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直以来在呐喊，世界误读了我们。我们一直以来也在反思，中国误读了世界。但是，我们也许还未充分地扪心自问，是否，我们误读了自己。而误读的根源，或许就在于“国民心态”上的一些“毒源”。

　　误读与误毒一字之差。误读是一种常态，因为“误毒”无处不在，如一种病毒潜藏在每个人的体内。不承认、不反思自己身上的“毒”，我们就将继续误读中国，误读世界。

　　自我迷恋的“毒源”

　　中国发展出了可能是全世界独有的自信。这种自信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民族血液中本来没有的自大和自傲，正在像毒品一样逐步侵蚀我们的理智、污染我们的内外环境

　　【作者】叶海林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巨大成就，在使我们享受到了前所未有丰富的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几乎不可避免地让我们沾染上了前所未有严重的“骄”、“娇”二气。

　　全世界都在“误读”我们？ 

　　我们不再“谦虚”——首尔算什么？东京又怎样？连纽约巴黎都快输给咱们的北京上海了，至于罗马和莫斯科的幽远风情，算了吧！我们才不在乎呢，其实连西安和昆明都拆了重建一遍在我们看来也没什么。

　　我们不再“含蓄”——即使是我们在为“和平崛起”辩护的时候，亦往往是照本宣科把“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之类的理由念上一遍，别人有没有听进去，我们不知道，好像也不太在乎。

　　我们也不再“容忍”——谁敢批评我们，我们就算不当场翻脸，也会在国内媒体上刊登大段文章指责别人发出“反华”妄言。

　　别人说我们咄咄逼人动辄“展示肌肉”，我们说别人不承认我们已经崛起这一既成事实；别人说我们战略意图不透明，我们说别人搞不懂什么叫作“韬光养晦”；别人说我们应该更加注意环境问题，我们说别人刚污染完了地球就来对我们正当的发展权利指手画脚实在虚伪……近年来我们已经养成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全世界都在误读我们。

　　诚然，在中外互动中，“外面的世界”既无知有时也确实充满恶意，但我们自己真的毫无问题吗？就算我们在意图上确实毫无问题，态度上呢？我们多数情况下的态度对于我们澄清别人的误读是起积极作用还是产生消极影响呢？要消除别人故意或者无意的误读，用更高的调门回击是不是最好的方式？

　　当然，这绝不是说我们在面对非议非难乃至刁难时应该沉默不语或着笑脸相迎，我们应该勇于发出声音，敢于面对争执，乃至善于“以牙还牙”，比如在南海问题上，当我们面对两个从前不共戴天的敌人的联手发难时，毫不含糊地回应就是我们最好的甚至是唯一的选择。

　　“毒”源于自以为是的“独”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多数情况下，我们在应对外界的误读时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硬，而这种强硬的背后是我们在三十年高速发展后形成的对自己独特性的心理认知。悄然间，我们对自己主要成就的自信逐渐变成了对全部变化的自信，甚至是自我迷恋。

　　在国内，我们认为能够靠警察和拆迁队同时保证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我们相信我们的环境和资源能够无限制地为经济奇迹提供物质基础，我们甚至相信会毒得死鱼的水对人无害。我们开始相信自己是独特的——既然只有中国能在30年里创造出如此令人震惊的经济成就，那就一定存在着我们现在只是还说不清道不明的“中国模式”。

　　相应地，在国际舞台，我们大力宣扬中国能实现和平与崛起的并行不悖，甚至开始执拗地要别人放弃“强者必霸”的逻辑，改信我们的善意——尽管400年来的国际关系史记录的是全然不同的内容。

　　实际上，我们实现“崛起”的方式并不特殊——我们没有发明经济特区、没有创造出服务外包、没有首创强政府强市场的二元模式，连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也不是我们在历史上最先提出的。今天中国赖以成功的许多东西别人早就提出过，只是我们做的“最好”罢了。而这个“最好”实际上既隐藏着巨大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也是建立在高昂的环境成本上的。

