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是今夜最高贵的客人”

　　《环球》杂志记者/段博 李想(发自延安)

　　今年86岁的徐金山老人，对《环球》杂志记者谈起1945年8月15日胜利之夜时，记忆犹新：“那时候延安中学有近千名师生，为了省灯油，晚上九点多，我们都已经睡下了。忽然听见外面通讯员摇晃着上下课的铃铛，一边跑一边喊叫，说日本投降了。学生住的地方很分散，通讯员沿着桥沟两里多地来回跑，喊到哪里，哪里的学生就爬起来，都跑出来。他们把扫把倒上灯油，有的学生把不穿的棉衣和被子里面的棉花扯出来，缠在树枝上，也蘸上油，点上火，跑到桥沟镇上喊叫、唱歌。”

　　当时在桥沟里，除了延安中学，还有鲁迅艺术学校和边区医院。两所学校的同学把锣鼓搬出来，在镇上敲打、欢庆。学生们把学过的抗日歌曲唱了一遍又一遍，漫山遍野的火把和声震山谷的歌唱一直延续到凌晨。

　　在延安城里，日本宣布投降的消息引起了更大的轰动。东关、南关这些曾因被日本飞机轰炸而被夷为废墟的地方，挤满了从各处涌来的打着火把、连唱带跳的人。城里比较繁华的市场沟附近，商贩不再做生意，把瓜果塞到游行者的手中，免费送给大家吃，大家也顾不上吃。从桥沟到杨家岭，十几里的道路上满是游行的队伍，大家欢唱着前进，和秧歌队融在一起，没有章法地扭着、走着、笑着、唱着。

　　在大街上，庆祝胜利的人们高唱着“前进、人民的解放军！解除敌人的武装，去恢复交通和城镇！坚决、大胆、迅速向前进，谁敢阻挡，就把他消灭得干干净净”的歌曲，抒发胜利的喜悦。美军观察组闻讯后也乘汽车赶来，随着群众跳起秧歌来。

　　在群众极度的欢呼声中，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也赶到新市场，与军民共庆抗战的胜利。游行的群众一齐向他拥来，用手捧起大海碗向这位抗战功臣敬酒。彭大将军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并接过一碗酒，深情地说：“我接受大家的酒，让我们一起，为那些死难的抗日壮士和为中国独立自由而献出宝贵生命的国际友人献上这碗酒吧！”说完，双手托碗，将酒洒在黄土地上。

　　狂欢的人一直闹到天亮才散去。天亮之后，还沉浸在欢乐中的人们顾不上休息，聚在街头巷尾议论胜利的消息，在门上挂起红灯——这是当地人迎接新年的礼数。徐金山老人回忆道，延安中学的窑洞教室里，黑板上写着大红的喜字，师生们无心上课，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展望胜利后该怎样继续革命、努力生产。连续几天，全城都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

　　延安军民满心喜悦迎接胜利的消息，并不仅仅因为这里是革命火种燃起的地方，更是因为满怀对日本侵略者的刻骨痛恨。从1938年开始，每月数次的轰炸，已经将延安的旧城区全都摧毁了。仅第一次轰炸，延安城中就有上百人死亡。因为缺乏遮蔽，当地居民甚至不敢在城区里走，只能在凤凰山上挖通山洞，才能从西沟走到市场沟。

　　如今这条山洞已经被宽敞的隧道取代，汽车可以畅行其中。在当年人们庆祝胜利的那片荒滩上，原先的戏楼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巨大的体育场。曾经的废墟，现在拔地而起的是一座座高楼，街上行走的人享受着和平与安宁带来的幸福。

　　得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后，《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庆祝抗战最后胜利》的社论，诗人艾青、作家萧三等人也发表了讴歌抗战胜利的诗作。艾青在《人民的狂欢夜》中写道：“欢乐是今天夜晚最高贵的客人”。是的，欢乐也是那一夜延安人民心中唯一的主题。

　　战时陪都：千年未有的热闹

　　《环球》杂志记者/王晓磊 廖云路(发自重庆)

　　1945年8月14日晚，重庆《新蜀报》记者任浪萍得到了日本将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强忍高烧，奔上渝中区街头。

　　街上已是“千年未有的热闹”，卖号外的报童满街飞奔，累得发喘，一张号外卖到三百元。给五百或一千元的，报童因无暇找补，宁肯不做生意。争买鞭炮庆祝者挤、打、吵，宪兵警察也无法维持秩序。市民丢着帽子，高兴地狂喊“日本要投降了，安逸！”

　　任浪萍奋笔记录，书就一篇《像爆炸了的陪都 几天来充满狂热》，洋洋数千言，刊在了次日报上。旁侧一并刊有两则重磅消息，一则是“英太平洋大批舰队将急驶远东英属地”，另一则是“苏军水路作战部队两处登陆南库页岛”，大标题用粗黑宋体印成，恰如一幅庆功的对联。

　　描述完眼前的热闹景象，任浪萍意犹未尽，忍不住直抒胸臆：“咬牙苦干，撑到今天，焉得不掷笔狂笑？”

　　令人窒息的胜利前夜

　　事实上，在当时的陪都重庆，一般市民百姓的生活难称如意，大都在昂贵物价、简陋住房下挣扎着度日。受战争影响，兼之部分官商勾结，囤积居奇，法币贬值，市民购买力差，米、肉、糖、菜、布等都供应不足。

　　今年83岁的重庆江北县洛碛镇人白并沂告诉《环球》杂志记者，家边茶馆里常有人喝茶听戏，没钱的便在门外蹭戏听，但都不敢谈时局。“茶馆里贴着纸条写着‘休谈国是’，人们一般不敢谈国是，否则有可能被捕”。

