诱使中国加入“强制减排”

　　去年年底，被称为“拯救地球最后一次机会”的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最终以一份不具法律效力的协议收官，在减排目标和资金援助两大核心问题上，并无实质性进展。

　　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坚守公平发展的底线，坚持“发展权不容谈判”，力推“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要求发达国家承担过去200多年无节制排放的历史责任。他们坚称，问题的制造者应当自己埋单，并重申，发展中国家还面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消除贫困等多重任务，限制其发展空间，极不公平也不合理。

　　发达国家则竭力推卸历史责任，希望把发展中国家纳入单一的法律框架中，只谈“共同承担”，不提“区别对待”，并企图将自己的减排目标和发展中排放大国的承诺捆绑在一起。迄今为止，发达国家提出的中期减排指标不仅幅度让人难以接受，且附带各种条件；在资金援助上，其又行动迟缓，承诺援助金额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所需相去甚远。

　　3月31日，联合国高级别气候变化筹资咨询小组会议在伦敦举行。

　　作为小组成员的中国财政部部长助理朱光耀指出，落实应对气候变化所需资金，关键是发达国家承担历史排放责任，落实发达国家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做出的承诺，必须有来自发达国家的充足、额外的公共资金支持。

　　作为坎昆气候会议的东道主，墨西哥环境部长埃尔维拉·克萨达前不久在吸收新华社专访时呼吁说，资金问题将是制约今年年底在墨西哥坎昆召开的联合国气象变化大会能否达成协议的一个重要因素，发达国家应尽快兑现对贫困国家的援助资金，使发展中国家重拾信心，为坎昆会议最终达成一个具有法律束缚力的协议创造条件。

　　然而，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认为，当前的国际合作框架不公平，没有纳入中国、印度等“基础四国”为代表的这些新兴大国，如果希望美国加入强制减排的话，必须要求中国、印度等“基础四国”也一起加入，而不是援助资金问题。

　　为此，欧盟便不遗余力地帮着美国向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施压，要求他们也加入强制减排，而全然不顾既有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显然，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已把国际社会的目光全都聚到中国身上：只要中国参与强制减排，美国就参加。毋庸置疑，目前的中国令全世界瞩目。

　　明眼人一看便知，而此时披露“中国去年已经超美国成为全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并且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的消息，其意图很明显：既然是“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大国和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国”，那么将中国纳入“强制减排”显得是多么的“理所当然”和“冠冕堂皇”。从而在坎昆气候会议上，为实现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提出的让中国等发展中大国“共同承担”的强制减排目标、分化“基础四国”铺平了道路。

　　但是，包括巴西、南非、印度、中国在内的“基础四国”(BASIC)在7月26日召开的第四次部长级会议发表声明称，快速启动资金是坎昆会议的“钥匙”。这些资金必须是新增且透明的，需要平衡地涵盖“巴厘路线图”中的各个部分——减缓排放、适应气候变化、技术转移和能力建设。

　　声明强调，“基础四国”是“七十七国集团(G77)+中国”机制的一部分，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团结，继续推进发展中国家内部的透明度。

　　“发达国家俱乐部”欲迫中国“加盟”

　　事实上，除了上述动机之外，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俱乐部”的国际能源组织，IEA此次披露相关能源数据还另有企图——迫使中国早日加入该组织。

　　因为国际能源署是隶属于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下称“经合组织”)的一个自治的机构。经合组织前身为1948年4月16日西欧10多个国家成立的欧洲经济合作组织。随后，加拿大、美国及欧洲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员国等共20个主要西方发达国家签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公约》，正式成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实际上，国际能源署的主要成员国也是经合组织的主要成员国，因此经合组织及其所属的国际能源署通常被称为“发达国家俱乐部”。

　　今年2月，中国的石油需求同比增长28%，这被国际能源署称为“惊人”景象。现在，沙特运往中国的石油已超过美国，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国家逐渐成为全球能源市场的“主角”。

　　而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在国际能源市场上的比例却不断下降，日渐成为全球能源市场的“配角”，其有效性和重要性都在逐步丧失。因而中国是否加入，早已成了困扰国际能源署的一块“心病”。

