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把国旗升到旗杆顶上时，胡其俊觉得全中国都能看见它。这种感觉并不突兀，因为在那天，新生的政权正度过它第二个生日，胡其俊一定像它的所有拥护者一样，为这个不寻常的日子感到欢欣鼓舞。不过，那一天对这个22岁的普通电工来说，还意味着更多。

　　他“又高兴又害怕”地站在天安门广场的旗杆下，花了两分钟时间升起了一面国旗。这面旗不但宣告1951年国庆节正式到来，也宣告一个普通人个体生命荣耀的开始。

　　时隔59年回顾胡其俊主持并完成的那场仪式，多少会让人觉得有些寒酸。要知道，在当时现场既没有嘹亮的音乐，也没有整齐壮观的仪仗队，甚至也没有人围观，更不会有人来合唱国歌。对那些近期曾在天安门广场体验升旗盛况的人来说，1951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的升旗仪式是很难想像的。当胡其俊扳动旗杆上的开关，看着国旗缓缓滑到旗杆顶端时，太阳已经快要升起来了，广场上十分冷清。

　　从那一刻起的26年里，电工胡其俊便正式成为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手。既没有乐队，也没有掌声，26年里，每当有节假日、盛会和庆典，他都会独自一人用略有些机械的动作扳动开关，在这个国家的心脏升起国旗以示庆祝。也有时候，他还要降下同一面国旗，为突如其来的哀悼渲染悲伤。

　　每当做完这一切后，胡其俊会骑上自行车，穿过大街和胡同，回到家里，或者是回到他那日复一日的本职工作中。他仍然是那个普通的北京电力局工人，领着普通的工资，住着普通的平房宿舍，只在重要的场合才舍得穿上自己的呢子料中山装。他甚至连一块手表都买不起。

　　当他升旗的生涯在1977年结束后，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一切。时代在变迁，许多人开始不远千里地来到天安门广场，只为亲睹国旗升起的那一刻。今天，人们见惯了阵容庞大的仪仗队，也习惯了国旗升起时相伴的国歌声。以至于胡其俊和他那些冷冷清清的升旗仪式，因为年代久远，已经很少再有人提及。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忘了他。比如，一个叫邢华琪的军人在自己的文章和书里，反复讲述着胡其俊的故事。哪怕在胡其俊已经去世3年以后，他仍然坚持认为：如果胡其俊一个人的升旗仪式一直保留到今天，“那将是世界上最动人的升旗仪式”。

　　升旗

　　1951年10月1日那天凌晨，当胡其俊第一次走向天安门广场的国旗旗杆时，广场上的警卫因为从没见过他，好说歹说，就是不让他靠近。

　　头一天晚上，北京电力局政治供电科这个新考进来的年轻人，突然接到领导的任务：从明天开始，由他担任天安门广场的升旗手。

　　当时，对这面镶嵌着五颗金色星星的国旗，人们远没有今天这样熟悉。事实上，在相当长的岁月里，除了一些特殊的日子，天安门广场上并不升国旗，只有当五一、十一、元旦、春节、国内重要会议、重大外事活动或国家治丧的时侯，才会升起或降下国旗。

　　不只是国旗，一名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人曾经回忆说：旗不是随便升的，而是由上面通知，那时候，甚至连广场上的建筑“它们什么时候挂彩旗和亮灯，也都是由上面通知的”。

　　由于升旗的系统是由电力控制，升旗这个差使理所当然地被交给了懂电的人。开国大典上，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按下开关，国旗就升起来，那个开关就是由胡其俊所在的北京电力局设计的。因此，此后升旗的任务就由北京电力局负责。在胡其俊之前，他的同事陈鸿年也曾经担任过升旗手。

　　如今，没有人能说清楚，为什么是胡其俊当选。他的家属们后来猜测，也许是因为他成分很好，人也上进。总之，作为无数枚螺丝钉中的一枚，胡其俊被拧在了这根旗杆下。他在一篇文章里仔细地记下了第一次升旗的紧张感。第一次从天安门管理委员会领回国旗后，他“心里开始七上八下，高兴、害怕，都涌在心里头，一整个晚上脑子里一遍遍地过升旗的程序”。

　　尽管胡其俊心里充满紧张和神圣感，他第一次升旗的经历实在称不上庄严。当时，因为激动而一夜没合眼的胡其俊必须把国旗放下，手脚并用，才能费力地翻过旗杆周围一米多高的汉白玉围栏，进入升旗台。随后，他必须蹬着底座边上的配电器箱盖，爬上两米高的基座，然后小心地挑好站立点，稳住身子，再用铁丝把国旗的旗杆一点点捆扎在升旗杆上，这才能跳下来，喘口气。

　　等东方透出亮光，他把国旗升上去，还要再花费同样的力气翻出围栏，跑到远处去看看国旗的高度是不是合适。看完不放心，还要再爬上天安门城楼，去打量一下自己的成就。

　　不过，尽管有些费劲，据胡其俊事后回忆，完成这一切以后，他觉得“比喝了二锅头还带劲儿”。

　　从此，在完成日常工作之余，胡其俊负责起天安门广场上那面标志性国旗的升降。他在这根旗杆底下爬进爬出，爬了26个春秋。那时候，升旗没有固定的时间。胡其俊甚至连手表都没有，他只能通过清晨的鱼肚白或者傍晚的晚霞来确定大概的时间，遇上雨雪天气，就只能凭感觉。那时候，升旗的现场也并没有那么庄严，有几次，碰上开关恰好坏掉，胡其俊只能用尽全身力气，把国旗用手拉到竿顶。要是碰上有行人凑巧来到周围，胡其俊还得一边升旗，一边回答他们好奇的询问。其中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毛主席当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怎么能把国旗升那么高？

