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与“超级水果”几乎同时实现井喷式增长的，还有一个“超级食品”的概念。富含Ω-3脂肪酸的三文鱼、富含茶多酚的绿茶、富含超氧化物歧化酶(SOD)的豆奶，在西方市场都经历了飞速增长，而它们之所以未能超越蓝莓和石榴，原因或许只在于，“对水果的偏爱已经烙印在人类的基因中”。梅乐廷说。

　　这个超级食品市场的大爆发，部分原因，归功于传统医药业与保健品业在2000年前后连续遭遇的重大打击。生物工程制药的兴起，代价是传统天然提取药物这一昂贵且耗时漫长的制药方向的式微，几起牵涉制药巨头经典药物的诉讼案，令公众对制药业的信心大受打击。多项大规模权威研究先后给出针对以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草本药物提取物为主打的传统保健品的不利证据，人们不再像工业革命刚刚完成时那样，相信一颗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神奇药丸”的存在。“添加哲学”的信奉者变得越来越少，与之相对应，则是“天然”、“有机”、“完全食物”概念的大行其道。这便为新兴的超级水果空出了一个大好的机会。

　　作为另一个水果产业转型方向的有机水果在最初的几年中虽然被炒得很热，也有大量来自传统水果业巨头的资金注入，但事实上，在市场上的表现却远远不能与超级水果相媲美。在梅乐廷看来，关键的两点原因，便是在感官诱人和新奇性这两项标准上的先天不足。

　　人们常常充满感伤的回忆，早些年不用化肥和农药种出的水果是多么的甘香甜美。但事实上，这些回忆常常被怀旧情绪所美化。“同一品种的苹果，有机的和非有机的相比，肯定没有后者漂亮、好吃。”一位果品行业资深人士对本刊记者断言。现代的杂交育种，一个最大的成就，便是让我们所吃到的水果，在甜度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人类追逐甜美口味的迎合，使得现在的水果更容易受到病害和虫害的威胁，使用农药乃成为不得已之举。而供应的增加，又以迅速耗尽土壤中的营养元素为代价，要保持一定的产量，化肥也不可或缺。

　　在这一背景下，主打“无农药无化肥”概念的有机水果，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逆天行事。一种解决方案是转为种植果皮更厚、酸度较高的相对原始品种，这显然不讨人喜欢。另一种解决方案，则要以高昂的人力物力投入为代价，直接导致有机水果的价格偏高。而要说服人们从口袋里掏出比购买等量传统水果多出几倍的钞票仍然局限于“香蕉苹果大鸭梨”这些传统品种的有机水果，自然在新奇性上无法与充满异国风情的石榴、蓝莓、山竹和蔓越莓相媲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调查表明，许多消费者都对有机水果的价格是非有机水果两到三倍的事实心理上难以接受，但在精美小包装的混淆视听下，很少有人意识到，蓝莓的平均市场价格是苹果的15倍以上，而石榴汁的平均价格比其他果汁高出400%。

　　在余下的超级四要素中，被媒体炒作最多的，是超级水果的健康益处。这使得许多人产生一种错觉——蓝莓和蔓越莓有益健康，又能卖出高价，谁不能种呢？“蓝莓在收获过程中需要手工摘取，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农业部蓝莓项目首席专家、吉林农业大学小浆果研究所所长李亚东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10年前，蓝莓生产就出现了很明显的由美国、欧洲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波兰、保加利亚是最初的转移地，波兰号称小浆果王国，产量可以达到全球的30%～40%。但是2004年波兰加入欧盟后，大量本国劳动力迁移到欧洲其他国家，劳动力大量丧失，跨国公司开始将产业转移目标投向中国。“中国和美国的劳动力成本至少差着30年的水平，一个美国蓝莓工人一小时的薪水是80美元。”在他的判断里，中国在蓝莓产业上超过美国，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产量是否是唯一的答案？至少，在持续十余年的中美水果大战中，中国真正开始尝到成功的滋味，不过是在水果品质和农业技术有了显著提升的近两三年。

