新村回忆，她2003年任职时，这里已成了全市有名的“倒挂村”。

　　在雍王府村开办流动人口幼儿园的公益人士马小朵总结，村里不少河南人从事建筑行业，河北人多是做小买卖的，山东和四川人更“偏爱”上班打工。

　　这种“扎堆”是由于老乡之间互相介绍、仿效。河南人程乾欣和妻子王春莲一直干收废品生意，王春莲的姐姐家也跟了过来。她家兄弟姐妹5个，目前全在京收废品。“回家就是种地，攒不来钱。”

　　20年的“磨合”

　　对村里的外来人口，王振山和妻子郝玉花坦言“一开始挺不习惯”。他们说，外地人来了之后不注意环境卫生，垃圾扔得到处都是。最初一段时间，他们和本村人很少交流，本村人见了他们也不说话。

　　夫妻俩有时会回忆村落膨胀前的静谧。王振山记得小时候村里有一座40多平米的井台，井旁一棵参天古树，夏夜里村民们聚在井台上，会说书的讲三侠五义和封神演义，夜深了就露宿。他还记得下雨时，山泉声就飘荡在村子里。

　　虽然那些老年月最终被一拨拨“外来者”冲破，但近20年的“磨合”中，外地人和本村人渐渐熟悉。郝玉花觉得，外地人勤劳、热情，他们给村子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比如他们会在村子周边卖菜，形成了菜市场；比如他们上门收废品、垃圾；比如一些人在这里安家十几年，生儿育女，已经成为村里的成员……

　　去年8月，苹果园街道对所辖四个社区的流动人口，试点新居民互助服务站的管理模式，雍王府村也在其中。服务站由街道流管人员、房东和房客组成，制定规约鼓励租房者对不良行为进行自治管理，为租房者免费代办暂住证，帮新居民张罗孩子免费入学，为新居民发放爱心服务卡，新居民可持卡到医院免费挂号就医。

　　打工者的“新流向”

　　新居民互助模式，一度使社区治安良好，秩序井然。

　　但让王新村郁闷的是，如今该村被开发改造，建成别墅区，开始拆迁，许多外地人已搬走，这个管理办法也无法开展下去了。

　　返乡，是雍王府村如今很多外地人反复提到的词汇。装修工魏应远认为，大规模拆迁可能会带来打工者的“返乡潮”。

　　不过，马小朵认为“打工者肯定不会消失”。她表示，她所接触的打工者中，多数希望延续原有的打工生活，不愿因拆迁被迫回到老家。

　　马小朵说，打工者为了保持原来的生活状态，寻找相对便宜的地方居住，就只能到更加偏远的地方定居。“这样，在北京的外地打工人员会越来越边缘化，更贫穷。”她认为。

　　流动人口拆迁暂无专门政策

　　■ 声音

　　记者从石景山区等区县了解到，目前，区县政府对于拆迁中涉及的流动人口问题暂时没有出台专门的政策，而是主要以服务为主。

　　石景山区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表示，北京50个城市化改造的重点“挂账村”中，石景山占了3个。 对于这些流动人口的搬迁，石景山区进行了提前告知，以便他们能有充足时间寻找新住所，并给每位流动人口发了一封信。

　　在安置流动人口子女方面，石景山流管办表示，3个拆迁地区只涉及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是拥有300多孩子的红星小学。在拆迁启动前，已对该小学的学生进行了挨家走访，根据学生和家长情况，对该小学的学生进行了分流，将学生全部分流至其他打工子弟学校。“9月开学时，这些孩子保证不会失学。”

　　同时，石景山区还向流动人口推出了代办暂住证转址等业务，3个社区设立了34个服务站点，对于流动人口暂住证等证件更换地址等业务，将不用本人办理；流动人口设立的小卖部等商摊，工商部门也将为其办理搬转手续。

　　迁徙中的童年

　　人物：马小朵(44岁) 籍贯：江苏

　　职业：流动人口儿童活动中心负责人，民间组织公益人士

　　“我要尿尿。”4岁的刘亦菲举起小手。

　　瞬间，园长马小朵的面前，哗地举起了一排小手。“我也要尿尿。”“我也要……”

　　“这就是孩子。”44岁的马小朵开办的幼儿园藏在雍王府村一条胡同里，一间教室，一间卧室。绘着苹果树、向日葵的涂鸦，贴在有些泛灰的墙面上。向日葵被涂成粉色和紫色———这种花朵距离孩子们的世界太遥远了。

