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老师梁思成

　　梁先生对我说过，日本保存的隋唐时代从中国传去的古建筑，比中国保存的唐代建筑还要多，所以学习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不可不去日本

　　张锦秋/口述 | 《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王国平 | 采访整理

　　1954年，我考入清华大学建筑系，梁先生是整个系的学术领袖和精神领袖，我很少有机会接触到他，只是远远地看着他，很仰慕。从1961年开始，我留校攻读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的研究生，这才直接到了梁公麾下。

　　总的说来，梁先生是一位坚毅执著、亲切儒雅、睿智幽默的前辈，影响了我的一生。

　　他遗憾自己的书画“帅”味不足

　　我很荣幸见识过梁先生的才华，那真是出口成章，倚马可得。

　　1963年，他从广西考察回来，对“真武阁”那座古建筑十分赞赏，打算写篇文章，约我去作记录。

　　那是个上午，大晴天。梁先生的精神不错，在书房里迈着方步，一句一句地讲，偶尔停下来推敲一下个别词句，又继续说下去。我一字一字地在稿纸上记。大约一堂课稍多的时间，他讲完了，文章也成了。就这样，几乎没有什么改动，全文就刊登在当时的《建筑学报》上。

　　梁先生的书房是向学生开放的。由于他社会活动多，出差时经常让我们到他的书房学习，说那里书多又安静，比学生宿舍的条件要好一些。

　　他的书房朝南，两个大窗子。房子的东面是他的书桌，书桌对面的西墙排满了书架。书桌右前侧是一条长沙发，左前侧是木茶几和靠背椅。小房子很简单，但让人感到很舒服。冬春之交，他还喜欢在书桌右角摆一盆“仙客来”。

　　这个书房等于是我们师生之间的一个课堂。梁先生经常坐在圈椅上侃侃而谈，我总是拉一把木椅坐在书桌前认真地听、认真地记，偶尔插话提个小问题。这样的场景现在想来都很温馨。

　　梁先生很健谈，经常妙语连珠，有时也偶发人生之感慨。有一回，谈到书画作品，他说作品的气质与作者的爱好并不总是一致的。比如他就很喜欢那种豪放的、有“帅”劲的风格，但是他自己的字和画比较工整，“帅”味不足。他说这是他一生的遗憾。当时我就设法安慰他说，您的罗马斗兽场那幅水彩不就挺“帅”的吗？他摇摇头，表示自己并不满意，理由是虽然这幅画表达了斗兽场的古朴与坚实，但笔触和色彩还不够洒脱，没有充分表现出宏伟感与历史感。

　　接着，他从案头上顺手拿过一份他的手稿给我看。他说，看到自己“帅”不起来，所以就一笔一画、工工整整地写字，最起码要让人家看得清楚。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很大，让我以后再也不敢像以前那样伸胳膊伸腿地乱写“自由体”了，尽量把字写得工整一些。

　　竟然没有听他的话

　　梁先生对我很照顾，但是在一件大事上我却没有听他的话。

　　我的研究生课题定向时，梁先生正在研究宋代的《营造法式》，这是我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书籍。他打算让我参与这项工作，通过系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我却另有想法。

　　这之前，我参加了教研组组织的古建筑考察活动，莫宗江先生带队，他是梁先生的得力助手。我们一起去了承德避暑山庄，又到无锡、苏州、杭州、扬州、上海考察了古典园林，我彻底为之倾倒，觉得中国古典园林太有味道了，是取之不尽的宝藏。我想学这个，跟谁也没有商量，就决定论文要围绕古典园林选题。我当即就这样向领导作了答复。

　　事后我觉得自己好像犯了什么错误，因为有老师和同学批评我，别人想跟梁先生一起工作都苦于没有机会，你张锦秋怎么可以这样自作主张！

　　我认为有必要跟梁先生解释一下。那天我很忐忑，和往常一样走进他的书房。他笑容可掬地坐在圈椅上，询问我研究学习的情况。我说已跟随莫先生多次到颐和园听他现场讲解和分析，但题目尚未确定。我还说吴良镛先生对此也十分关心。