　　我们的“独特性”并无多少实际支撑，而我们却发展出了可能是全世界独有的自信。这种自信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民族血液中本来没有的自大和自傲，正在像毒品一样逐步侵蚀我们的理智、污染我们的内外环境。今日中国社会内含的许多“毒”实际上就是由于我们自以为的“独”造成的。

　　我们在心理层面认为自己是独特的，但实际上我们所走过的道路相较他者并不特殊，我们不断扩展的利益也要求我们用和别人相去无几的手段进行维护。认知和现实的差距导致我们在面对质疑时更不愿意用客观的事实说明和耐心的逻辑阐释来澄清，而往往倾向于强调自己的特殊性从而导致在获得心理满足感的时候失去了外在说服力。

　　然而，这只是“独”之“毒”的一个方面而已，很可能还不是影响最深远的方面。我们对自身独特性的迷恋正在使我们养成凡事都要走捷径的习惯。既然很多事情“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得到”，那么就意味着我们能避免曾经并在继续困扰别人的许多问题，别人为现代化而支付的代价我们可以不付、别人不堪重负的环境成本我们可以满不在乎、别人遵循的地缘政治逻辑我们可以超脱其中、别人说出来大家都不相信的主张我们却相信我们说出来以后大家都会相信——仅仅因为我们是我们，而不是别人。

　　“解毒”需要自信，绝非自大  

　　要治疗这种“毒”其实并不困难，只要我们肯承认自己并不独特：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有些我们能做到，比如我们能修起三峡开通天路，有些事情我们也做不到，比如我们无法在超越环境承载能力的条件下实现“保8”，我们也无法在贫富分化超越公众忍受力的情况下维持社会稳定。

　　归根结底，我们也不过是地球上的一个国家罢了。我们可以自信，却不能自大，或许面对其他地球村成员，我们有时候难免自大一点点——考虑到实力对比和发展趋势，这种“自大”或者说过于自信的基础并不全然虚妄，但我们在面对自己脚下的大地和身边的同胞乃至人类发展的规律时，却来不得任何一点自大。我们必须尊重规律，承认中国的发展在任何时候对内对外都是有条件的，我们对内不可能无条件地透支社会和自然成本，也不可能对外无条件地同时追求崛起与和平。

　　【作者简介】叶海林，中国社科院国际问题专家。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毕业，获法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政治室副主任、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中心秘书长。著作有：专著《巴基斯坦——纯洁的国度》，译著《空间战争》等。

　　大国地位，弱国心态

　　“中国有超级文化内涵，是一流经济大国，二流政治心态，三流国民素质。”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但是发人深省

　　【作者】杨锐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二十二年的电视对外宣传实践和国际交往经验让我明白，如果强行把世界分成东方和西方，我们不免陷入冷战思维；如果认为我们的价值观不存在普适性，一味强调国情，外界对我们体制的怀疑会加深。

　　到底谁在误读？是西方习惯戴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居高临下地耳提面命？还是我们基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一味沉湎于殖民史的伤痛中，在悲情中强调走自己的路，顽强而执着地追求民族复兴的梦想？

　　与大国地位不符的心态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取得了三十年的高效发展。大部分中国人迅速摆脱贫困进入小康，中国、印度、巴西和其他新兴市场的发展进入快车道，这让强调民主必须与市场经济联袂的“华盛顿共识”黯然失色。

　　不过，与之相对的“北京共识”的设计者应该明白，由于缺少制度设计的监督，我们的干群矛盾日益突出，腐败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重点。

　　中国已经很深地融入国际社会，反之亦然。国际交往中，价值观的碰撞已经成为日常交往的一部分。特别是应对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和危机公关处理方面，中国人在成长，在成熟。但是，事关国家安全，比如新疆和西藏的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我们的谨慎成为了发达国家批评的目标。

