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粤学者热议“三问”

　　■本刊记者  贺海峰

　　2010年是深圳“而立”之年。1月6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三问”深圳：第一，过去30年，深圳立起了什么？靠什么实现了“三十而立”？第二，迎接特区成立30周年，深圳今年能做什么？第三，未来30年，深圳再干什么？靠什么去实现？围绕这些问题，广东6位知名学者进行了富有见地的讨论。

　　“唯有文化生生不息”

　　《决策》：1980年，中央批准设立深圳、珠海、厦门、汕头4个经济特区。回过头来看，深圳取得的成绩最为辉煌，原因何在？

　　丁  力：有三个因素。一是深圳毗邻香港。所以它有一定的优势。区位优势在对外开放过程中的作用不能低估。比如珠海，资源禀赋等都是比较好的，但是它紧靠澳门，澳门国际产业转移的能力比较弱。二是深圳与中央的密切关系。深圳很多企业都有北京的背景。这种北京的资源，在计划经济中，就是集全国的资源建设深圳。三是深圳自己的艰苦创业。深圳在改革开放中，率先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等口号，反映了当时到深圳去的这批人，既希望能够突破旧制度的束缚，同时又愿意艰苦创业；既有很崇高的理想，又有很实干的精神。概括起来，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钟  坚：深圳内源型企业独树一帜，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苏州有一家自己的品牌企业吗？上海除了几家老的国企，还有什么是自己的？但是，深圳一大批本土企业，华为、中兴、腾讯、比亚迪等都崛起了。腾讯大楼一年创造100亿，税收十几亿、几十亿。华为已经是世界级企业，申请专利数额，占到全国的一半，任何大学都没法比。深圳有100多家企业在全国同行业中是龙头，比如迅雷。

　　郭万达：为什么总是说深圳与其他城市不一样？就在于城市文化的包容、宽容、创新、多元，这是城市生命力的源泉。深圳是一座年轻的移民城市，市民来自五湖四海，中国没有任何第二个这样的城市。这是一个很特殊的城市生态环境，再加上产业链条本身的衍生，以及政府的环境，成就了一大批深圳的企业。引用任正非的一句话：资源会枯竭的，唯有文化才能生生不息。

　　《决策》：2003年，有人发表网文《深圳，你被谁抛弃？》，引发了一场事关深圳特区前途和命运的大讨论。如何看待这场讨论及其对深圳未来的影响呢？

　　丁  力：孩子长大了，父母总有一天会给他断奶。这场讨论可以看作是深圳作为一个断奶的孩子，对父母的抱怨。如果非要问深圳被谁抛弃了，那就是被市场抛弃了。因为本来经济特区是一个市场化走在最前面的城市。深圳在内部市场化改革，很多都走在前面，但是深圳与北京的关系绝对不是市场化的关系，带有很浓重的计划经济色彩。

　　郭万达：2002、2003年的时候，深圳确实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用一个比喻来说，就相当于一个22岁的年轻人，大学刚毕业，在前20年里深圳就是一个天之骄子，在改革开放中就惟有深圳最有影响力。突然间大学毕业到了社会上，发现自己已经不是骄子了，比自己能力强的人还有很多，同时真想干事的时候发现自己的不足也开始凸显出来了。

　　经过这几年的调整，深圳的心态改变过来了，三十而立，成熟了。一是从天之骄子到心态的不平衡，再到平和，能够经得起摔打了；二是发现还有自己的优势，也找到了自己发展的方向。

　　打造国际化先进城市

　　《决策》：在“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和“深圳市综合配套改革总体方案”中，把深圳定位为“一区四市”或者“六区四市”。对此应当如何理解？

　　钟  坚：最核心的就是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城市、国际化大城市，未来就是按照香港、新加坡的模式来建。1991年，新加坡提出要打造“亚洲的瑞士”，瑞士的产品、环境、竞争力、教育、金融在全世界都是非常好的。现在的深圳就跟当时的新加坡差不多。新加坡非常注重法治的建设、城市的管理，而且特别重视高等教育的发展。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发展之初就重视教育，香港、新加坡各有2所高校进入世界大学排名前列。深圳的财政收入很高，但教育事业投入还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从特区到国际化现代城市的转变，就有人提出特区不特了。其实深圳已经是一个大城市了，要按照城市的功能来进行。但是特区的牌子还是要举起来，特区内外一体化之后，特区就是城区，这样可以更好地来发展。所以说，一定要考虑如何来发展深圳这座城市，而不是老去纠缠什么特区特不特的问题。

　　《决策》：2008年，深圳的三产首次超过了二产。如何看待这一变化？

　　丁  力：制造业不可能一下子全部都变成服务业，二者之间越来越呈现出分不开的趋势。比如IBM，现在国际上更多的将它作为一家服务型企业，因为现在更多的是研发、解决方案、资源的整合，某些制造环节可能就是外包给别人了。深圳主要在做三件事：一是发展现代服务业，二是促使制造业的高端化，三是抓住机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深圳产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是人才的发展、教育的发展，是创新的发展，如果没有这些发展，深圳的产业就很难去提升。