　　“随着树莓种植兴起，开始有商人炒树苗、炒果。国外新品种树苗以1.5美元/棵的价格被引进，再加上手续费和运费，成本合到20元人民币一棵。种苗商人从研究所买到树苗后进行大规模的组织培养繁殖，一棵卖3～5块钱，一年就可以赚200多万元，更有甚者拿旧品种苗充新品种卖。东北的树莓出口甚至有黑社会势力介入。”中国林业科学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研究员，从1995便开始从事第三代小果优良品种引进工作的张清华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对国内超级水果的超级乱象愤愤不平，“现在国内蓝莓卖到200块钱一斤，比美国都贵，这是不合理的”。

　　一旦蓝莓走上了这样的粗放发展之路，按照梅乐廷的看法，它的“超级光环”将很快荡然无存。

　　“超级水果不是树上长出来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它是资本力量与科学的精心合谋。”无论是在书中还是在采访中，梅乐廷都对这一点反复强调，“要保持超级水果的健康形象，不仅需要最精巧复杂的农业技术来避免杀虫剂残留，而且还要有不断的市场营销费用投入。”他举的一个典型例子，便是美国市场上最大的蔓越莓产品经营者Ocean Spray。在2003到2005年这个超级水果概念最火的时间，试图搭顺风车的Ocean Spray并没有相应增加市场营销费用，结果销售额一路下滑，直到重新注入大量资金进行狂风暴雨式的推销后，才又在2007年回到5亿美元俱乐部。而在杀虫剂的问题上，中国的超级水果才刚起步，便已体会过惨痛教训。张清华提到，两三年前，南京的一家树莓种植企业为了增加产量，对树莓喷洒农药，结果不符合绿色食品标准，造成中国树莓上了美国的进口黑名单，出口严重受阻。

　　“一定要记住，超级水果毕竟只是一个窄众市场，在全世界范围内，它的主要消费者，都是那些40岁以上、收入较高、受教育程度较高、居住在大城市中、对天然健康食物的价格完全不敏感的人。”梅乐廷对本刊记者说。“尽管这个市场很窄，但却相当舒服。如果你能成功地留在这个市场上，将意味着稳定而不断增长的高额利润。”但是，梅乐廷也指出，想要在这个高技术含量的市场谋得一席之地，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大并不一定是一种优势——“美国的产业巨头们并未表现出他们对这个市场的创造和推动方式的深刻理解。”相反，在他看来，最值得中国参考学习的两个榜样，一个是新西兰——“成功地把原本产自中国的猕猴桃经过最先进的农业技术改造，转换成行销全世界的新西兰奇异果，而且在中国的竞争者奋起直追的情况下，投入大量资金在确保无杀虫剂残留上，从而在日本这样的重要市场维护了新西兰奇异果超级水果的高级形象”；另一个则是日本——“在蓝莓的超级光环逐渐暗淡后，以日本明治制果株式会社为代表的日本本土企业成功打造了黑加仑这一新的超级水果品类，如此确保了超级水果的持久热度。”

　　很显然，在这个方向上，中国水果要走的路还很长。

　　超级水果背后的证据角力

　　主笔/鲁伊

　　搜索与超级水果相关的科学研究，杰弗里·布鲁博格(Jeffrey Blumberg)或许是最频繁被引用的几个科学家之一。他所在的塔夫斯大学(Tufts University)美国农业部人类营养研究中心抗氧化物研究实验室，是“ORAC(氧自由基吸收能力)”这一被视为超级水果评判标准的检验规范的制订者。而“蓝莓的抗氧化能力比草莓高40%”、“蔓越莓的抗衰老效果是苹果的几十倍”这些网络上流传甚广的说法，追根溯源，有据可查的，大多源自布鲁博格负责的研究团队所发表的测算数据。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布鲁博格本人，却是“超级水果”这一概念的坚定反对者。2006年，当本刊记者作为奈特学者在波士顿学习时，就曾亲耳听过布鲁博格的抱怨：

　　“我痛恨超级水果的说法，好像哪一种水果就比其他的更好些一样。水果世界，众生平等，所有的水果都一样好。”4年之后，再度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布鲁博格表示，看过这些年层出不穷的众多与超级水果相关的研究之后，只是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布鲁博格的核心论点在于——“你不是一支试管。”