　　“就像燕子拆了窝一样”

　　幼儿园面临拆迁遣散

　　5年前，马小朵来到雍王府村附近村成立的公益性质的“同心希望家园”和“流动人口儿童活动中心”，其主要关注辖区农民工妇女的身体健康，向她们普及科学知识和孩子的教育，以及为使农民工在外安心打工，办免费幼儿园。

　　后来，“同心希望家园”和“流动人口儿童活动中心”都迁到了雍王府村。儿童中心填补了这里流动人员子女学前教育的空白，孩子们不再“放养”在废品站、大杂院。最开始，儿童中心一星期只开放两天；去年9月起变为天天免费开放，今年3月起开始提供伙食，每月收取200元。

　　有上过其他幼儿园的孩子家长认为，马小朵的幼儿园“学的东西太容易了”。但是，更多的外来务工者还是排队将孩子送到这里。

　　7月以来，园里35个孩子减少到15个，其余均随着流动人口的搬迁而离开；有的孩子被送回老家。马小朵的幼儿园，和这个流动人口与本地人混居的村落一样，面临拆迁遣散。“就像燕子拆了窝一样。”马小朵说。

　　“他们搬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

　　投入精力寻找新园址

　　由于有基金会支持，马小朵的儿童中心原本在筹备第一个“分部”，在附近的田村，“预计能覆盖3万打工人群。”她说，田村的情形，和雍王府村简直一模一样：私立幼儿园人满为患，班级就像私搭乱盖的住房一样膨胀，1个班能达70-80人。

　　但现在，马小朵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投注在寻找新园址上。

　　“现在的城乡接合部很难找到合适的大房子，而且很多地方都要拆了。”她说。为了找房，她跑遍了西平庄、法海寺、麻峪。很多城乡接合部的打工家长过来找她，说你到我们这里办学吧。但是，她始终没有找到适合办园的房子。

　　不过她还是很乐观。

　　“我就跟着他们走，他们搬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因为他们需要我。”马小朵说。

　　“再拆了，孩子就没处托管”

　　频繁迁徙影响孩子心灵

　　有的打工家长已搬离了雍王府村，但仍将孩子送到马小朵的幼儿园里，因为当地没有合适的托幼机构。

　　4岁的魏新是四川人。她的父亲魏应远在北京做装修工作，住在雍王府村6年。6月份，魏应远听说村庄拆迁的消息后，就举家迁到了10多公里外的一个地方。可是，那边的幼儿园价格贵，每月要800多元。“孩子也不适应陌生环境，不肯上新幼儿园。”魏应远只好重新将女儿送回马小朵的幼儿园里，每天接送孩子一个来回，骑自行车二十多公里。

　　“这个幼儿园再拆了，孩子就没处托管了。”魏应远很发愁。据马小朵说，许多打工家长都很怕他们忽然搬走，有的母亲甚至急得生了病。

　　对于频繁迁徙可能给孩子们心灵造成的影响。马小朵也感到担忧。

　　根据马小朵的经验，孩子新到一个陌生环境会表现得“孤单、恐惧”，特别是在其他孩子已经熟识、打成一片的情况下。

　　她说，打工子弟学校普遍存在老师人手紧、又没有受过培训的情形，很多老师无暇顾及新生的心理状况，“就把孩子放在一边哭。”这种情况下，孩子的不安全感会延续很久。本报记者 温薷 张伟峰　摄影：本报记者 孙纯霞

　　渴望在一个地方踏实下来

　　■ 故事

　　1993年来北京，程乾欣没离开过雍王府村。他和42岁的妻子王春莲，是这个100来户“城中村”资格最老的外地人。

　　人物：程乾欣(46岁)、王春莲(42岁) 籍贯：河南信阳 职业：收废品

　　程乾欣不知道哪一件废品，将为他17年来、在这个村庄里的拾废生活画上句号；而哪一件，则可能会成为他来京打工生涯的终点。

　　1993年来北京，程乾欣没离开过雍王府村。他和42岁的妻子王春莲，是这个100来户“城中村”资格最老的外地人。

　　夫妇俩的老家在河南信阳关山县，原先在山西打工。儿子出生半年时，程乾欣决定跟着在北京卖菜的妹妹、妹夫来京打拼。他们带着儿子来到北京，将3岁的女儿留在老家。

　　讲信用赢生意

　　“新到一个地方，活不好干。”王春莲记得，她在北京打的头一份工是“穿糖葫芦”，20天挣了200块钱。丈夫程乾欣头一回收废品，收来的一大袋子铁皮里掺了不少假，结果200块钱一下子全赔光了。