　　谨慎是国家外交的性格之一。而关于国民性，我们一直在回味鲁迅弃医从文的社会背景和人文境界。我们文化上有糟泊，如对腐败的宽容，过于强调家长式的宗亲家族的亚洲体制；我们的经济大而不强，我们的部分先富裕起来的国民富而不贵，精神生活贫瘠，缺少社会责任和基本良知，法律意识淡薄；但是，某些所谓政治和商业精英又缺乏政治自信，导致近两年精英阶层的巨大流失，表现为向国外移民数量的剧增，和无形财富的流失。

　　有这样一种观点，将上述现象归纳为：“中国有超级文化内涵，是一流经济大国，二流政治心态，三流国民素质。于是，国人在文化上自恋，经济上自负，政治上又有些自卑。”

　　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但是发人深省。

　　缺乏大国的优雅和从容

　　人性的弱点不以现代化论成败和高低。在教育程度非常发达的国家，种族偏见和基于和物质发达水平上的优越感都会导致人们在审视新生事物时带有偏见、嫉妒甚至恐惧。这些都会导致观点的不全面、客观。这还意味着，我们始终是自己的价值观、经历、背景和受教育方式的人质。我们被这种种必然驱使着，奴役着。

　　有许多善良的理想主义者认为，中西方的冲突(这是冷战的思维方式)归根结底是价值观的纠结，和对发展模式的认同差异。但是，我们永远都不会忽视，中国从1949年站立起来到今天，地缘政治的残酷始终与我们若即若离。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变得既时髦又尴尬的今天，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是除了以上所有逆差之外的决策者们的共同心病。对此，精英意识与草根心态有很大差距。只是，后者的民族主义情结又具有某些历史的弱者的相似。精英和草根都缺少一个真正大国的优雅和从容。

　　左手捧鲜花，右手握利剑

　　发展的现实性、政治的实用理性让我们保持对转型时期社会稳定的高度警惕。贫富悬殊、多民族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泛媒体监督和透明度的口号下，在中国和新兴市场步入世界中等收入队伍，在中产阶级不断成长壮大和维权意识不断高涨的今天，到底我们的相互认知的逆差扩大还是缩小了？我们徘徊在理想和现实之间。

　　看来和谐只能是针对体制的公正，和悲天悯人的奢望。国际社会间的国家利益是我们判断到底人类只是出于高尚的目的进行心平气和的辩论？还是出于偏见，正在从误读走向“误毒”，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是《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以来人类的共同尴尬，发展中国家的弱者自我保护意识就有了时代的特色。

　　今天我们重新“解毒”什么是误读，是因为，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世界里任何一方都无法超越上述现实的羁绊，但是我们需要建立对这种必然的共识，也就是对全球化时代国情必要性的理解的共识，但更需要对人类共同的理想保持敬畏，减少社会转型的风险和阵痛，规避后代对我们的批评和谴责。

　　将理想和常识混为一谈的人，客观上就是误导和毒害，也就是误毒。但是模糊也是一种智慧。我们需要谨慎，“误毒”这顶帽子需要量身定做，需要导购。我们在向优秀的对手学习的时候，应该左手捧着书本和鲜花，右手紧握利剑，枕戈待旦。

　　这一点，我们必须旗帜鲜明，毫不含糊。

　　【作者简介】杨锐，CCTV英语频道主持人。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获英美文学和国际新闻双学士学位，英国威尔士大学大众传媒专业硕士。现任中央电视台《今日话题》主持人和制片人，英语频道“时事评论工作室”总制片人。

　　我们为什么拒绝聆听批评

　　【作者】杜平

　　中国不少政府官员和普通民众，在面对外国人的批评时容易动怒，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有理说不出、有理说不清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中国开放国门三十多年了，中外交往中彼此的无论批评还是赞赏其实都是常态中的常态，但这么多年来，中国人对于外界的赞赏依然有几分无所适从，而对批评则不乏“跳将起来”之举。

