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加分呈现“三集中”

　　加分名额集中流向相对发达地区、少数中学和个别项目

　　在教育部2009年第9次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续梅表示，高考加分或者降低分数，大体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国家照顾少数民族地区，还有烈士子女等特殊人群，体现对他们的关心；二是为了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为了体现对创新人才的倾斜，或者对于某些方面有特长的学生的照顾。

　　然而，中国青年报记者统计发现，现在高考加分已经呈现出“三集中”特征，即向区域内的相对发达地区或中心城市，以及少数中学和个别项目集中。尤其是奖励性加分，人数更是与区域内的经济发展程度呈正相关。而照顾性加分，因为有弄虚作假和腐败通道的存在，也在个别地区呈现统计上的不可思议性。

　　体育类加分最体现集中性

　　从统计上看，体育类加分最能体现“三集中”。

　　以广东为例，广东今年普通高考招生中具有加分资格的共有4169人，体育尖子生加分有987人，这一项占广东今年获得加分总人数的近1／4(23.6%)。

　　数据统计显示，987人中，来自广州市的考生有472人，占总人数的近一半。但是，2010年广州市考生人数(6万人左右)只占广东省考生总数(61.5万人)的1／10弱。这样一来，广州市考生获得此项加分的几率高出广东其他地区近5倍。

　　进一步统计还可发现，广东省经济最发达的3个城市：广州、深圳和珠海，体育尖子生共有725人获得加分，占该项目总人数的近3／4，但三市考生人数只占广东考生总数的1／6弱。

　　相比之下，一些地市获得该项加分的人数少得可怜。其中，惠州市9人，韶关市8人，茂名市6人，云浮市5人，肇庆、河源、潮州各4人，汕尾、清远、梅州都只有两人。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获加分人数少的10个城市，体育尖子生的总人数(46人)，尚不及广州市协和中学一校，该校有75人获得体育尖子生加分，占全省的7.6%，项目则集中在轮滑球和单排轮滑球。

　　据了解，轮滑球也叫旱冰曲棍球，是一项不直接接触球的运动。该运动1896年起源于英格兰，比赛队员穿着双排轮或单排轮旱冰鞋比赛，比赛双方各上4名场上队员和一名守门员。据报道，在轮滑球进入国内的10多年里，一直只是一种业余的小圈子竞技项目。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广州市协和中学网站上看到，2010年全国单排轮滑锦标赛于1月28日至31日在广州市协和中学举行。此次比赛共有27支队伍507名运动员报名参赛，比赛设男子、女子成年组与男子、女子青少年组4个组别。“该比赛由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中国轮滑协会主办，广州市体育局、广州市协和中学承办。”

　　上述10个城市的总人数，也不及深圳市西乡中学(49人)一所学校获得高考加分的人数。该校项目全部为航海建筑模型和航空模型、航海模型。此外，广州市第四中学也有36人，项目也集中为轮滑球。

　　这种体育类加分的“三集中”现象，在许多省(区、市)都体现得很明显。比如今年获得体育加分的有1816人次，其中成都市有444人，绵阳市有324人，两市共768人，占体育类总加分人数的43.2%(两市考生仅占全省20.9%)。

　　此外，四川省南充市也是高考加分大户，共有223人次，成都、绵阳和南充三市人数占四川省体育加分总人数的54.6%，而三市考生人数仅占全省总数的30.5%。

　　项目集中到一些中学的现象在四川非常突出，如四川省南充高级中学体育加分达127人，占全省约1／14(7%)。绵阳中学有93人获此加分，江油中学为71人。

　　四川省在项目集中上也体现得很充分。27项体育加分中，最多的是无线电测向，共有301人，定向越野也备受青睐，共有230人。

　　统计还发现，田径、篮球、足球三项加分考生在各地市分布比较平均，而健美操、无线电测向和定向越野却集中在成都、绵阳和南充3市，共为500人，占这三项加分总人数的78%。