　　战争的阴霾笼罩着陪都，几年来警报频响、一日数惊，夜里灯火管制、恐惧难眠。1938年春至1943年夏，侵华日军对重庆进行了二百余次轰炸，市民罹难11889人。大轰炸幸存者卢贤柏老人告诉记者，自己的父亲就被日军飞机炸死在渝中区江家巷。

　　随着时局的好转，人们精神逐渐振奋，难免要在街头巷尾议论战争消息。尤其是一些从外地流亡来渝的人，盼望抗战胜利、早日还家的心情格外迫切。白并沂告诉记者，到了1945年，大伙已坚信抗战必胜，天天等待好消息，却又怕形势会有反复，喜忧参半，令人窒息。

　　临近胜利前不久，不时有日军要投降的消息传来，然而经历了多年战争苦难的市民仍不能完全放心。任浪萍记录道，人们欢庆通宵后，第二天打开报纸一看，仍然没有“无条件投降”的确切消息，心里不免抹上一丝忧虑的暗影。有人摇着头说“不要忙昏了头，国内日军还未缴械，东三省尚在打仗，太平洋海战正在汹涌冲向东京，待日本正式投降签字后再来庆祝吧”。

　　压抑已久的爆发

　　随着日本无条件投降日益临近，被战争的苦难压抑已久的心灵终于爆发。

　　第一个庆祝高潮出现在8月9日。亲历者陈宛茵回忆说，9日晚8时，听说原子弹轰炸广岛、长崎，日本将要无条件投降，自己兴奋地去市中区参加庆祝胜利大游行，来到今天重庆解放碑的前身“精神堡垒”，那时它尚是个黑色的四方形炮楼式木结构建筑。

　　但见万头攒动，彩旗飘扬，人们互相拥抱着、捶打着，把帽儿和旗子抛向天空。同伴的老父激动地无法睡眠，独自在院中吟哦“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的杜诗。

　　在任浪萍的眼中，接连几天，“精神堡垒”已被挤成了人肉的堡垒，吉普车无法前进，男女市民相拥，不管是否相识，都热烈伸出手来紧握，甚至互相拥抱。鞭炮从六层楼的洋房上放下来，像千百根火蛇在街心跳舞。美国新闻处大卡车从两路口开出，见市民高跳高呼，美国兵也跳下车来助兴，可是却跳不上车了，因为已经爬满小孩。小什字有三位盟军，手持酒瓶，且唱且走，发现酒馆内有中国人对酌，便欣然加入，以酒瓶对准一老者的嘴巴狂灌，酒完出门，大呼痛快。

　　任浪萍写道：“磁器口一露宿的瞎眼叫花，闻得鞭炮声，忙问啥事，知是投降的消息后，他便抛去破碗竹杖，作疯狂的吼叫。乱吼乱跳一阵，附近水果摊被他踩翻好几处。要是在平时，叫花真是凶多吉少。但是摊贩不仅不发怒，反去抱着叫花，喊：‘安逸’。”

　　随着利好消息频传，除了一些当初囤积大量百货牟取暴利，如今战争胜利、物价大跌，又被迫“忍痛廉价打八折”“空前绝后大拍卖”的商店老板外，陪都几乎人人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千年未有的热闹”

　　8月15日，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掀起了又一个庆祝高潮。

　　白并沂回忆说，他当时因准备考重庆五里店工业学校，住在位于华新街香国寺的哥哥嫂嫂家。15号是大晴天，艳阳高照，大约早上9点，在家里听见报童飞奔狂喊：“号外、号外，日本正式投降了！”那份号外只是一张“纸条条”，字数不多，就几句话。

　　鞭炮声中，大家奔走相告：“日本投降了！”“抗战胜利了！”中央社内短而狭的灰墙上，贴出了“日本投降了”的巨幅号外。几位记者驾着三轮车狂敲响锣，绕城一周，向市民报告日本投降、抗战胜利的消息，满街的人流狂欢拍手，被当时的新闻记者称为“千年未有的热闹”。

　　学生们也加入了庆祝队伍之中。15日中午，在九龙坡区国立交通大学(现上海交大)念书的尹准参加了学校特别召集的“打牙祭”，几百人聚集在大食堂举杯畅饮，欢庆胜利。盘中有“瘦肉狮子头”，由于是圆圆的肉丸子，被学生们取名为“炸鬼子的原子弹”，花菜则被亲切地叫做“抗战胜利之花”。

　　狂喜的学生甚至无心上课。当时的《世界日报》刊发了一篇《胜利声中小插话》，其中写道：“胜利消息冲昏了头脑，各大中学学生读书无心，有的索性离开了学校，急于还乡，此事急坏了教育部，已发出通令，勉安心上学，各级学校照常上课。教育部以兹值胜利降临，各校员生于欢欣鼓舞之余或有还乡之意，难免影响教学。特规定仍按规定日期开学上课，保证正常状态。”

　　狂喜之中，一些令人难忘的镜头，长久地深印在当事人心里。

　　任浪萍回忆，当时有一位疯子老太太，横冲直撞地走来，一手拉着他的头带，一手摸着他的面部，兴奋地喊：“幺儿，你也回来了！”把他当时弄得怪难为情，好不容易才脱身走开。据旁人说，她的独子出征，老太太八年都在疯狂中度过。

　　“我永远忘不了两个日子：一个是1939年5月4日下午，我父亲被日军飞机炸死；另一个就是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重庆大轰炸幸存者卢贤柏老人说，71年过去，当年陪都的面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但抗战胜利时的场景仍永存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