　　过度敏感暴露内心的脆弱 

　　记得我多年前当驻外记者时，国内编辑部很喜欢驻外记者采写的外国人赞扬中国的稿件，无论是报纸文章中的片言只语，还是少数友好人士口中的溢美之词，凡是这样的稿件都会受到重视。久而久之，前方记者也就形成了思维定势：只要看到某篇社论、某篇文章中有一两句中听的言论，基本上都会自觉地将之编成新闻。

　　只愿意听好听的，对不中听的话听而不闻，这种态度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我们经不起别人的批评，一旦受到外界的批评时，我们就会显得过度敏感；过度敏感的反应，暴露了我们内心的脆弱；而脆弱的内心，又使我们无法做出足够有力、且不失分寸的反击。

　　长期在国外生活，我所听到的对中国的批评远远多于国内人所听到的，也更为直接。即便不是批评，但若对方的话在我们看来不符合中国的真实情况，我们就会感到被故意冒犯。

　　记得好多年前初次在国外，有位陌生的英国人好心地让我搭他的便车，上车后他随口问道：“你来自哪个中国？是大陆中国，还是台湾中国？”我当即就像外交部发言人那样严肃地纠正道：“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听到我义正辞严的口气，那位英国人极度尴尬，连忙表示歉意。直到后来，我才慢慢体会到，他并非是像我所想想的那样，故意要鼓吹“两个中国”，而只是为了用这种说法来区别大陆和台湾的地理概念。

　　我相信很多读者有类似的经历，听到此类言语时会立即绷紧敏感的政治神经。我举这个不太贴切的例子，在于要说明，我们在面对外界批评时，之所以容易愤怒和冲动，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政治神经通常比较发达。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使我们在政治上比其他国家的人都更成熟，都更为敏感。因此，即使他们的批评只是出自个人的理解，并非恶意，我们通常都会自然而然地把它上升到政治层面去看待，总是怀疑对方是否有不可告人的动机。

　　有理说不出的困境

　　外界对中国的批评有好多种。在民间层次，有些批评是来自于对中国的无知和偏见，有些则是受到当地媒体资讯和舆论的影响，有些则是出于真诚的善意。在政治层面，少数外国政府确实是出于政治目的对中国进行恶意中伤和指责，某些媒体的批评也是为了配合本国政府的外交日程。

　　对于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别的批评，我们的反应也要有所不同。除了那些出于政治目的批评和指责之外，对其他层面的批评，比较适当的反应最好是平心静气地与之讨论。不过，说易行难。跟批评自己的人进行有意义的互动，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远远难于用激烈的言辞予以反击。

　　以我个人的经验看，当别人用他们所知道的部分事实来批评中国时，我们若要试图说服或驳斥，那自己就必须首先掌握更多的事实和知识。换言之，若要证明他们对中国的批评是错误的，我们自己就必须比他们更了解自己的国家。如果对自己的国家不很了解，我们反而会显得理屈词穷，因为不能用事实和道理去说服别人。

　　这样的情形，我曾经见识过不少次。比如，在一个学术场合，有外国学者批评中国军事现代化对周边国家构成了威胁，把中国希望建造航空母舰的意图等同于中国企图扩张海上霸权。对于这种先入为主、毫无根据的指责，参加研讨会的一位中国学者显然很生气，但却不能用扎扎实实的事实和道理予以驳斥，只是再三重复中国“和平发展”、“和谐海洋”、“绝不称霸”的口号。

　　在这种场合，只是强调官方的政策显然是不足以说服别人的。有效的方式，就是要运用充分的事实，冷静而大度地进行说理。很多中国人，包括政府的一些官员和普通民众在内，在面对外国人的批评时之所以容易动怒，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有理说不出、有理说不清。

　　要容忍和乐于聆听人民的批评

　　至于来自外国政治层面的批评，中国政府当然必须要坚决反击。但是，笔者也必须坦率地指出，虽然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对外界批评的反应模式已经大大改进，但现在依然存在着很大的改进空间。