　　梁先生说话了，他说我虽然喜欢中国园林，但却没有系统地下过功夫。这方面请老莫来指导最合适了，他对古典园林研究很深，不但对造型、尺度十分精到，而且对这种东方的美有特殊的感受，对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亭一阁，一情一景都能讲出许多道理。他又说小吴公(即吴良镛先生)能从规划格局上着眼，从总体布置上分析，这对于大型皇家园林的研究十分必要。他要求我认真向莫、吴两位老师请教，在深与博两个层面上进行结合，认真地探讨和研究。

　　他的这一席教诲，成了我研究学习中国园林的指南。

　　“为中国创造新建筑”

　　梁先生的建筑思想涉及建筑教育、建筑史学、城市规划、历史古城和古建筑保护等领域，可以说是博大精深。但(上世纪)50年代对他展开了全国性的批判，说他是“复古主义”，这顶帽子至今还没有完全给他摘掉。在有些人眼中“梁思成”这三个字上仍然罩有这层阴影。

　　我曾经花过一段时间，系统地研读了梁先生有关的文章。 1936年，他在一篇文章里就提出“我们虔诚地希望今日的建筑师不要徒然对古建筑作形式上的模仿，他们不应该做一座座唐代或宋代或清代的建筑⋯⋯我们今日的建筑如何能最适合于今日之用，乃是建筑师们当今急需解决的问题”。这怎么可以说是“复古”？

　　而且，他的“为中国创造新建筑”的思想是一贯的。1959年，他说：“我们的革新就是对传统的革命。革命的目的就是使古为今用，使它们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有利。”1961年，他在文章里说：“传统与革新的问题是旧和新的矛盾的统一的问题。而在这矛盾中，革新是主要的一面。”

　　梁先生的某些话拿到现在来琢磨，就很有针对性，很有意思了。

　　比如1962年，他说过：“⋯⋯同时也必须明确，适用和坚固、经济的问题是主要的，而美观是从属的、派生的。”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现在我们的许多建筑，只为了所谓的美观，要建什么城市新地标，哪怕有损适用、坚固、经济都在所不惜。

　　日本友人说他是日本的大恩人

　　1981年，为了设计任务的需要，我带领设计组到五台山考察唐代建筑，其中主要是梁先生发现的佛光寺大殿。天气先是很干燥，一路的颠簸，尘土飞扬；快到了，竟然又下起了大雨。好不容易我们终于才站在了巍峨的大殿前。

　　一位法号叫湛瑞的师父接待了我们。当他得知我是梁先生的弟子时，高兴坏了。他说自己是梁先生在这里发现唐代建筑的见证人。那是在1936年，他亲眼看到梁先生、林徽因先生还有莫先生骑着毛驴来到佛光寺前。当时他是个小和尚，跑上前去帮忙牵毛驴、卸行李。他带着我们看三位先生住过的地方，比画着他们当年是怎样爬上爬下工作的。

　　他说梁先生他们发现并鉴定了佛光寺是唐代建筑，这个功劳了不得。从这开始，佛光寺越来越受到重视，国内外有人专程来参观。他觉得跟这样的大专家有过接触，感到很自豪。

　　日本友人也很尊敬梁先生。梁先生对我说过，日本保存的隋唐时代从中国传去的古建筑，比中国保存的唐代建筑还要多，所以学习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不可不去日本。遗憾的是他虽然生在日本，却没有去看过法隆寺和唐招提寺。

　　1985年，我两次出访日本进行建筑考察。当我对日本京都、奈良文物界和建筑界的先生们谈到梁先生对日本古建筑的偏爱时，日本古建筑权威、京都府埋藏文化财调查研究中心理事长福山敏男先生说：梁先生是我们日本的大恩人，是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向美国提出了保护奈良和京都的建议，我们的古都才得以免遭滥炸而保存下来，我们永远怀念他！

　　2007年10月，日中友好协会名誉会长平山郁夫先生提议，为梁先生在日本奈良树立一尊铜像，以纪念和表彰他的功绩。这个提议得到中日双方有关部门的重视，还成立专门的委员会。现在，铜像设计已经初步完成了。今年的10月31日，梁先生的铜像将在日本奈良揭幕，这一天正好是平城京(奈良古称)建都1300周年。■

　　【口述人张锦秋，中国工程院院士，高级建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