　　因为时间过得太久，又缺少见证者，关于胡其俊升旗的很多细节已经很难追溯了。自从2007年胡其俊去世后，他那些由国旗映衬的故事细节也一并被带走了。

　　人们唯一能确定的是，就在这个不起眼的年轻电工，骑着他那辆绿色飞鸽牌平把自行车，一次次穿行在天安门广场和右安门宿舍之间的过程中，他所服务的这个国家发生了很多事情。随着他一次次把那面红色绸缎做成的国旗升起和降下，天安门广场上逐渐建起了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与此同时，他和所有人一起迎来一次次大会、庆典，或者悼念，感受着政治风云的变化。

　　有些事和他切身相关。比如，毛泽东接见红卫兵这样的“重大国事活动”进行之前，他会事先得到通知，早早地把那面国旗升起来，和领袖一起接受万人敬仰。

　　有些事情和这个小人物并没有太大关系。1953年，斯大林逝世的消息传到中国，胡其俊得到通知，要为斯大林降半旗——这是新政权第一次为一个人降半旗。胡其俊并不知道到底该怎样执行：是降到旗杆高度的一半，还是三分之一？是直接升到半旗，还是先升到竿顶，再降下来？

　　那时候，没有电视，也没有报纸来学习这些，但胡其俊凭自己的感觉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先把国旗升到杆顶，然后降下来，约摸停在第二节旗杆的中间位置，就固定了下来。此后，他还特意跑远了，看看旗子的高度，觉得满意了才离开。

　　这个独自琢磨出来的降半旗标准后来成了惯例，并被写进了国旗法。20多年后，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辞世，胡其俊一次又一次地在天安门广场降下半旗。他儿子已经记不起，当时胡其俊有没有痛哭流涕，“时间太久了”。

　　这已经是1976年。那个当时满怀激情的年轻人如今已到中年，他那辆自行车后来给了儿子，他的单位也逐渐配上了三轮摩托车和北京吉普。那个当年初生并且朝气蓬勃的政权也经历了诸多风雨，正在迎接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的到来。

　　胡其俊

　　回想起来，就连胡其俊的儿子胡克军也很难说清楚，升旗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父亲的生活。由于一年中需要升旗的次数并不太多，更多时间里，胡其俊像所有普通工人一样，在自己电工岗位上工作。

　　尽管升旗的经历以后被看得十分光荣，当年，胡其俊并没有因为这个任务捞到太多好处。直到很多年以后，他凭借自己的工作资历升为副科长。除了升旗之外，这名电力局政治供电科的员工，还要负责天安门和中南海地区的“电保”。每当有重大活动，他经常要带着保密任务，到各个会场去保障电力供应，有时候离家一个月，也不能和家人联系。

　　也有时候，他会负责驾驶天安门城楼上的小电梯。他曾经在这个电梯里碰见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不过，这个把保密要求挂在口头上的山东男人，通常把这些回忆都藏在心里。

　　同事们回忆，胡其俊人比较开朗，喜欢开玩笑。但胡克军回忆，一旦回到家里，父亲几乎从不谈起自己的工作，有时候别人问起来，他也非常严肃，拒绝回答。以至于有几次，他的妻子为此懊恼地埋怨他。也许是受这影响，关于国旗的故事，并没有多少通过胡其俊的口传下来。

　　胡其俊家人与国旗有关的一个记忆是，每到要升旗的那一天，胡其俊怕自己起得太晚，会叮嘱妻子一定喊他起床。

　　因为经常在天安门广场执行任务，胡其俊不时会拿回一些他在天安门上拍下的照片。不过，他当了26年升旗手，却从来没有一张照片上留下过他升旗的场景。当时，这个升旗手也并不受人关注，根本找不到任何一篇关于他的报道。

　　对胡其俊来说，这荣耀无比的升旗工作，更像是他日常职责中寻常的一部分。升旗并不轻松，根据专门研究国旗的专家估算，整面国旗与旗杆加起来，足足能有15公斤重，如果碰上下雨天，旗子被雨打湿，再重上一倍也不止。加上天安门广场风大，升旗变得十分辛苦，胡其俊曾不止一次向别人回忆，因为国旗容易兜住风，他经常被从基座上连人带旗吹下来。而碰上下雪天就更麻烦，因为旗杆的基座上太滑，很难站住脚。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胡其俊还能记起，1956年10月的一天，他在大雨中升起国旗的情景，过了很多年后仍然忘不掉那时候多么费力。

　　出于安全考虑，大多数时间里，降下的国旗会收藏在当时的天安门管理处办公室。不过，也有些时候，因为第二天要起早升旗，胡其俊会在升旗的前一天，把国旗用布包好，捆在自行车的后座上，骑个半小时赶回右安门附近的家里。

　　据说，当往自行车后座上捆国旗的时候，他总会嫌这旗子捆得不够牢。而一进门，他则会把国旗叠得整整齐齐，藏在家里最安全的地方——衣柜里。

　　起码在那26年里，通过胡其俊的手，这面象征着国家的旗帜时常在一户普通人家的衣柜和最受瞩目的广场上空来回切换，没有让人觉得有什么不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