　　所有人都必须承认，站在前台向世界发言的政府官员，对国家政策的深入了解和准确把握是不容置疑的。可是，要有效地应对外界的批评，绝不能只依赖人们维护国家利益的政治立场，也不能只是指望官员理解政策的水平。在中国与国际社会日益融合的今天，政府官员应该善于使用国际主流社会易于接受的表达方式和说理方式来维护自己国家的形象和利益，不能继续拘泥于几十年来一成不变的宣传方式和八股语言，否则就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

　　不仅如此，政府还必须在自己的人民中建立经得起检验的公信力。只要获得本国人民的信赖，外界的任何批评，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无论多么尖锐和恶毒，都是枉然的，都不值得大惊小怪。

　　而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就必须首先容忍和乐于聆听人民的批评，同时也要允许自己的媒体通过诚实、公正和客观的报道与言论来建立公信力。在应对外界批评时，这两者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作者简介】杜平，香港凤凰卫视评论员。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主修英语语言及英美文学，后攻读国际新闻。曾任《联合早报》社论主笔、言论版主编。2006年受聘为郑州大学兼职教授。

　　跨出悲情，重塑信仰

　　【作者】张颐武

　　二十世纪的中国有异常深沉的民族悲情，也带来了一种文化的“仰视”西方和“俯视”西方的矛盾性的状态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钱钟书先生有一个“模糊的铜镜”的比喻来形容我们对于自己或别人对于我们的观察。这个比喻是说我们看自己或者别人看我们往往都并不是一清二楚，一目了然的，而是“晦昧朦胧的状态本身正是某种处境的清楚不过的表现”。于是所谓“误读”或“误毒”就难以避免。

　　误读之源：精神观念受强烈冲击

　　在今天，我们经常存在着一种对于中国状况的两面性的看法：一面是我们自己经常对于中国的许多状况有诸多困惑和批评，常常用西方的状况来对照我们自己而引发对于我们自己的不满；另一面我们也往往对于一些来自外部的批评非常敏感，很容易认为这是“辱华”等等。

　　这种态度也有自己的合理性，因为一方面我们确实能看到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不少问题，另一方面外部的批评中也确实有相当多的偏见和扭曲。但我们确实也存在自己对于中国的状况常常相当尖刻，却不允许“外人”批评的状况。而西方的舆论对于中国的看法也存在这样的矛盾性，一方面认为中国的发展使人惊叹，认识到了中国的分量；另一方面却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压抑的社会，还是一个刻板僵硬的社会。内与外，我与人，误读和误毒都是当下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也给我们造成了诸多的困扰。

　　这样的情况其实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中国近三十年的高速发展是人类历史上少见的。中国的崛起是一个异常迅速的过程，三十年来中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其“突然性”和“急剧性”。其“突然性”在于在“冷战”后期和“后冷战”的全球进程中，许多人并未预料到中国的异军突起，高速发展；而其“急剧性”在于中国的崛起和世界格局的重组都有变化迅速，对于我们的精神和观念构成冲击的特点。

　　中国人追求富强和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努力如此深刻地改变了世界，也是出人预料的。因此，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可以发现我们自己的视角和观念并不能完全适应这样的过程，同时世界也并不能完全适应这个过程。尤其在今天，中国的发展已经为世界所瞩目的时刻，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学习”和“适应”成为一个影响全球历史进程的大国的过程之中，世界也在“学习”和“适应”中国的发展所带来的变化。这两个过程和中国的发展的进程一样都还远远没有完成。因此，我们自己和别人对于我们的看法都往往雾里看花，产生了诸多困惑和问题。

　　超越误毒：将中国放置在世界的坐标中

　　在这里，我们自己所需要的是告别二十世纪的悲情，重新获得一种文化的自信和自觉，而世界也需要在新的历史高度上重新了解中国。二十世纪的中国有异常深沉的民族悲情，中国的积弱和贫困给中国人带来了争取富强的坚韧的努力，也带来了悲情和痛苦的记忆。这些仍然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当然也带来了一种文化的“仰视”西方和“俯视”西方的矛盾性的状态。这种状态在今天仍然深刻地影响着我们自己。