　　据英国今年3月31日的《金融时报》刊文称，目前，作为发达国家能源监督机构的国际能源署，已呼吁中国加入该组织，并警告称随着能源需求向亚洲地区转移，该组织很可能会失去重要性。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作为IEA的缔造者之一，在2009年其35周年纪念晚宴上表示，IEA现在遇到了难题，即“缺少在全球能源生产和消费体系中有重大影响的国家的全面参与，IEA将有可能沦为一个低效的、次要的乃至纯粹过时的、可有可无的国际组织”。

　　他认为，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能源市场持续上升的影响力，即便是对其现有成员国而言，IEA在维护能源安全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的作用都已大打折扣。因此，IEA必须尽快做好和全球能源版图新的塑造者合作的准备……巧妙处理好能源行业利益与人类环境利益、传统能源强国与新兴能源大国之间的复杂关系。

　　有专家认为，国际能源署作为一个国际组织，成员基本上是经合组织国家，现在越来越代表着在国际市场上比例不断下降的全球能源配角，在某种意义上，它与中国的那些“过节”折射出它与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缺乏机制性对话。

　　国际能源署总干事田中伸男表示：“目前，我们的重要性已经遭到质疑，因为能源消费已转移到非经合组织国家内。在许多方面，中国一直都在同我们进行密切合作，但我们仍希望中国能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

　　2009年10月，为期两天的国际能源署部长级年会上，非经合组织成员中国、俄罗斯和印度首次以伙伴关系国身份派出部长级代表参会，成为这次国际能源署年会引人关注的焦点，而这次会议的主题也被确定为“以伙伴关系应对能源挑战”。

　　事实上，田中伸男在2007年上任之初，就曾提出希望中国等国在未来能加入国际能源署。他说：“我相信每个人都同意中国应该在国际社会事务中占到更多份额，中国参加这次会议尤其重要。”

　　基辛格也表示，“国际能源署关于碳排放的相关行动，也急需中国参与其中并发挥作用”。

　　长期以来，在是否加入由发达国家控制的多国组织的问题上，中国一直都很谨慎。有专家认为，中国仍是发展中的大国，也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支持者，加入国际能源署似乎与中国的发展现状并不相符。

　　因此，有专家分析认为，在坎昆气候会议前夕，国际能源署“不经意”地提前披露相关敏感内容，既显示了自身的重要性，也有向中国示威、施压的味道，以便迫使中国早日加入该组织。

　　然而，“强扭的瓜不甜”，中国会根据自身的需要做出合适的选择，而不会屈服于外界压力。

　　辅文一

　　对话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家法提赫·比罗尔：

　　我们可能在计算方法上存在差异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张璐晶|北京-巴黎连线报道

　　7月25日，国际能源署首席经济学家法提赫·比罗尔(Fatih Birol)在接受美国纯净天空电视台(Clean Skies News)访问时称“2009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耗国”。

　　此内容一经披露，立刻引起了境外媒体的极大关注，也遭到了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随后相继公开表示“质疑”，以及国内专家、学者“驳斥”。

　　7月28日，北京时间下午17:00(巴黎时间上午11:00)，《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致电法国巴黎国际能源署办公室，连线法提赫·比罗尔。

　　《中国经济周刊》：您认为“2009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耗国”的来源和依据是什么？

　　法提赫·比罗尔：此数据的来源是即将在今年11月9日出版的由国际能源总署编写的《世界能源展望2010》(下称“展望”)。书中有许多重要的发现，有关于中国的还有其他国家的，包括石油、煤矿、天然气、电动汽车和气候变化等许多问题。

　　《中国经济周刊》：该 “展望”有多少人参加编写，历时多长时间？

　　法提赫·比罗尔：IEA总部和全世界各个地区办公室的学者和专家经历了一年的时间，超过200人参与了“展望”的编写，我的办公室里就有30人参与了编写工作。

　　《中国经济周刊》：该“展望”涉及中国的部分，给中国带来的启示是什么？

　　法提赫·比罗尔：我认为目前中国面临着两个严峻的问题，第一个是日益增长的石油进口，第二是气候变化和地区污染对环境的影响。中国可以通过使用电动车，混合型汽车、太阳能等达到集约和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我认为中国下个5年的发展至关重要，我也看到中国政府在节能减排方面很有决心，因此明年也是关键的一年。

