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次“搬家”

　　他们在这个城市中顽强生存，却在这座城市的进步中步入逼仄之境。如今，有一扇理想之门为他们打开。然而，现实中的种种障碍，让那扇洞门只能遥作始终无法踏入的希望之所。外来务工者的下一代，以及他们的教育问题，在陈传华的样本中生动展现……

　　“经理，那块地方租给我办学校吧？”

　　“不租。”

　　“我们会按时交租金，孩子们马上没地方上课了，求求您……”

　　“告诉你多少遍了，养猪养鸭行，让你办学校不行。学校是个什么地方，你这样的人能办得好？回头你跑了，把一堆孩子留给我，我找谁去？”

　　“不会不会，我在北京办打工子弟学校十几年了，绝对不会跑的。”

　　“那也不行，你走吧，别再来了。” ……

　　7月4日，北京市海淀区永丰乡某饲养基地院内，兴旺学校校长陈传华被抢白得涨红了脸，但她还是挤出“讨好”的笑容，心存侥幸地希望能打动眼前这位“经理”。但“经理”冲她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转身走回后院，结束了交涉。

　　这是陈传华第三次受到同一个人的拒绝。

　　走出院门，陈传华抬头看到站在路边等她的丈夫，眼泪立时浸满眼眶。丈夫把手里刚刚点燃的烟头摔在地上，“三顾茅庐，刘备还请出了诸葛亮，为啥咱给学校找个合适的地方就那么难？”

　　陈传华叹了口气，回头望了望那片让她心驰神往的9排大瓦房。她实在太中意那块地方了：幽静的地理位置，很少有车辆经过，不必担心孩子们过马路的安全问题；前边4排房子可以改造成课堂，后边的房子低价租给家长，免去接送的烦恼；门口的空地除草、平整后就是一块绝佳的天然操场，中间立起一根旗杆，每天举行升旗仪式，学生们都要戴红领巾……

　　眼看着离7月30日“搬家”的最后通牒越来越近，陈传华心里边像着了火。虽然，经历了许多冷漠、拒绝，甚至呵斥，但陈传华仍然坚定地想“要给364个孩子找一个读书的地方”。

　　几年前，志愿者在兴旺学校的南墙上画了一颗“生命树”：扎根在“友善”、“谦逊”、“坚强”、“自尊”的土壤里，繁茂的枝头挂满了红色的果实。

　　在陈传华眼里，从兴旺学校走出去的孩子们就是这些果实。

　　7月29日清晨，陈传华颤抖着手最后一次抚摸那棵颜色依然鲜艳的“生命树”。几个小时后，伴随着一阵轰鸣，铲车将南墙连带“生命树”一起推倒。

　　寻找新校址

　　7月20日，坐在9年前买来的二手面包车上，陈传华扭头看向繁华的唐家岭中街。骑着摩托车的年轻情侣在公交车的缝隙中穿梭，狭窄的街道被车辆堵得水泄不通，商店里传出“挥泪大甩卖”、“最后一天清仓”的吆喝声，似乎一切都和过去一样。

　　只有头顶上空悬挂的一张张红色的动迁横幅，提醒人们，海淀区唐家岭村这个北京典型的城乡结合部正经历着一场翻天覆地的“整治”——城乡一体化改造。

　　面包车拐过拥堵的街道，一片片平房已经被拆得只剩下一堆瓦砾。虽然已经是正午时分，仲夏的阳光把大地烘烤得热气腾腾，运砖的车辆却依然跑得起劲。这些景象让陈传华看得心惊肉跳，“左邻右舍都拆光了，很快就轮到我们兴旺了。” 车子缓缓开进兴旺学校方砖铺成的“操场”。陈传华跳下车，蹲在树荫下等候多时的学生家长柴光农缓缓站起来，活动了一下有些麻木的双腿，“陈校长，这次看得怎么样？” 陈传华苦笑着摇了摇头。西三旗、清河、东北旺、航天城……

　　一个月里，她跑遍了方圆几十公里的村镇，找了不下20处房子，连家长们也帮忙四处打听。但相中的地段人家不租，主动找上门的，她又嫌环境不好。

　　“安全、离家长租住房近、有个活动的地方”，陈传华觉得自己的要求并不高，可就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新校址。

　　每天，陈传华都要固定接待两批人：一批是动员她尽快搬走的拆迁办工作人员，另一批就是“担心孩子没学上”的家长。

　　柴光农就是每天必来的家长之一。他11岁的小儿子在兴旺学校读五年级。从老家河南固始县到北京17年，柴光农和妻子一直以收废品为生。“都是吃了没文化的亏，跟人家签个合同我都看不明白。”读到小学一年级便辍学的柴光农写的最好的字只有自己的名字。

　　“现在是高科技时代了，我们再苦再累也要供孩子好好读书，将来送到大学里去。”柴光农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两个孩子身上。

　　“学校搬到哪儿去，我们都跟着。工作可以慢慢找，孩子们上学可是一等一的要紧事。”两个孩子都在兴旺上学的王生永，站在一旁嗫嚅，希望给陈校长打打气，但陈传华却忽然有些窒息，家长们对学校的期望此时成了一种沉重的负担。