　　但在今天，中国已经告别了二十世纪的历史，我们已经站在了新的平台上，我们就已经有机会一方面修复在我们的高速发展中感到困乏的诸多精神性的因素和建构更高的价值，另一方面以更平和和更开阔的心态理解世界和我们自己。如果说，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所希望的是“走向世界”，那么今天我们就需要理解“在世界中”的新的状况为我们带来的新的挑战和机遇。这就需要深刻地认识我们所具有的文化能量所在。

　　构建新的文化能量，超越精神和文化层面的误毒，重塑民族信仰，就需要放置在世界的纬度和中华民族的历史经度交织而成的坐标中去寻找：一是中国文明的历史连续性。中国文明是人类文明中从未中断过的具有着完整连续性的一个伟大的文明，中华文明虽然经过无数的危机和困难，但从来没有中断过。二是现代中国人争取繁荣和富强的历史过程中有价值高度。在中国现代历史中中华民族从来没有欺负过人，而是和“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新中国发展的前30年虽然我们有失误和困难，但中国人无私助人、无私地与第三世界的人民一起奋斗的历史，仍然给我们留下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三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创造了快速发展的新的大平台，而这些大平台是中国发挥软实力的基础。这些历史的文化资源都需要在一个“中国梦”的新的平台之上加以展现。这些都是我们获得一种文化自信和自觉的必要的历史的来源，而这些一旦和中国今天的年轻一代结合起来，我们在急剧发展中的精神困扰会在新的高度上得以超越。

　　重塑信仰：在新的历史平台上  

　　不仅如此，我们重塑信仰有一个新时代的课题，这就是需要高度重视“80后”“90后”年轻人的崛起带来的影响。

　　第一，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发生了历史性改变。被称为“鸟巢一代”的中国的80后、90后出生的青年与前人相比，他们在文化上有很大的不同：一是他们表现自我的想像力重于表现社会的生活；二是他们重视财富的分配重于重视财富的积累；三是他们关注人类的普遍问题重于关注中国的特殊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的年轻一代们的价值观念已经发生了历史性改变，一方面他们将来会有更强的国际观念和视角以及更好的修养，同时他们有很多的弱点，如承受力不足、吃苦耐劳的精神不足等；另一方面他们所拥有的表现平台是以往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而这就使没有机会的年轻人在今天会有很大的机会在改变自己的命运的同时改变这个世界。对于他们的状况的理性的认知，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获得新的文化的高度具有重要的意义。

　　铜镜模糊，但思想会不断地更加清晰，中国在世界之中，世界因中国而变。我们需要自觉和自信，需要平和理性地认知世界；而世界也需要以更平和和开放的形态理解和认知中国。

　　【作者简介】张颐武，著名评论家，文化学者。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理论专著有《在边缘处追索》、《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新新中国的形象》、《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等；大众阅读出版物有《思想的踪迹》、《一个人的阅读史》等。

　　锐眼看误读

　　【作者】杨锐

　　我们误读了世界

　　【不是美国太霸道，而是中国不强大】

　　感谢美国为中国的强大和崛起树立了一个有意思的对手。中国每一步的前进都是向对手学习，日本有先见之明。国家的强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要有对手。

　　但是，我永远都会认为，最大的对手首先是我们自己。能够超越自己的国家和个人都令人敬畏。

　　国人需要认真反思，我们自己是否团结？是否有忧患意识？从军事上和经济上击败对手不难，难的是在软实力的建设，以及自身价值观的重建和输出上。

　　【你要对法国大使说什么】

　　西藏不是巴士底狱；鸟巢圣火应该照耀滑铁卢。

　　2008年4月，中国人被法国媒体的不公正报道所激怒，网上呼吁抵制法国货，法国大使马上令其新闻处电话找到我，希望上Dialogue栏目，要发表声明，澄清问题。

　　我要问问法国大使：法国媒体到底在发什么神经？为什么一边倒，不顾事实的全面性和准确性这一最起码的职业准则？

　　不过，我同意采取理性的态度，要在反省自身的同时，采取有礼、有节、有据的方式，稳扎稳打，综合全面理顺我们与西方的关系。

　　爱国，但不能偏激和狂热，不能授人以柄。记住，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处理不好会酿成大祸。

