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不好，改行只画风景画

　　回是回来了，但去的时候费用是中华民国出的，回来时却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0年，北京大雅宝胡同中央美术学院宿舍，回国等待分配工作的吴冠中巧遇老同学董希文(油画《开国大典》作者)。

　　董希文借走他在巴黎的几幅作品，向中央美院举荐他。得知此事，他马上问董：“徐悲鸿怎能容我的观点与作风？”

　　“老实告诉你，徐先生有政治地位，没有政治质量，今天是党掌握方针和政策，不再是个人当权独揽。”董希文宽慰他说。

　　中央美院校长是徐悲鸿，吴冠中的母校是杭州艺专(后改名中国美院)，林风眠艺术实践的王国。徐、林艺术观点势若水火，所以旧时“两校的教师也好，同学也好，互相不屑，门户之见很深”。

　　“徐先生在1949年以后，属于我党团结对象。”上海梅龙镇，华东师大艺术系老教授汪志杰嗓门沙哑。

　　1950年代初，汪是中央美院西洋绘画班高材生，徐、吴二师都曾教过他。

　　他说：“那时候，‘央美’的领导班子主要是从华北联合大学(中共领导下的干部学校，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延安过来的革命干部。全校师生都要进行大规模革命思想改造。

　　“‘央美’崇尚苏联绘画。苏联画家马克西诺夫曾来任教，成立研究班，地位很高，超过了董希文等教授。徐先生对美术界参与革命不感兴趣，他只关心艺术本身，但他的实权一步步被架空。他来学校教课，人事处干部说，‘徐先生，您辛苦了，您要多休息。’硬把他架走，目的是不让他向学生灌输所谓的西方资产阶级教育思想。

　　“吴先生刚来‘央美’时，名分还不明确，类似于讲师、助理。班主任伍必端私下跟我们透风：吴冠中是从法国回来的，属于没改造好的分子。

　　“一次，学校派我和吴先生去太原钢铁厂体验生活。走之前校领导就跟我打招呼，要我盯住他，他是个危险人物。吴先生极感性。到厂里后，他看到工人们出钢条，便大叫，“红红的钢火哦！”马上摆起画架，疯狂地画火花。工人们烦他，觉得他在影响生产，让我劝他别这样。我跟他讲，他很生气，一周不理人。

　　“他就是这样倔，又爱发表意见，爱抨击他看不惯的事，不可避免地，要在‘央美’受挫。”

　　我教的是一年级素描……觉得同学们作画小处着眼，画得碎，只描物之形，不识造型之体面与结构，尤其面对石膏像，无情无意，一味理性地写实……我从巴黎带回三铁箱画册，每次上课给同学们看一二本，他们兴奋极了……令我惊讶的是，他们从未听说过波提切利、尤特利罗和莫迪里安尼等名家。

　　有学生问吴冠中，“有列宾(俄苏画家)的画册吗？”他懵然无知。数月后，他在王府井外文书店偶见一份过期的《法兰西文艺报》，头版头条，法文加图片介绍列宾，开头第一句便是：提起列宾，我们法国画家谁也不知道他是谁。他这才释然。

　　“呵呵，”电话中，汪志杰笑问：“你晓不晓得吴先生画过《一朵大红花》？那时，他家住在煤渣胡同。有一天他带我去看他的近作。进门后，我看见他家墙上挂了一块布。他把布一掀开，我当场吓了一大跳。

　　“画中，一个老农坐在椅子上，全身布衣，戴八角帽。因为吴先生对后期印象派画家塞尚等的风格情有独钟，人物的脸、衣服、帽子，全用土蓝色，还微微泛黄。只有胸口别了一朵大红花。

　　“这哪行啊？工农阶级只能用火红色基调，要充满血红地去反映。这幅作品要是发表出去，后果相当可怕。何况内部斗争那么激烈，哪管他是心存善意地歌颂。听了我的建议后，他满腔热忱犹如被浇了一盆冷水，很不高兴，却也无可奈何。”

　　我想我是改造不好的了……但我实在不能接受别人的“美”的程式，来描画工农兵，逼上梁山，这就是我改行只画风景画的初衷。

　　当时几乎没有人画风景，认为不能为政治服务……后来文艺界领导人周扬说风景画无害，有益无害。无害论一出，我感到放心……

　　1952年，全国文艺整风，吴冠中被批为“形式主义的堡垒”。

　　在整风中我成了放毒者，整风小组会中，不断有人递给我条子，都是学生们状告我放毒的言行，大都批我是资产阶级文艺观，是形式主义。更直截了当的，要我学了无产阶级的艺术再来教。当然条子都是匿名的，上课时学生对我都很热情，对我所谈很感兴趣，怎么忽然转了一百八十度。

　　尽管晚年深受徐悲鸿弟子冯法祀、戴泽的质疑，吴冠中仍不断对外讲述下面的事。

　　一次全院教师大会，是集中各小组整风情况的总结，党委领导王朝闻就方针政策讲了话，徐悲鸿也讲了话。他讲得比较具体，说自然主义是懒汉，应打倒，形式主义是恶棍，必须消灭。这是对吴冠中讲的。