　　河南省焦作市一中在无线电测向上也表现得特别突出。河南省今年有811名考生获得国家二级运动员称号，其中焦作市就有255人。这其中，不少名额都流向了焦作市一中。记者在一份名单上看到，焦作市2009年下半年度获得二级运动员等级称号的学生中，有161人来自焦作市一中，项目全部为无线电测向。

　　吉林省的体育加分也集中在几所中学，其中东北师大附属中学有66人、长春市十一高中有57人、吉林一中有33人，3所学校共有156人获体育加分，占了总人数446人的35%。

　　其他奖励性加分项目也呈现集中趋势

　　除体育项目体现得最集中外，其他项目也展现了“三集中”的特点。

　　四川省因全国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奖项而获加分的考生，全省共加分197人，其中四川省绵阳中学占61人，达62.8%；成都市第七中学占45人，达22.8%；四川省绵阳南山中学占34人。从区域上看，成都加分考生达73人，绵阳加分考生104人，共177人，两市占总加分人数 89.8%(两市考生仅占全省20.9%)。

　　2010年，河北省高考报考人数为50.3万人。其中，省会石家庄市考生为10.7万人，占河北省考生的21%。然而，可获加分的“高中阶段获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在全省共有165人，其中95人来自石家庄，占总数的57.5%。

　　陕西省也有类似情况。今年陕西高考加分总人数为118人(少数民族考生情况未见公示)，西安市就有73人，占61.8%，而其他地市多为几人至十几人，很多尚不及西安一所高中所获加分的人数。其中，获得奥数等联赛类加分的共有67人，西安市有56人，占83.6%。

　　在辽宁省公示的奥数等联赛加分名单中，加分集中在了几所中学。此项加分共有168人，其中，大连育明高中有59人、东北育才学校有29人、辽宁省实验中学有20人，3所学校共有108人获得该项加分，占了该项目加分总人数的64.3%。

　　而在吉林省公示的高考加分名单中，加分者集中在一所中学。东北师大附属中学共有107人获得高考加分，且其加分的多项指标都占了较大的比例。如，奥数一等奖加分有18人，占了奥数一等奖加分人数的41.86%；科技创新有两人，占该小项的100%；优秀学生有4人，占该小项的 28.57%；奥数决赛前三名有7人，占该小项的63.64%。

　　民族考生加分也集中

　　除了奖励性加分外，照顾性加分在某些地区也呈现出“三集中”特征。比如湖南省长沙市，今年共有991名考生享受少数民族加分优惠，占今年长沙考生总数的1／50强，其中，注明来自“少数民族聚居地”考生有475人。

　　值得注意的是，广东省教育考试院的公示数据显示，广州市获得高考加分资格的少数民族考生一共只有两人，而江西省教育网显示，南昌只有1人。其余非民族自治区省会类似加分人数也大都比较少。

　　统计发现，长沙下辖5区4县(市)，但享受到少数民族加分的考生主要集中于市区。长沙所辖的全省第二大人口县级市浏阳市一共才有13人享受到此优惠，望城县在此项也只有23人。

　　但是，长沙市的一些学校享受到此类加分的人数却异常多，如达材中学有43人，麓山国际实验学校有47人，明德中学有48人，长沙市南雅中学有50人。

　　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位于长沙市的“贵族学校”同升湖国际实验学校，一共有110人获此项加分，占到全市该项总额的11.1%，且类别一栏多注明为“聚居地考生”和“应届考生”。

　　此外，江苏今年共有2119名考生获得少数民族加分。其中，南京市有666人，占总人数的31.4%。

　　在安徽省公布的少数民族类加分名单中，4407个获得此项加分的考生也比较集中，以亳州为例，在亳州一中和亳州二中，分别有163人和157人。

　　集中性背后的正常与反常

　　高等教育问题研究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对于加分集中的问题，有些是正常的。比如，体育类加分集中，与某地、某学校发展某项特色体育有关，这是正常的。奖励性加分，与某学校办学水平总体较高，学生在各种竞赛中获得较为优异表现有关，这也是正常的。少数民族加分，与某地区是少数民族聚集区，学校中少数民族学生多有关，这也可谓正常。

