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报记者  任雪 法制日报实习生 游垠        

　　“媒体的报道出了这么多天，除了7月底的时候拆迁办(太阳宫乡)的人来过一次，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话，再也没有人来找我们。”门前是条臭水坑，青灰色与白色水泥墙圈起来的院落约有400平方米，占据了大半个路面，墙上不断往下掉土。乍一看，就像密闭式清洁站。墙里一片参差的砖瓦房，屋顶上长着些“倔强”的野草，一口接收电视信号的“锅”架在屋顶……

　　这里，正是近来“名声大噪”的“北京最牛钉子户”张长福的家，说话者是张长福的妻子刘英。

　　刘英的话音刚落，正在屋外洗脸的张长福来不及擦干脸，带着一脸的水迹便急冲冲地走进屋，对《法制日报》记者说，那些人来根本不是说拆迁的事，来了就很横地对我们说“你们不是有能耐吗，找到记者，这次我们来了，别跟记者说我们没找过你”。

　　据张长福夫妇介绍，这是报道出来后仅有的一次有人来找他们，但没有人提及拆迁的具体问题，其余的时间，他们的生活依然很“宁静”。

　　仍被“遗忘”的“最牛钉子户”：

　　我们从来没有和开发商接触，拆迁是开发商与乡政府协商，由乡政府来协调拆迁的事。我们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开发商不需要我们这块地了。我们两个乡企业职工，如果开发商真的需要的话，我们想钉也“钉”不住

　　对于媒体上报道的自己未拆迁原因是拆迁价格未协调好的问题，刘英对《法制日报》记者说，当初就没有人具体跟他们协商过拆迁的事情。

　　“2003年拆迁的时候，只有拆迁办来了解过情况，问了问补偿要求，我们说给一套某小区的房子，再给几十万元的装修费。对方说不可能，此后没有再协商。”刘英说，“我们家从来没有和开发商接触，拆迁是开发商与乡政府协商，由乡政府来协调拆迁的事。我们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开发商不需要我们这块地了。我们两个乡企业职工，如果开发商真的需要的话，我们想钉也‘钉’不住。”

　　刘英指着平房外的围墙告诉记者，“我们也没想到能住这么多年。修马路的时候，想着总要拆了吧，可是后来在我们的房子外面砌上围墙，我们就知道没戏了”。

　　说到这里，刘英叹了口气。

　　随后，记者致电北京市政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我们只管修，遇到路面上未拆迁平房就只能绕过去。”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回答得言简意赅。

　　截至记者发稿时，太阳宫乡政府仍未对此事进行回应。接待记者的乡政府工作人员说，很多媒体记者都写了采访提纲，但是由于领导比较忙，都还没有给回应。

　　“这是一场纯粹的商业拆迁，法律应该给双方当事人一个协商的渠道，而不是动用公权力去帮助一方。”对于这场仍看不到尽头的“博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表示了“无奈”。

　　仍未搬走的“林萃路”钉子户：

　　当时我们也不是说不搬走，只是差最后5万块钱拆迁方一直没给，所以一直撑到现在。我们没办法，你不给钱，我就只有在这住着，这就跟卖东西一样，总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吧

　　离开张长福的家，记者乘车穿过林萃路，再过了林萃桥，来到了海淀区黑泉路，因道路中央“异军突起”的平房“堵”路，道路绕过平房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弯道，弯道部分，双向车道只有一条机动车道和一条非机动车道，过往车辆经常被“卡”。

　　这处平房的主人徐景明，是北京另一个有名的“钉子户”——他和老婆孩子还有另外一家房客6人住在这座位于马路中间的“孤岛”上。房子周围已经被马路栅栏围住，形成了一个独有的院子，而徐景明则干脆在里面种上了庄稼，按他自己的话说是闲得无聊。