　　直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关于食物抗氧化能力的实验，其原理都大同小异：把水果或蔬菜打碎，放进试管，加入特定的试剂，然后观察到底有多少自由基被清除掉。依照近半个世纪以来在生物学界得到比较多支持的“自由基假说”，氧在人体内代谢形成的自由基，是一种可以破坏其他分子结构、使细胞受损，进而导致衰老和各种健康问题的“坏东西”。根据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原理，在试管里能够强力杀伤自由基的抗氧化物，自然也就是对健康有益甚至多多益善的“好东西”。根据布鲁博格的实验室所得出的数据，100克蓝莓的ORAC值是2400，橙子却只有750。这就意味着，在试管里，蓝莓是比橙子强大3倍的自由基杀手。

　　但是，假说毕竟只是假说。“在临床上，至今仍未观察到食物的‘总体抗氧化能力’与人的生理反应或健康状况有任何显著联系。”布鲁博格对本刊记者反复强调，“无论是ORAC，还是DPPH、FRAP、TEAC这些类似的抗氧化能力检测法，都没能考察一些最关键的指数，比如食物和饮料中的抗氧化物在肠道中的吸收状况以及它们被新陈代谢的方式。”这其中的道理，其实不难理解。“一种水果可能含有更多的抗氧化物，但另一种水果中的抗氧化物却更容易被肠道吸收，这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布鲁博格说。不久之前，《自然》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结果便显示，由于缺乏日本人肠道中所特有的一种吸收利用海藻类食物所必需的酶，欧美人即使改为与日本人一样的膳食结构，很可能也无法从中获得预期的健康益处。

　　更何况，食用方式也会对水果的抗氧化物含量产生显著影响。果皮和果核是水果中抗氧化物含量最高的两个部分，但在实际生活中，很少有人会将它们吃掉。西班牙穆里希尔大学食品科学系的弗兰西斯科·巴贝兰(Francisco Barberan)进行过一项研究，同样是每日摄取750克新鲜蔬果(桃子、葡萄、生菜、菠菜、橘子)，选择不同的品种，削皮不削皮，便会令多酚类抗氧化物的摄入量相差5倍(960毫克vs180毫克)。此外，为了抵消抗氧化物天然的酸涩味道，以超级水果为卖点的加工食品常常会添加额外的糖。“把蓝莓放在高脂肪、高糖、高热量的乳酪蛋糕上，‘噗’的一下，它马上就变成了健康食品。”美国高丛蓝莓协会的膳食营养顾问鲁斯·罗文博格(Ruth Lowenburg)曾经这样说过。但这种购买赎罪券式的健康之道，早已被证实为有害而无益。

　　“人非试管”的另一种解释，来自循证医学的一个基本原则：一切在试管中进行的离体实验(in vitro)所得出的结果，对于它们在人体内重现的可能，都要抱着审慎的怀疑态度。“想要杀死培养皿里的癌细胞或炎性细胞太容易了，你甚至只需要将恒温箱的温度调高1摄氏度。”一位在哈佛大学医学院从事细胞病理学研究的学者对本刊记者指出。事实上，根据《超级水果》(Superfruits)一书作者、有“莓类博士”之称的保罗·格鲁斯(Paul Gross)的统计，尽管从超级水果这个分类在2004年被第一次提出后已经有超过8000项与之相关的研究项目，但绝大多数研究仍停留在离体研究和动物实验的阶段，真正能够进入临床试验的关于超级水果在人体中的健康效用的验证，数量微乎其微。

　　即使是那些结果经媒体放大轰动一时的人体试验结果，当寻根究底，考察其源头和实验设计方法时，绝大多数时间，也都能发现明显的漏洞。一个典型的例子便是打着“防治骨质疏松”招牌的诺丽果汁。2004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洛克福德医学院的研究小组给5名患有骨质疏松和听力丧失的女性连续3个月每天服用4盎司诺丽果汁，结果证明对她们的症状有所改善。