　　刚到北京创办兴旺学校时，陈传华只有32岁，“年轻气盛，希望替家乡分担教育流动儿童的责任”。

　　如今，她已经年近五旬，在老家，这把年纪应该准备退休了，可她没有停下来的打算。

　　“还没教出个名堂，学校却要关门了，我怎么对得起家长和学生？”陈传华不甘心。

　　最后通牒

　　“2010年，北京将加快城乡一体化的步伐。东坝乡驹子房村、金盏乡长店村等50个位于城乡接合部的村落，已被列为市级挂账、整治督办的重点难点村，拆迁改造工程明年启动，并限期完成……”

　　2009年12月10日，陈传华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北京将对50个城中村进行改造”的新闻。她草草瞄了一眼标题，便把报纸扔在了一边。彼时，她并没意识到，自己有一天也将被卷入了改造的漩涡。

　　2010年4月初的一天，几名家长找到陈传华，“唐家岭被列入33个整治改造规划方案完成的重点村之一，在市里都挂了号，听说要大拆迁。陈校长，你得到什么消息没有？” “没事，我们是学校，不会拆的。”陈传华安慰着家长，心里却有点慌。“拆兴旺？能吗？” 就这样，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三个月。6月18日，陈传华突然收到村里的通知，兴旺学校也在被拆迁之列，搬走期限是：6月21日0时。

　　“学校还没放假，学生上课怎么办？两天时间，让我上哪找新校址？”陈传华一时急火攻心，眼前一黑坐倒在校门口。 第二天，白色的拆迁告示便贴到了学校围墙上。“学校搬家？找不到地方就得关门。”消息不胫而走，家长里人心惶惶。几个“淘气”的男生，偷偷把告示撕了下来，天真地认为“没有告示，学校就不用搬了”。

　　陈传华提着礼物到唐家岭村大队找领导，队里领导摇着头说：这是北京市统一规划，谁也改不了。她又跑到海淀区教委，负责社会办学的领导也表示：因为兴旺学校没有获得教育部门审批，没有合法身份，“教委管不了”。

　　两天的腾退期限很快到了。

　　6月20日一大早，学生们照常背着小书包跑进了校门。陈传华嘱咐老师照常上课，然后站在门口等候拆迁办工作人员。果然，村领导带队来到学校，找陈传华面谈。

　　“我不想做‘钉子户’，找到合适的地方保证搬，请再宽限几天！”陈传华和十几个老师苦苦哀求。

　　看着正在上体育课的学生，村领导心软了：“7月30日，不能再拖了。” 有老师偷偷拽了拽陈传华的袖子：“合同签的是10年，还差几年才到期，是不是要点儿补偿？” “咱还短人家三年的房款，咋好意思再要补偿？”陈传华尴尬地笑了笑。 望着拆迁人员离去的背影，陈传华想：在北京打拼了16年，过了那么多沟沟坎坎，这次还能迈过去吗？

　　进京办学

　　1994年，河南省光山县城关镇南向店乡第一初级中学数学老师陈传华，怀里揣着借来的56000元钱，还有丈夫下岗的2万元安置费，远走北京办学。

　　“当时啥也没想，就觉得不能让孩子们没学上。”扔掉“铁饭碗”、背井离乡，陈传华到现在也不知道自己哪来那么大勇气。

　　光山县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多地少，按传统的耕作习惯，春夏只种一季稻，农民卖掉庄稼后，也只够买下一季种子和化肥，生活十分贫困。为了改善生计，许多年轻人带着妻儿扛着包袱到大城市务工。

　　一次偶然的机会，陈传华听南向店乡教育管理站的朋友说，外出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失学现象严重。“光在北京就有不少咱们的老乡，当地公立学校他们进不去，送回家上学父母又不放心，要是有老乡愿意在北京给他们办个学校就好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天夜里，陈传华失眠了，“也许，我可以试试，到北京办个打工子弟学校……” 第二天一早，陈传华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丈夫。结婚十几年，丈夫从没对陈传华说过“不”，虽然觉得“不托底”，还是满口答应了。

　　凑齐了办校资金，带着教育管理站的一纸“委托办学证明”，陈传华与丈夫来到了首都北京。

　　最初，陈传华把校址选在了光山籍农民工聚集的海淀区东北旺乡四大队。当时，大队领导正为大量外地儿童失学而苦恼，主动找上门的陈传华“帮他们解决了大问题”。队里二话没说，立即给陈传华批了一块空地。

　　第一年，陈传华招了48个学生。其中，一个已经12岁的男孩子，却还要上学前班。“他父母说孩子‘脑子有问题，傻’，其实这个孩子一点都不傻，只是没有人教他知识。” 开学第一天，有十几年教龄的陈传华，站在年龄参差不齐的孩子面前，竟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 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学校盖起了30间大瓦房，增设了初中部，有了固定的老师，生源也从河南籍扩大到河北、山东、内蒙古……

　　“当年盖房子，他从房上掉下来，把腰摔伤了，再也不能干重体力活了。”陈传华有些心疼地看着丈夫。但他们从没为当初的决定后悔过，“让这些流动儿童有个地方学知识，是做善事，积德呢。” 流动的学校 “在北京，我们是流动人口，搬到哪里都一样。”站在空空荡荡的教室里，陈传华恍惚听到了自己的回音。她已经习惯“搬来搬去”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