　　当年两口子只花了60元，便在村里租到一间十多平米的堂屋。没想到刚安顿下来，房东要娶媳妇，只得再择他处。

　　辗转两次后，1998年他们租到了一间10平米的小屋，两张床一搭，加上柜子、桌子，屋中央的小空间刚能伸开腿脚。无论外边太阳多晃眼，屋里总是黄昏般的光线。这间小屋里，夫妻俩一住12年。

　　久了，渐渐摸到收废品的门道。他们和村里很多人互留了电话。有生意时，村里人会打电话叫他们。“呆熟了，就知道谁家有东西。”

　　“他们价格公道，讲信用。”王振山、郝玉花说，不少村民家里有废品都攒着，不卖给其他人，就等着他们两口子来收。

　　老家盖起新房

　　靠着在村里收废品，夫妻俩1996年在老家盖起了新房，二层的小楼，3万多元。

　　儿女的教育是他们忧心的一个问题。儿子在村里的打工子弟学校———太和小学上了5年学后，发现和老家的教育进度不一样。“这边学的简单，回去考学压根跟不上。”小学毕业后，夫妻俩只得又将儿子送回老家。

　　两个孩子中，时常被村里人念叨的，是每年暑假到村里住的女孩儿程燕———收废品的两口子，竟然培养出了大学生。

　　今年，程燕刚考上大学，这个发育单薄的女孩，对于首都北京并没有向往。

　　程燕眼里的北京，是一间闷热的散发淡淡霉味的小屋，和爸爸妈妈挤在一起。屋里屋外几乎一样潮湿。村里下场雨便淤泥满地，鞋子经常被泡坏。爸妈每天很早便起床干活，走村串巷拉来几车废品。“以后我不愿意来北京。”程燕说。

　　废品生意红火

　　今年4月，程乾欣和王春莲在村里看到了拆迁告示。面对拆迁，夫妻俩忧喜参半。

　　进入7月，搬迁的村民日益增多。由于回迁房大概需要2年半时间才能建成，需租房周转的不少村民都在丢弃家具。程乾欣算下来，每天可收到2吨废品，而平时只有几百斤。他的日收入也从不到100元，涨到数百元。

　　许多村民用的木头柜子已破旧不堪了。“卖也卖不了几个钱。”程乾欣说，上门收废品时有老人拉着他，说我这家具用了几十年了，不舍得扔啊。

　　废品生意太红火了，夫妻俩忙得顾不上找新房。不过，程乾欣明白———村里最后一件废品收完，他们所在的10平米小屋也将被夷平。“这都是一时的，等他们都走了，我们不也得走吗！”

　　面临重新立业

　　王春莲的姐姐已找好新房。模式口附近的平房，每月500多元。对于这个比目前房租高出1倍半的价格，王春莲想了想说“可以接受”。

　　这些天，每每想到要搬走，王春莲就感到紧张、害怕。比起17年前，脸上已生出皱纹的她如今更渴望能在一个地方踏实下来。

　　而程乾欣担心的则是更远的事情。城乡接合部不断拆迁，平房越来越少了。继续在北京，意味着不断搬来搬去。收废品这行当就图个熟悉，新到一个地方，生生分分的，活儿怎么干呢？

　　外地人市民可趋同管理

　　观点

　　市政协委员、北大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说，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背景下，村庄拆迁，政府主要解决的是拆迁户的问题，对于因拆迁而造成的流动人口问题，全市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全国也没有。

　　陆杰华称，流动人口流动性很强，村庄拆迁后，流动人口应加强自身的适应性和角色转换，如在北京生活压力大，也无更好的就业途径，现在许多农村发展不错，回家就业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陆杰华介绍，村庄拆迁后，受牵连的流动人口在住宿和就业问题上如不能及时解决，会影响社会稳定，同时也是个社会问题，那么，政府在解决拆迁户问题的同时，也应考虑流动人员的问题。政府可通过培训，来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他去年在石景山调研时了解到，去年该区两个街道采取新居民的管理方式来管理流动人口，就是一种积极的方式，体现政府由管理到服务的管理理念。

　　陆杰华介绍，他和许多市政协委员多次提出，对于那些居住一定年限，并依法纳税的外地人采取居住证管理，让政府对外地人和市民的管理和服务逐渐趋同，是个好的管理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