　　钟  坚：未来一段时间，深圳要进一步突破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不可能让所有的大学生劳动者都到生产线上去，深圳要在文化产业上做出探索，加快繁荣文化产业发展的步伐。深圳人过去是靠手和脚赚钱，现在是靠脑袋赚钱。如果深圳的电视台是全国最好的，报纸是全国一流的，文化创新创意能够引领全国时尚，深圳的服务业也就起来了。

　　这里问题的关键就是要提供平台给他们，深圳目前的平台不够。建设平台就需要突破一系列思想、体制、制度的障碍，要解放文化社会生产力。沿着这个走下去，深圳就是前途无量了。

　　《决策》：深圳在打造国际化先进城市过程中，还可以从哪些层面发力？

　　钟  坚：我认为是实现四个提高：一是提高知识化的水平。未来社会是一个信息化社会，最重要的资源是知识，最起码深圳要有五六所知名大学。二是提高技术化、信息化水平。深圳核心技术、原始创新不够，后劲不足。三是提高管理水平。目前，深圳的社会管理水平还跟不上，这方面香港、新加坡做的就很好，社会有序且充满活力。四是提高政策水平，政府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总的来说，过去30年是经济现代化，未来30年更多的是制度现代化。否则这列高速列车就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跑。

　　“改革不能羞羞答答”

　　《决策》：目前，深圳的各项改革可谓如火如荼。应当如何评价？

　　马敬仁：大部制是“行政权三分”的组织形式之一。这项改革其实不难，难的是外部的改革，要有相应的机构能接过政府减下来的事务。2003年，外部条件还不是太具备。2003年以来，深圳一直在培育外部条件，比如进行社区自治，NGO、NPO的培育，事业单位的改革，委托、外包、购买服务，行业组织、社团组织的培育等。主体多了，就需要社会和市民的参与，民主也就水到渠成了。

　　丁  力：现在最大的束缚就是来自于各种政府刚性化的既得利益格局。比如政府的改革，任何一个登上了一个厅局级的领导都走过很长的一条路，但是现在改革轻易将这些局长免了，那他们肯定不愿意。改革开放30年，深圳存在巨大的利益沉淀，也存在着巨大的问题和难题。举个例子，如何在制度上来解决腐败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深圳能不能在全国率先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总之，改革不能羞羞答答。

　　黄卫平：经济特区的重大意义从表象看似乎在于经济，但本质上却在于政治。在市场经济基础上，人民群众对发展民主政治的历史需求有其必然性。民生建设可以部分置换民主政治的某些功能，或推迟民主政治的实践进程，但不可能完全替代民主政治的发展逻辑。政治体制改革的部分内容可以隐含在行政体制改革内逐步推出，但只搞行政改革，不搞政治改革，行政改革最终也搞不通。各种机构调整、职能转变，如果只在狭义的政府内部转圈，而不涉及权力结构体制，只能是隔靴挠痒。

　　《决策》：您对深圳未来30年的改革有着怎样的预期？

　　肖  滨：深圳改革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深圳不可以做事情，深圳还有一些事情可以做。

　　第一，社会改革和社会建设方面，有三个着力点。一是个体之间的权利平等。比如农民工与城里人权利是不平等的。公民的福利权利，比如教育等等的均等化，深圳最有空间和条件做。因为深圳的财政收入很高，而农民却很少。二是阶层之间的平等。富士康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工人的问题，背后实际上是中国制造这种发展方式怎样实现转型。三是社会领域结构上的调整。政府、市场、公民之间如何平衡，边界如何划分，三者如何互动，都迫切需要进行探索。

　　第二，政治改革方面，深圳可以继续探索。虽然我们说一揽子的政改在深圳做风险太大，但是并不意味着深圳在政改上就没有事情可做。我个人认为有几点可以做。一是竞争性的选举民主，怎么在深圳推。2003年选举人大代表的时候这种迹象就已经冒出来了。二是预算民主。深圳财政收入这么高，钱怎么花，应该有个交代。另外，深圳市民比较活跃，公民意识比较强烈；市人大也具有一定的立法权。三是社会自治。四是政府机构改革。大部制改革，我很看重顺德的，而不是深圳的。深圳现在大部制就是“行政权三分”，但是中国政府机构改革要真正有效果，还是要把党委部门拿进来改，才有效果。

　　总之，如果中国的改革看做一个故事的话，现在这个故事还远没有讲完。深圳能不能继续改下去，是中国的改革故事还能不能继续讲下去的晴雨表。我不赞成未来的故事都由深圳来做一个突破性的东西，那它的压力太大了。但是深圳依然有条件、有资格来做一些探索性的改革，它的意义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