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女作家朱秀娟表示，加入中国作协，增强了自己对大陆文学界的“归属感” 不为官，即为民，前者为权重，后者稻粱谋，在中国，大多数组织这样黑白分明地存在着。但中国作家协会（以下简称“作协”）却是个例外。“作家”一词赋予它自由浪漫的理想色彩，但对资源和权力的依赖却是其神秘而尴尬的背面。而它在民间的态度投射，以2007年为分水岭，也几乎断为两截——从 “专业权威”到“人人可骂”（作家陆天明语）。而自郑渊洁退出、韩寒痛批、郭敬明入会、金庸捧场等纷扰之后，首批台湾作家的加入，更令作协在组织层面，多了些若有若无的政治意味。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雪莲发自北京

　　台湾作家寻找“归属感”

　　6月23日，陈映真、朱秀娟和莫那能三位台湾作家加入作协。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台湾作家首次入会。

　　如果说去年此时以金庸为首的香港作家加入作协激起的尚是文学功用的讨论，那么此次“台湾作家进来”引发的势必是更为复杂的情绪，在文学意义之外，政治已不可避免地粉墨登场——尽管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新闻发言人陈崎嵘强调“发展台湾会员主要从文学上考虑”，是“天时、地利、人和”。但他同时也说：“（台湾作家入会）这个工作做好了……对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也发挥一点作用。”台湾大众文学女作家朱秀娟则表示，加入中国作协增强了自己对大陆文学界的“归属感”。

　　目前，台湾媒体并未太多关注此事，原因可能在于除了久病的“乡土文学”作家陈映真之外，朱秀娟和莫那能在台湾文坛“并不算太出名”。就连台湾排湾族盲诗人莫那能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也承认自己有点“心虚”，“毕竟我并不是什么有名的作家，台湾很多人也是第一次知道我的名字。”

　　但在介绍三位作家入会的大陆作家陈建功看来，莫那能的诗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而“中国作协领导经过讨论也认为，三位作家都是有相当文学成就和影响的中国台湾作家。”

　　据陈崎嵘和陈建功介绍，女作家朱秀娟在台湾被认为是妇女代言人，多次往返两岸，是现代文学馆常客且有大批捐赠；而陈映真更是频频和大陆作家交流，主张“中国文学论”，反对文化“台独”；而莫那能则对台湾少数民族问题有深刻认识，对祖国有着炽烈的感情。

　　“他们加入作协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情，我相信他们加入后，也会有许多作家提出这样的要求。”陈建功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围城效应

　　近年来，有人进有人出，作协几乎成了一座“围城”。同样是“80后”，韩寒愤然远离，而张悦然、小饭、郭敬明等相继入会。在圈内，2003年，“为了保持作家应有的尊严，抗议腐败气息”，湖南作家余开伟退出湖南省作协。同年，作家黄鹤逸退出湖南省作协，山西省作协原副主席李锐、张石山辞职并退出中国作协。其后，郑渊洁先后退出北京市作协、中国作协。然而，在圈外，无数人希望跻身这一全国最大的作家组织。据统计，2001年到2006年以来中国作协新增会员1661人，申请人数逐年上升。据陈崎嵘透露，经过公示，2010年共有378人新加入中国作协，会员已达到9301人，到省一级有5万多人，地级市和县级更多。

　　那么，作协到底是怎样的组织，为何有人避而远之，有人挤破脑袋要加入？

　　对于作协的机构属性，陈崎嵘这样定义，中国作协从中国文联分出后仍属于正部级单位，这意味着在中国，作家的地位要高于其他协会的艺术家。而评论家梁文道则通俗地形容，作协是“让作家（尤其是专职作家）变成公务员”的机构。“三级作家、二级作家与一级作家有很实际的差异，他们领的薪资不同，分配到的住屋不同，生病能去的医院也不同。而这一切的不同又都可折算为官僚体制的等级，例如王安忆，贵为上海作协主席、全国作协副主席，她的身份便相当于副部长的级别。”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曾说，作协有一万个存在的理由：作协最重要的就是为激发广大中国作家更新的创造力，而营造更宽松、更和谐的氛围；帮助作家维权；发现新人……陈崎嵘也强调，作协是一个人民群众团体，主要职责是联络、服务和协调作家和文学。

　　今年4月，《重庆时报》等媒体向作协道歉事件，也让这个“维护作家权益的民间组织”前所未有地显露了力量。

　　为何总是作协？

　　早前，韩寒拒绝加入作协的理由是“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永远独立，绝不能被组织左右”。去年，童话作家郑渊洁称在北京作协内遭到排挤因而退出北京市作协。而今年，郑渊洁再次声明退出中国作协，起因是在青海玉树大地震后第三天，作家曹文轩在山东青岛某小学推销自己的图书，郑渊洁不愿与这样的“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为伍。此外，他宣布退出的另外两条理由是，200多名拿政府工资的人不写歌功颂德的作品；有些全国作协委员不懂文学创作。