　　与张家不同的是，徐景明至今立在路上的原因是拆迁尾款一直未到位。

　　据了解，今年4月，徐景明已签订搬迁协议，并在7月初向媒体表示“预计不久将会搬迁”。

　　但是，如今已进入8月份，仍然看不出徐景明一家人有任何搬迁的迹象。

　　“他们不给钱，只要一给钱，我们马上搬。”徐景明告诉《法制日报》记者。

　　但是至今拆迁方承诺的补偿款还是没有送来，“我们认为，现在已经是他们违约在先了”。

　　这场“纠葛”还要从2006年说起。

　　因为修建林萃路的关系，当时还叫作黑泉村的黑泉路附近需要整体搬迁，徐景明家280多平方米的房子也被划入其内。

　　“别人家都是每平方米8000元或者9000元的补偿，到了我们家就成了5400元。”徐景明说，“当时我们也不是说不搬走，只是差最后5万块钱，拆迁方一直没给，所以一直撑到现在。”

　　至于为什么一直没给，徐景明只是说了句“这里面很复杂很黑”。

　　一晃就到了2010年，在这3年多的时间里，虽然偶尔也出现断电、电话不通的状况，但徐景明认为基本上生活还算正常，“他们也没有很过激的举动”。

　　徐景明告诉记者，今年4月9日，他们和拆迁方签订了拆迁协议，只要一拿到拆迁款，他们就搬走。

　　对于具体的数额，徐景明不肯透露，只是说“现在和2006年肯定不一样，你没看物价涨了多少啊”。

　　“我们没办法，你不给钱，我就只有在这住着，这就跟卖东西一样，总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吧。”对于签了协议，却迟迟“不走”，徐景明说，他们也不想老这样耗下去，在这里有很多不便，之前因为知道要搬迁，家里很多东西都卖了，而且住在这旁边就是马路，车子上上下下很吵，还经常有路人开车路过时大声骂道“你们怎么还不搬，不搬就给直接拆了”。

　　记者采访了附近的路人，都认为徐家这样做很不妥，“毕竟修路是给咱老百姓做好事，不能因为你一家觉得钱少就耽误大家的出行，这是做一个公民基本的责任”。

　　记者离开徐家时，看到墙上贴着今年7月份海淀区房屋管理局发布的拆迁公告，上面写道：“被拆迁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城市建设的需要，在2010年7月26日至2010年8月14日完成搬迁”。

　　“占道拆迁属于公共利益的拆迁，当事人不应该抱有太高的希望。”对于徐景明的“坚持”，马怀德直言不讳地指出。

　　拆迁引发突发事件应问责

　　近年来，随着城市建设的加快，城市拆迁中屡遇难题。《法制日报》记者注意到，拆迁通常面临两类极端问题，要么强拆，要么长期占道迟迟不迁。但是，无论是钉子户还是“被”钉子户的出现，无法绕开的都是对公共利益的侵占。

　　对此，马怀德认为，公共利益与拆迁双方权益不能简单地讲一个平衡，“因为如果确属公共利益的话，根据宪法和物权法的规定，就是需要征用、征收的”。

　　对于常年住在马路上的“另类”钉子户，马怀德指出，很多因为公共利益的需要而面临拆迁的住户，往往要求政府部门、拆迁单位按照商业拆迁的标准给予补偿，要价就比较高，政府部门苦于这不是商业项目，又没有开发商，也没有任何经济实体从中受益(修路、架桥这种公共利益是公众受益，不是某一个具体的市场主体收益)，所以很难满足被拆迁户的补偿条件。

　　马怀德认为，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商业拆迁和因公共利益征收国有土地、房屋拆迁之间界限划分不明。

　　“而其中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未得到及时的修改与完善，而这样导致的最直接结果，就是这类因为公共利益而进行的房屋拆迁没有明确的制度保障。”马怀德说。

　　“以公共利益为由进行的征收征用和拆迁，我认为应该给予一定的保障。商业利益拆迁应由拆迁单位和被拆迁人进行协商。”马怀德说，遇到二者很难区分的情况，立法应该尽可能地做详细列举，这样执行才能有保障。

　　此外，马怀德认为，法律需要明确两类拆迁，哪些情况可以强制拆迁，拆迁的手段是什么、方法是什么，而且相关拆迁责任部门如果没有实现拆迁是需要问责的，如果在此过程中引发了突发事件同样需要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