　　但也有“不正常”之处，可能在于以下几方面：一是少数地区、学校特别重视“加分教育”，引导学生去争取加分；二是少数地区和学校懂得“加分运作”，尤其是熟悉某些加分项目的操作，为此获得更多加分名额，这在发达地区更有可能；三是现在的加分往往与“特色培训”相连，因此，发达地区的学生参加特色培训机会多，获得加分可能也就大。

　　熊丙奇说，加分集中的“不正常”，是更值得关注之处，因为这反映出高考加分的两大走势：一是变为“加分”教育；二是沦为权钱交易的腐败通道。因此有必要顺藤摸瓜，去分析导致集中的具体原因，进而对加分进行治理。

　　本报北京7月27日电

　　体育加分项目五花八门

　　教育部及各省2010年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实施规定中，都有对体育加分的具体说明，但多数省份只写着“参加重大国际体育比赛或全国性体育比赛前六名者”或“获国家二级运动员(含)以上称号”，而未限定体育加分的项目。

　　笔者统计发现，体育加分项目的数量在各省都不尽相同，甚至差别很大。

　　在广东省，共有34类体育加分项目，其中获得加分人数最多的项目是轮滑球，共有152人。这项体育加分在全国大部分省份几乎没有人获得加分名额。而备受争议的“三模三电”加分也有108人，位居该省项目加分人数排行榜的第二名。除此之外，广东省还有很多不为多数考生所熟知的加分项目，如陆地冰球、蹴球、毽球等。且平时大多数人不会想到能够加分的项目，如街舞、定向越野等也被列入加分行列。

　　辽宁省体育加分也有31类，除了常见的体育加分项目外，一些不太常见的项目，如跆拳道、散打、气步枪、气手枪、击剑等项目都有几十人获得加分。而蹦床、帆板、皮划艇等其他省份几乎无人获得加分的项目在辽宁省体育加分名单中都可找到。

　　四川省、浙江省也各有31类加分项目。在四川，“三模三电”项目加分人数最多，共有301人，约占总加分人数的1／6。其他省份体育项目加分人数相对较少的棋类，四川省有123人，健美操也达110人之多。浙江省的“三模三电”加分所占比重更大，共有634人，占总加分人数的1／2 多，其他加分项目如板球、藤球等对很多人而言也很陌生。

　　相比之下，黑龙江、广西、陕西的加分项目则少得可怜。在黑龙江、广西分别有7类和8类加分项目，且多为田径、兵乓球、篮球、游泳等传统体育项目。在陕西，只有3类加分项目，分别为游泳、武术和射击。

　　从各省统计的情况综合来看，在一些加分项目较多的省份，传统的加分项目所占比例较少，一些“新兴项目”累计加分人数比例则较高，而一些加分项目较少的省份，加分多集中在传统的加分项目上，一些陌生的、新奇的加分项目较少。

　　很多省份对体育加分项目并没有做出详细说明，如福建、吉林，只标明了“经省教育厅、体育局认定的国家二级以上运动员”；天津、新疆也未明晰具体体育项目。贵州和河南也只是简单地区分了“重大体育比赛”及“国家二级运动员(含)以上”。 实习生 周薇

　　高考加分为何乱象丛生

　　2009年4月浙江“三模三电”加分事件、2009年6月重庆官员子女更改民族成分骗取高考加分事件以及2010年湖南省高考武术加分事件等，使得高考加分的公平性与合法性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高考加分政策源于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和弥补高考选才制度缺陷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就对工农子女、退役军人、烈士子女、少数民族学生、华侨、港澳台学生实行优先录取的照顾性加分政策。改革开放后，为了加大人才选拔力度，国家增加了对德、智、体绩优生实行加分录取的鼓励性加分政策。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因国家未对高考加分的对象、加分的幅度以及高考加分的决策部门作出明确、规范的界定，许多部门和地区为了自身利益，出台了各种各样的部门性的、区域性的、临时性的高考加分政策，这些加分项目多达几百种！