　　发表在《另类补充疗法杂志》上的这项研究被健康媒体广为引用，至今仍能在搜索引擎上找到大量结果，但“5人”、“3个月”这两个对结果的准确性有重要影响的数字，却在传播中被省略掉了。且不说规模过小的对象人群和为期过短的持续时间本身就会令一项科学研究毫无参考价值，以“症状改善”这个临床试验中最常见的软终点而论，由于受到太多主观因素的影响，便往往并不代表最终的健康益处。更重要的是，在循证医学的发展历史中，出现过许多误将替代终点作为真正终点，从而得出错误结论的先例。“在心血管病领域，有一个著名的CAST研究，设计初衷本来是为了希望证明恩卡尼和氟卡尼两种有效控制心律失常的药物可以降低猝死的发生率，但结果却显示，与安慰剂组相比，服用药物的研究对象死亡率高达3倍。”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医生、《医师报》副总编杨进刚对本刊记者说。

　　而在与超级水果有关的健康研究中，恰恰充斥着这种不那么靠谱的软终点和替代终点。这便解释了，为什么超级水果概念的制造者们在多年投入巨额的研究资金之后，真正被严肃医学界和营养学界认可的“圣杯式研究”——一种为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或欧盟食品安全局(EFSA)所认可的、经证实对促进健康有直接作用或对于改变疾病进程有特殊效果的超级水果产品或成分——至今为止，却依然虚悬。“所谓超级水果，只是广告和市场宣传概念，并非科学术语。事实上，无论是正统科学界还是政府的监管部门，抑或是官方公布的营养推荐策略，都从来没有证实过超级水果这个定义。”布鲁博格表示。

　　不过，在席卷全球的超级水果大战中，布鲁博格的声音显然过于微弱。“在这个互联网时代，75%到80%的网民从网上查找健康信息，75%的慢性病患者在接受调查时表示，此前的治疗决定受到了网络搜索结果的影响。”杨进刚说。即使不将那些故意编造出来的或是以讹传讹的虚假健康信息包含在内，就网络信息传播本身的特性而言，便决定了它的片面和不够准确。“健康媒体，尤其是健康网站，需要好消息、短消息、结果确定的消息，而超级水果的供应商们手头最不缺乏的，就是这类短平快的消息。”《解读抗氧化物争论》(Understanding the Antioxidant Controversy)一书如是写道。在这一点上，公众和媒体的兴趣，很难与布鲁博格这一类的中立的学院派科学家所关注的中心保持一致。填补空白的，则是背后有大量产业资金支持、商业化气息浓厚的研究者。“超级水果中，公认种植者在研究领域资金投入较少的蓝莓，美国高丛蓝莓协会每年在蓝莓健康益处的基础研究和宣传推广上的预算，依然高达100万美元。”朱利安·梅乐廷指出。而石榴、蔓越莓、诺丽果这些市场上大获成功的超级水果，以及坚果类中的“超级坚果”美国大杏仁，铺天盖地的“科学宣传”之后，都是金钱之手在发挥着力量。

　　尽管来自科学界的声音纷繁复杂，但无论是布鲁博格还是格鲁斯，一个共识是，如果对超级水果的宣传真的可以让人们把更多的水果放进自己的购物篮，除了钱包会因此而变得瘪一点之外，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毕竟，大多数超级水果在给人们带来的感官愉悦、新奇感和方便性上，都要胜出传统水果一筹。”梅乐廷表示。

　　但值得警惕的是，在超级水果的市场构成中，新鲜食用的超级水果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最大的一块份额在于果汁，而抗氧化物补充剂则是一个在酝酿中等待爆发的百万美元级别炸弹。“大量科学证据显示，以新鲜水果的方式大量摄取抗氧化物很安全，很健康，而且不会有过量的危险。”布鲁博格对本刊指出。但以营养补充剂的形式摄入抗氧化剂，则是另外一回事。

　　“事实上，维生素C和维生素E都是人体所必需的重要抗氧化物，而且早已有科学界公认的研究表明，维生素C和E缺乏会导致生理功能受损。然而，也有综述性的研究显示，以补剂形式大量摄入维生素E会带来健康风险。”布鲁博格说。这种过犹不及的经典例子，便是著名的类胡萝卜素和视黄醇疗效试验(CARET)和医生健康研究(PHS)。“与服用安慰剂的人群相比，服用β胡萝卜素的人群的肺癌发病率要高出28%。此外，在有2.2万名医生参与的医生健康研究中，补充维生素C或维生素E长达8年未能有效预防非致死性心肌梗死、非致死性脑卒中或心血管性死亡。同时，补充维生素E还可能增加出血性脑卒中。”杨进刚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