　　《中国经济周刊》：坎昆会议将于年底举行，国际能源总署选在此时披露中国能源消耗总量数据，与坎昆会议有何关系？

　　法提赫·比罗尔：零关系，没有关系。

　　但是必须要提到的是，我们在哥本哈根会议的时候已经失去了一次机会，在这次坎昆会议中，希望各国可以达成一个对碳排放量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文。无论是哥本哈根会议、坎昆会议还是任何其它的会议，有两个国家起着关键性的决定性作用，就是美国和中国。因为在目前来说这两个国家的碳排放量超过了全球碳排放量的40%。

　　我们也知道过去西方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释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消耗了大量能源，但现在面对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日益增长的能源消耗，中国有责任解决今天和未来在能源消耗方面的问题。

　　我也看到中国政府在用新的政策来控制能源消耗。但是在只剩下几个月坎昆会议就要召开之时，我不幸的发现各国的减排手段和意向都还非常不够。打个比方来说，我认为风没有刮向正确的方向。

　　《中国经济周刊》：在“中国能源消耗总量第一”的数据披露后，中国官方马上予以否认，您对此事的评论是什么？是否存在着因为数据来源、计算方法等不同而造成的误读？

　　法提赫·比罗尔：我认为中国的官方数据只和我们的数据稍有差别，今年6月英国石油公司BP也给出了一样的数据。因为差别不大，即使中国在2009年没有超过美国成为能源消耗第一大国，也会在2010年超过美国，没有改变整个大的格局。

　　我承认我们可能在方法学、计算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但这些差异和数据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重要的是面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国际能源需求，如何找到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对中国好、对世界也好，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到解决问题上。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政府在减少碳排放和发展新能源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包括拟大量投资用于减少碳排放量和发展新兴能源，减少对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的依赖，您对此有何评论？

　　法提赫·比罗尔：我前面提到了中国政府面临的两个严峻的问题，对于新能源的运用，如电动车等只处在解决这些问题的底部。我认为中国政府是世界上非常有活力的政府之一，政府的支持对于国家减少能源消耗起的作用非常大，如果中国早于其他国家做出正确的对控制碳排放方面的举措，将会给世界上其他国家起到很好的表率作用。

　　辅文二

　　西方无权指责中国过度耗能

　　澳大利亚研究学者John Coulte

　　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对中国的研究开始于1981年，当时主要从事对石油开采的研究，后来又逐渐深入到中国的经济、环境、能源等方面的问题。我对于西方媒体这种制造轰动效应、哗众取宠的行为很是不满。

　　我认为国际能源署的统计方法已经过时。首先，太阳能、水能和风能同样被计入能源消耗，和其它污染环境的化石燃料一样，以多少吨油当量(在中国通常被称为“标准油”)来计算。用油当量来计算所有能源的消耗，其结果自然显得耗油颇多。但如果采用其它计算方法，如折算为煤当量(即“标准煤”)或多少焦能量，或者通过衡量使用燃料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得出的结果则会大不一样。

　　西方媒体为了制作引人注目的新闻头条，故意将国际能源署发布的2009年中美人均能源消费的“预测数据”中“预测数据”四字省去。而在谈到去年的统计数据时，这些媒体却又称，2009年中国人均能源消费仅为1.69吨油当量，不足美国人均数字(6.95吨油当量)的四分之一。

　　更重要的是，就连比罗尔也在对其进行专访的报道中称，“在很大程度上，平均每天消耗约1900万桶石油的美国仍是世界上第一大石油消费国。而作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的中国，平均每天的石油消耗仅有920万桶。”

　　西方媒体并没有领悟到中国领导层全新的经济发展观。早前，中国的工厂和烟囱每天都向空气中排放大量的有害气体。但过去30年，中国经济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人也逐渐意识到一味追求经济发展会给环境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在2007年，中国将科学发展观写进了《宪法》。最重要的是，中国也认识到，不应效仿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把污染向经济落后的地区转移。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名环境问题专家马中认为，中国在发展西部及其它边远地区经济时，不能使用发达地区淘汰下来的技术设备，而应运用当前最为先进、环保的技术设备。

　　然而讽刺的是，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称，中国在对新能源的研究、投资和应用方面已经走在了世界前列，未来几年内，中国对化石燃料和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率将会超过过去30年的水平。

　　简而言之，中国在绿色能源的发展和技术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西方国家。同时，中国对绿色能源研究与发展的投资也令西方各国望尘莫及。显然，西方媒体报道称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耗国，是对中国在绿色能源领域取得成就的一种污蔑。

　　(本组文章系《中国经济周刊》独家稿件，请注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