　　招生委员会统管不力，部门、地方以及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最终导致了高考加分乱象丛生。从1987年国家教委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可以看出，那些受地区级以上表彰的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烈士子女、体育竞赛获奖者、受政府表彰者等均可得到降分录取的优惠，有些地方甚至把获得县级、校级获奖者也列为加分对象。

　　近几年，教育部公布的《普通高校招生工作规定》第47条“有关省(市、区)确需要增加的政策性照顾项目，经本省招生委员会研究决定并报教育部核准备案后便可向社会公布”这一条款为各省出台各自高考加分政策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使各省高考加分项目变得层出不穷、不易控制。同时，对于体育绩优生、少数民族学生、港澳台学生、立功军人、见义勇为者等加分主要由体委、民委、港澳台办、公安等部门操作认定，主管高校招生的教育部门无法对这些加分项目进行直接监管。正是这种加分政策决定权的分散，导致了一些部门和地方为了部门利益与地方利益制定了名目繁多的加分项目。

　　对于高考加分集中于发达地区、少数中学以及个别项目问题，应一分为二看待。发达地区一般是各省(市、自治区)的首府或经济发达城市，这些城市要么具有强大的权力资源，要么集中大量财富，或者具有优质的教育资源。学科奥赛、创新大赛等获奖项目需要丰富的学校教育资源和家庭教育资源，如果这些大赛操作程序公开、规范，那么，获奖者集中于发达地区、少数中学也属正常，但现实经常并非如此。而体育类与少数民族加分者集中于发达地区并非都正常，体育类与少数民族加分因缺少科学的认定标准、规范的操作过程与公开的监督机制，往往容易受到权力与金钱的侵蚀而成为腐败通道。

　　高考加分是对高考招生制度的重要补充，高考加分政策实质上是对特殊群体所受原有入学机会不公平的一种补偿，是实现高校招生多元评价与录取的有效手段。从政策立意上看，高考加分政策不仅有利于引导中学实施素质教育，也有利于挖掘学子的才智潜能，调动社会各界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

　　然而，高考加分在实践操作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以至于出现“取消高考加分，实行裸分录取”的主张。笔者认为，不一定要这么绝对化，但高考加分若要走向公平公正，就必须从制度规则、操作过程以及制度监督3个方面加以完善。

　　笔者建议，首先，取消各省内制定的高考加分“土政策”，教育部直接参与各部门高考加分的认定过程，由教育部统一规范高考加分的对象与加分幅度。

　　其次，明确高考加分的对象与标准。仅就教育部规定的加分与降分对象而言，其认证标准存在很大差别，烈士子女、重大国际与全国性学科竞赛、重大国际与全国性体育比赛、荣立军功者都具有刚性的认证标准，不易弄虚作假，社会认可程度很高。而省级优秀三好学生、政治品德有突出事迹者、国家二级运动员、少数民族考生的认证标准缺少刚性指标，容易受到权力、人情关系的侵蚀而沦落为腐败的发源地，社会对此存在争议。因此，必须对这些加分项目制定明确的组织主体和刚性的认证标准，譬如“三模三电”、武术等项目，不是随便什么机构只要冠以“全国”二字组织比赛，就可以取得其获奖证书。否则，与其让这些加分项目被权贵所控制，还不如废止之。