　　作协的问题还不止于此，陈崎嵘接受媒体采访时就坦承，不算地方作协，国家每年拨给中国作协就有几千万元经费，国家的大额拨款容易滋生腐败，作家采风和开会变成旅游，吃喝玩乐，住高级宾馆；省作协每年都派作家代表团出国；作品研讨会变成互相吹捧的“红包会”……

　　那么，为什么是作协？这个解放前在文学创作和评介上拥有绝对权威的组织，如何一再成为公共情绪发泄的靶子？

　　梁文道说得犀利——独立于国家体制的文学场域日渐成形，不同于官方评定的天下公论早已回归。文化产品的市场早已形成，韩寒、郑渊洁等不少作家，光是版税就能过上相当体面的生活，不必作协荫庇，市场化运作的成功，更是造就一批敢于向体制叫板的意见领袖。或许，外在环境的变化，带来的是时间上的危机，任何一个拥有双重身份的组织都要经历这种危机，作协也不例外。

　　服务型组织

　　面对作协遭遇的尴尬，湖北省作协主席方方相当爽快：这跟玩一样，玩得到一起去，就一起玩，玩不到一起去，不也就算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吧。在她心中，作协本该是一个把一群志趣相同的文学爱好者团结在一起的群众团体机构，没有必要设一个高门槛。

　　而在资深评论员魏英杰看来，确立与市场经济社会相适应的作协体制，应该使其工作重心由“管理作家”向“提供服务”转变。作协的作用不应驯化作家、统一思想，而是为作家提供组织服务，打造良好的创作环境。

　　有趣的是，在台湾作家入会的官方发言里，陈崎嵘称陈映真的“思想倾向与文学主张与中国作协一致……”有趣的是，中国作协还表示希望白先勇、余光中、龙应台、琼瑶等更多台湾作家加入中国作协。而余光中、龙应台等人在思想倾向与文学主张上和陈映真大为不同，当年“台湾乡土文学论争”中，余光中与陈映真还曾大打笔仗，双方可谓“文学死敌”。

　　由此，魏英杰认为，作协要转身，除了加强服务意识，还应淡化权力意识，真正做到海纳百川、百花齐放。

　　中国作协发言人陈崎嵘：作协的存在价值不可否认

　　《国际先驱导报》：台湾作家加入中国作协的意义是什么？我们不谈政治意义，发展会员主要从文学上考虑的，这三位符合中国作协会员的标准和条件，我们比较了解他们，他们本人也有加入愿望。加入后他们享有其他会员一样的权利和义务，可以参与中国作协组织的活动，及时了解作协的工作安排，报纸和会刊也会送阅。

　　陈崎嵘：

　　 Q：台湾作家在中国作协中所占的比例最小，下一步有何打算？这个工作才刚刚开始，相信以后会有更多台湾作家加入的，现在还没有专门针对台湾作家的一些活动。

　　A：

　　Q：如何看待作协面对越来越多的非议？这些议论很正常，这是社会进步和民主自由的表现，我们的工作还有值得检讨和改进的地方，我们的体制和机制还不太适应市场经济的情况，我们也在改革，我们对会员创作的引导和服务方面，正在思考新的措施。

　　A：

　　Q：针对作协“衙门化”的诟病，有没有改进的具体措施？我在作协工作这么多年，并没有觉得作协衙门化，衙门应该是权力机构、行政部门，作协是一个服务机构和单位，不是权力部门。我们的服务没有到位，会员不满意是有的，而“衙门化”的评价是不准确的。

　　A：

　　 Q：国家每年给中国作协几千万，也滋生了奢侈和腐败，如何杜绝？国家每年给中国作协几千万元，这个不假，但这些钱，基本用于扶持文学作品、办文学报刊、组织研讨、中国现代文学馆运行、鲁迅文学院培训作家等，包括组织作家到国外去参观交流，这些工作对文学发展作用是很明显和直接的。作家出国交流、参加书展、作家采风都是很正当的，对作家创作有帮助。作品研讨会上参加会议的成员发红包，这只是个人行为。这些是工作作风和管理问题，不是由作协本身的职能和性质决定的。

　　A：

　　Q：有人认为应该给作协“断粮”，您如何看？作协的体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架构的组成部分。目前作协的存在价值是不可否认的，在不改变现有政治体制格局下和作协性质前提下，作协要改革，改革的目的是更好地发挥作协的作用，更好地服务作家，更好地促进文学的发展和繁荣。

　　A：

　　作协那些事儿

　　2007年7月，郭敬明加入作协。

　　2007年9月，张悦然、蒋峰、李傻傻等“80后”年轻作家正式加入作协。

　　2008年“5·12”地震后，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作诗“纵做鬼也幸福”，遭社会非议。

　　2009年6月，童话作家郑渊洁宣布退出北京市作家协会。两天后，金庸等7位港澳作家成为中国作协新会员。

　　2010年4月，作协成员曹文轩在玉树地震后的第三天，在青岛某小学推销自己的图书。

　　2010年5月，中国作家协会接受郑渊洁退出申请。

　　2010年6月，陈映真、莫那能、朱秀娟三位台湾作家加入中国作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