　　1953年，吴冠中接到调离“央美”通知，去清华建筑系任副教授，教素描与水彩。

　　汪志杰说，“‘央美’是中国美术界的权威，培养无产阶级艺术家。如果在这里，有才能的人思想上出问题，结局只有两种：一是派往清华建筑系；一是进入北师大艺术系。内行人都明白，这意味着，画家被赶出美术界，打入冷宫。”

　　政治运动中，汪志杰的命运也充满坎坷。他仍然记得，吴冠中刚去清华时，描绘农村风景，颜色全用土黄色，看着压抑。“那是他最差的一批画，后来找不着了。他是把痛苦深埋进肚子里了。”

　　“要教艺术，不要只教技术”

　　1955年，国家推行“双百方针”。北师大的张安治找到吴冠中，说美术系正需要绘画教师，望他回归文艺领域。这一年秋，吴冠中调入北师大美术系，系主任是油画家卫天霖。

　　因为屡受排挤，卫天霖对来自徐悲鸿体系的师生持有戒心，张安治原是徐的弟子。吴冠中由张介绍而来，使得卫天霖起先并不十分信任他。

　　后来，他发现吴冠中在艺术上是同道，便邀请他共同创办北京艺术师范学院，后改名北京艺术学院，卫天霖任副院长，吴冠中任油画教研室主任。学校起先定为7年制，后来学生们要求提前为人民服务，于是改为6年制。

　　1957年，16岁的李付元前来报考，吴冠中负责口试。

　　现在，李付元朗声说：“一次我问吴先生，50年代到70年代，您是怎样作画的？他吐出一个字：躲！”

　　1959年，我利用暑假自费到海南岛作画，因经济不宽裕，来回都只能买硬座。从广州返北京时，拖着大包尚未干的油画，而行李架上已压得满满的，我的画怕压，无可奈何，只好将画放在自己的座位上，手扶着，人站着。一路上旅客虽时有上下，但总是挤得没个空位，谁也不会同意让我的画独占一个座位。就这样，从广州站到北京，两夜两天，双脚完全站肿！

　　1977年，我第二次上井冈山……几乎画到了日落时分，才不得不住手。公路车早已收班，硬着头皮步行回住所去，大约要夜半才能走到。幸好被我拦截了一辆拉木头的卡车，木头堆得高高的，爬不上人，驾驶室里也已有客人，我勉强挤下，一只手伸在窗外，捏着遍体彩色未干的油画，一路上，车疾驰，手臂酸痛难忍，但无法换手，画虽不满意，像病儿呵！不敢丝毫放松，及至茨坪，手指完全痉挛麻木了！

　　吴冠中爱外出写生，但毫不掩饰他厌恶“旅游写生”。2008年他指责美协、画院，“每年都搞采风，一大帮人集体下去，打着旗帜，跟老乡照相，这样做，老乡都不敢讲话了。真正的采风是要偷偷下去的，要生活在民间，体验风土人情，了解民生疾苦，这个过程是很艰苦的。”

　　1959年，画家罗尔纯一来学院便在公开场合听到吴冠中对年轻教员呼吁：“要教艺术，不要只教技术。”有5年时间，他每个周末都到前海北沿的破旧大杂院——吴冠中家里交流。

　　1950年代末，法国某代表团要去拜访吴冠中。外交部的官员先来大杂院探查，发现房内装饰全无，院内脏水四溅，要求吴冠中把家具全部更换，再请外宾入屋。他生硬地顶回去：“别人是来见我的，不是来见我的家具的。”

　　“内容决定形式”成了美术界创造之法律，于是作品成了政治口号的图解。许多青年人很用功，很认真，赤胆忠心，但不理解造型美的基本规律，制作了大批无美感的图画。我自己在教学中仍偷偷给学生们灌输形式美的营养，冒着毒害青年的罪名，果然，有一位学生被我直接毒害了——

　　1963年，李付元毕业在即，苦思毕业作品：背景是农家小院，院里两头大黑牛，加上鲜红的辣椒，“画面以形的量感与色的对照突出了形式美”。吴冠中给他打了5分，但系里用集体评分的办法改评为2分。

　　“我在楼下听到他们吵得很激烈。赵域是学院领导，反右后，他取代卫老掌握了教学方向。他对吴先生这样被‘央美’赶出的‘资产阶级’很排斥。”李付元忿忿地说。

　　最终他被责令重新创作，延迟毕业。吴冠中安抚他，“不管他！你这盆辣椒，有人吃不了！”“‘不管他’这3个字，他说得硬气，也跟了我一辈子。”李付元睁大了双眼。

　　1964年，文化部下令撤消北京艺术学院。吴冠中与卫天霖调到中央工美任教。其时，正逢李付元等人毕业离校。李付元恍惚记得，最后一课，吴冠中对学生们语重心长：你们刚跨入艺术门槛。我现在看着你们，就像站在港口观望千万艘船挤入大海，驶向远方。前面是巨浪礁石，就看你们自己如何驾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