　　其三，严格规范高考加分的操作过程，对高考加分的执行步骤和各个环节进行细化和固定，并将这些步骤及相应的规则要求公开，以便于执行人员按要求操作和社会人士的监督。一些高考加分项目的认证权并不是掌握在教育部手中，如少数民族考生、国家二级运动员、侨生、见义勇为者等项目，各部门的认证标准宽严不一，也存在因部门利益而放宽标准的可能。在制定严格认证标准的基础上，有必要对这些项目的认证过程进行严格控制，既要防止降低国家二级运动员认定标准情形的产生，也要防止像重庆那样随意更改户籍获得少数民族身份状况的出现，确保高考加分项目的公平有效。

　　最后，建立高考加分的公示与监督机制。即使有了严密的制度规则和具体的执行程序，这还不足以保证高考加分执行结果的公平。必须建立高考加分的公示制度与监督机制，在行政监督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网络信息时代媒体监督、公众监督的作用。严密的制度程序未必会对人的良心起作用，道德良心对于保证操作的公平性也是一个关键的因素，最终解决问题之道在于提高社会诚信水平。

　　笔者认为，在我国，即便制定了公平的执行程序和有效的监督机制，政策执行的公平性还明显受制于我国“人情社会”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纯粹的公平是无法实现的，我们只能尽量把不公平降低到最低限度。罗立祝

　　国内重点高校对高考加分政策的态度

　　在查询了2010年全国100多所“211工程”高校的招生章程后，笔者发现，全国重点高校绝大部分承认各地高考加分政策。但在具体的专业录取时，以实际高考成绩为参照的又占大多数，实际高考成绩相同时，优先录取有高考加分者居多。高校对高考加分态度，大体有以下5种类型。

　　第一类，完全认可

　　厦门大学招生章程第七章第17条写道：“我校原则上认可考生所在地省级招生委员会制订的有关加(降)分政策。专业(类)录取以考生的投档分(高考分加照顾分)进行专业投档。”

　　天津大学招生章程第四章第10条规定：“根据教育部文件精神，我校原则上认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办有关政策性加分的规定。专业录取时以投档分为准，分数相同时优先录取实考分高的考生。”相关规定说明，这类高校在投档和专业录取时都以投档分数为主，投档分相同时以实际高考成绩为主。

　　类似的高校有：北京大学、辽宁大学、河北大学、内蒙古大学、南京大学、南昌大学、广西大学、海南大学、四川大学、兰州大学、宁夏大学等。

　　第二类，投档认可但专业录取不认可

　　中国人民大学招生章程第四章第10条写道：“对享受教育部和各省(区、市)教育主管部门规定的政策性加分投档的考生，我校承认考生其中最高一项加分，且最高不超过20分。投档后，我校按照考生实考分排队顺序进行录退。在考生等效基准分相同情况下，优先录取有政策性加分的考生或与报考专业相关科目分数高的考生。”中南大学招生章程第25条规定，学校在安排学科大类时，优惠分不计入总分，有优惠分者在高考文化总分相同的条件下优先录取。这些高校招生章程表明，投档时认可加分，但在专业录取时主要以实际高考成绩为主。

　　类似的高校有：清华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吉林大学、郑州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重庆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南开大学等。

　　第三类，投档认可，但专业录取态度不明

　　复旦大学招生章程第6条记载：“我校原则上认可各省级教委(或招办)有关加分投档的政策。”章程中说了认可加分政策，但是具体的专业录取过程中，到底是以投档分还是实际成绩为主没有说清，更没有说明在投档分相同时或实际分相同时，优先录取何者。

　　类似高校有：同济大学、新疆大学、山西大学、贵州大学、青海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安徽大学、山东大学等。

　　第四类，不认可但又有所考虑

　　北京师范大学招生章程第三章第9条规定：“在高考实考分(江苏：实考分和等级)相同的情况下，优先录取相关科目分数高或教育部政策规定加分或降低分数要求投档的考生。”

　　第五类，态度不明

　　在云南大学的招生章程中，笔者没有发现关于对高考加分政策的态度表述。类似的高校有西藏大学。  实习生 程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