　　中国的和平崛起需要用力、用心，但更要用脑，不能被西方人笑话和找到遏制的借口。两败俱伤还是伤。必要时要忍辱负重，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得不止。

　　我们在误读自己

　　【谷歌事件的各方立场】

　　我理解，许多美国国会里的人权斗士和刻意攻击中国、不能容忍中国崛起的西方人，利用言论自由的口号逼迫谷歌在实行另一套游戏规则的东方国家按照自己的牌理出牌，也算逼良为娼。谷歌的老板如果实在想维护自己的宗教般的圣徒形象，就应该办一个不带任何颜色的，既无红色也无黄色，更无铜臭的宗教网站。它现在这副非驴非马的形象，让我这位经常使用Gmail的中国人啼笑皆非。

　　我理解在谷歌北京总部门前献花的年轻人，也理解民主的圣战者，但是我更理解，中国政府有权排除任何影响中国和平崛起的障碍和企图，不管对方的托词是什么。

　　难怪有网友称中国政府在谷歌事件处理上的低调让人感到厚道。我相信，这是中国的王道，不是美国的霸道，可能是技术官僚在技术上的厚道。

　　【盲目的忠诚和第二种忠诚】

　　我明白，自己有两个意义不同的父母：一个是给予自己生命把自己抚养成人的衣食父母；另一个是赋予我政治生命和荣誉的国家和民族。

　　面对父母，朝夕相处我们总是难免会有委屈。不同的是，在生身父母的前后，我们都会自然地放任自己的情感，任眼泪挥洒，但是在祖国受到伤害、民族尊严受到践踏时，我们是否只能选择把泪水咽到肚子里，沉默地接受一切变故和不公？

　　爱，尤其是面对我们的祖国，怎样表达都不为过，是无条件的。但是，几千年了，我们对祖国的爱似乎只肤浅地理解为无条件的和绝对的忠诚、表现为盲目地呐喊和山呼万岁，哪怕动用战争。我们似乎忽略了成人的深沉而负责任的方式，那就是劝解，甚至是温和和建设性的批评。这是第二种忠诚。

　　我们该有怎样的国民心态  

　　【三十而立的彷徨】

　　三十而立，我们改革开放30年初步实现了人均收入翻两番，提前进入小康社会的目标。

　　但是，冷静想一想，我们其实刚刚“三十而立”。我们的成熟与否还在于是否具有冷静、成熟地处理复杂的国际关系的能力。

　　我们到底是5000年前的孔圣人、150年前的鸦片禁烟者、90年前的五四运动的传人、60年前的新民主主义者，还是30年前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者？

　　提出这些疑虑和不安，本身就说明我们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彷徨、探索，有文化上的自恋和经济上的自大。   

　　【超越自我的奥运心态】

　　奥运期间，我们开放了三个公园让那些想示威的人游行。

　　开放需要自信，自信不等于没有代价，代价是生活和生命的一部分，哪怕意味着生命的终结，但是新陈代谢，生生不息，这是大自然的规律。特别自我的民族能够超越吗？王国的心态和王道文化会让我们谦卑和顺从民意吗？包括国际民意。

　　体育强调一个起跑线，我们听取唯一的发令枪。奥运村里没有酋长，部落文明的余晖只在部分政客的心中。

　　世界性、参与性，以及超越自我，这是我最看重的奥运精神，它检阅我们的民族襟怀和境界，看我们是否成熟和大度。

　　(节选自杨锐的著作《谁在误读中国》，科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