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尔末的圆明园影像

　　2010年8月2日将在中华世纪坛展出的圆明园西洋楼建筑群影像，首次以德国人恩斯特·奥尔末(Ernst Ohlmer)摄于1873年的12张玻璃底片原版洗印。圆明园被大火焚毁后，这是目前所知的距西洋楼建筑群原貌最近的影像记录。

　　这组照片在中国为人了解，全是因了20世纪30年代留德学者滕固的发现和出版，即1933年10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

　　主笔◎曾焱  图片提供◎秦风老照片馆

　　拍摄者奥尔末

　　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清廷被迫签订《北京条约》后，西洋人在中国的居留权从广州、上海、天津等通商口岸扩张至北京。在英国人赫德掌管下，大清海关多西洋雇员，恩斯特·奥尔末即在其中。他不算什么重要人物，关于他的资料也有限，只知是德国人，1847年出生在希尔德斯海姆附近的伯瑟恩(Betheln)，家里是经营旅馆生意的，十几岁加入19世纪欧洲的最后一波探险潮，随一支商船队前来远东，船在中国海岸失事，他就留在了中国东南沿海。1867年左右，不过20岁出头的奥尔末在厦门开了家照相馆，但没多久他就结束了生意，转而谋职于大清厦门海关。随职务升迁，奥尔末从厦门先后迁居北京、广东和青岛，直到46年后退休，1914年携妻子离开中国返回德国老家。

　　如果没有12张记录圆明园废墟的照片，这样经历的奥尔末，也就是19世纪里许多跑来中国寻发达的西方冒险者中的一个，未必能留名于史。但在北京期间，曾为摄影师的本能让他拍下了圆明园西洋楼废墟并妥为保存底片，在浑然不自知的情形下，他又成了后世发现的最早拍摄圆明园的人——台湾地区收藏家秦风告诉本刊，据检索现存资料，这批照片应是最接近于圆明园西洋楼原貌的影像记录。

　　秦风说，奥尔末在北京海关的任职时间是1872年8月到1880年4月，近8个年头。根据和12张底片一起保存下来的奥尔末手绘西洋楼景区平面图，绘图时间标注为1873年11月，那么拍摄时间至少不晚于这个时间点。奥尔末拍摄照片的时候，距圆明园被焚13年，同治皇帝正巧也在1873年发布上谕，命择要重修圆明园，开工不到一年就因资金短缺以及众臣反对告停。圆明园被毁后，园区留有清兵看守，但由于西洋楼景区位于整个园子位置偏僻的东北角，守卫较松，在北京的外国人常自由出入，把这一片废墟当做了野餐地点。奥尔末经常随海关同事及家属一起进到西洋楼景区，有机会拍下照片。对于圆明园西洋楼建筑，奥尔末有着和多数西方人一样的好奇和溢美，在离开北京职位18年后，他在日记中追忆当年所见：“映入你眼中的是装饰物丰富而动人的色彩，浸润在北京湛蓝色的天空里，随着观者移动的脚步和太阳的光影不停变幻，建筑物白色大理石的映衬让它们格外醒目，倒映在前方的湖面上，如同幻影……观者不禁怀疑自己来到了‘一千零一夜’的世界里。”面对一片纵火后的废墟，这样的文字未免夸张，远不如他12张照片平实可据。

　　收藏者柏石曼

　　再说照片的下落。奥尔末于1927年去世，他的遗物中难免俗套地有大量中国瓷器，这似乎是在中国居住过的西洋人所必备的。但他也还有区别于其他人的这12张照片以及玻璃底片——5张从不同角度拍摄谐奇趣残迹，另外7张拍摄了周围的花园门、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大水法和观水法。应是遵嘱而为，奥尔末收藏的瓷器被家人捐给当地一家博物馆，12张底片则由奥尔末夫人送给了德国柏林工科大学的建筑学教授恩斯特·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

　　柏石曼是20世纪早期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以研究中国建筑著称于德国学界。20世纪初他曾到中国游历考察建筑，以3年时间穿越12省，拍摄数千张宗教建筑和中国民居的资料照片。他还写过好几部论述中国建筑的书，其中比较重要的两本代表作《中国建筑和景观》和《中国建筑》，分别在1923和1925年出版。这应该也是奥尔末夫人愿意将圆明园底片送交他收藏和研究的原因。由于柏石曼的名气，这组圆明园西洋楼建筑残迹的照片在德国汉学界为人看重，所以几年后才会被一个名叫滕固的中国留德学者循迹找到，他后来在文中写道：“余又闻柏林工科大学教授布尔希曼藏有圆明园欧式宫殿照片若干，甚为贵重，乃请使馆备函往访……”文中附有英文名字，他所说的“布尔希曼”即柏石曼，只是音译有所差异。

　　发现者滕固

　　这组照片在中国为人了解，全是因了滕固的发现和出版，即1933年10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的《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在序言中，滕固记述了自己对这组照片的研究和查证，也说到寻获它们的过程。

　　早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29年赴德国学习艺术史考古的时候28岁，并且已有在日本取得的文学和美术史硕士学位，滕固的见识远超出一般留学生。1930年夏，他在德国艺术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发现了20幅原刊圆明园欧式建筑铜版图，意识到是难得的史料，多次借阅并想到拍摄副本保存，最终因为图书馆要求的价格过于昂贵而不得不放弃。大约是在第二年春，他又听说了柏石曼收藏的12张照片和底片，于是“乃请使馆备函往访”。他在柏石曼处看到了原版照片，感觉它们“较铜版图更为明晰，更具有实证的价值”。他请求借底片拍摄，柏石曼开始托词要留下研究著述而不愿出借，但滕固没有放弃游说，“尔后余与布氏往返日密，经再三固请，卒获借底片重印”。玻璃底片保存不易，可惜在运往上海途中受损，其中大水法那张底片断为两半，在直接用底片制版印刷的《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中还可以看到断痕。书的开本为22.5厘米×27厘米，收录15张图片，除奥尔末拍摄的12张照片和一幅手绘平面绘图，还附有滕固1932年请友人从北平寄来的一张大水法残迹以及1877年英国摄影师托马斯·查尔德所摄的观水法钟形门，以作对照。书的封皮很朴素，但滕固没有选用奥尔末的原照为封面配图，而是用了友人拍摄的那张大水法与远瀛观残迹近照。“数年前之大水法与远瀛观，其颓圯已如此，遑论今日！”他在书中的感叹，也许可以看做对封面的注解。这本书里的图片，后来散见于一些出版物中，由于是翻印引用，图像细节都被日甚一日地模糊了。

　　滕固改变了这组照片很可能永远不为国人所知的命运，他自己的命运却比较悲剧。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后，滕固回国任职教育部，官至专员。抗日战争开始后，1938年北京艺专和杭州艺专分别内迁，在湖南沅陵合校时，因为校长人选发生争执，滕固被教育部派去接替校长林风眠的职务。1941年他在纷扰中离职，不久后竟在重庆意外去世。

　　77年后的再发现

　　12张底片在滕固求借之后的辗转，全部来自台湾地区收藏家秦风的讲述。他告诉本刊：滕固在用完这批底片后便送还给了柏石曼，它们并非如有人猜测的那样已经毁于“二战”期间的柏林大轰炸，而是一直保存在柏石曼及其后人手中，只是没有再拿出来示以他人的记录。1987年，柏石曼的孙子将底片售卖给一位法国收藏家，它们才又有了踪迹。2009年10月，日本著名古籍书店雄松堂去函告诉他，欧洲一位古书商知道一批早期圆明园影像玻璃底片的下落，收藏者有意割爱，同时也接洽了一些对此有兴趣的欧美图书馆和美术馆。2010年2月，对方传来完整的电子文件数据，并附有证明现存玻璃底片状况的照片，可以看到底片被收藏者用棉纸悉心包裹，放置在特别设计的木箱里面。2010年5月28日，经过将近3个月的尽心沟通和筹资，秦风最终从东京抱回了这12张底片。“我相信，与滕固那一次带回时不同的是，它们将永远留在中国了。”秦风说。

　　《城记》的作者王军告诉本刊，他从秦风处第一时间看到这批用玻璃底片冲印出来的影像时，被强烈震撼了：“图片非常清晰，它们所呈现出来的历史细节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在研究北京建筑史的过程中，王军也一直关注并收集相关影像资料，零星看到过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毁后又在不同历史阶段被国人自毁的图片，他说，奥尔末的12张照片给他一个机会，把散落在记忆中的与圆明园相关的细节都串了起来。“从奥尔末的照片看，那时西洋楼建筑的轮廓和外观还大体完整，特别是万花阵留存完好，迷宫中央的凉亭清晰可见。那样的场景滕固还称为残迹，我们又该如何描述？今天的圆明园早就不是这12张照片显现的样子了。”滕固编辑出版的《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没有能够改变圆明园中建筑遗物后来不断被盗拆、变卖和挪用的命运。王军对本刊说，圆明园留给中国人太多复杂的感受。他举例，即便是写过《旧都文物略》的北平市长袁良，1935年对市政府及各局处干部发表新年讲话，在谈到颐和园管理事务所的收入时，也把圆明园作为采石场的收入计入在内。“袁良在《旧都文物略》中介绍了很多北京园林，但没有提及作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而民国时期，这个人在保护文物方面还是做过事情的。”

　　不过，奥尔末的照片到底是不是目前所知的圆明园西洋楼建筑群的最早影像？从拍摄时间看，英国摄影师托马斯·查尔德在1877年拍摄的蛋白照片已经确定晚于奥尔末的1873年，问题在于求证另一批照片的内容：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的随军摄影师比托(Felix Beato)和杜宾(Charles Dupin)曾早在1860年拍摄过北京的最早影像，里面到底有无圆明园？王军向本刊介绍：1862年编辑出版的《中国》影像收录了比托拍摄的照片，其中第46图至51图，被比托标注为圆明园内建筑，比托还特别说明第46、47和49图摄于大火前，第50图摄于大火后。2009年特里·班尼特出版的《中国摄影史(1842～1860)》一书再次沿用了这种说法。王军告诉本刊，了解北京西郊皇家园林的人立即就能辨识出来，比托标为圆明园被焚前后的5张建筑的图片，实际上分别是清漪园(今颐和园)内的琉璃塔、智慧海、万寿山以及昙花阁、文昌阁，另有51图比托说明是“圆明园山丘上的宝塔”，王军认为应是“偏融法师塔”，位于今天的北太平庄附近，通过和《旧都文物略》里刊登的法师塔的图片对照，“完全可以比较确认为同一场所”。由于比托记忆错误，6幅照片都属误判，王军说：“圆明园早期影像史上的这笔糊涂账，更显出奥尔末照片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