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梦想

　　“我的梦想是什么？”朱卫谈起了这个曾无数次困扰自己的问题，他的拜把兄弟李隆和小师妹每华正一筹莫展地坐在身边。

　　“如果除去别人加予我的目标，我还有什么？就算做到了那么多事情，我们还是会消亡，那么生命有什么意义？”在送别朱卫的聚餐上，话题变得越发的沉重。

　　1984年出生的朱卫、李隆，1986年出生的每华，都是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系的学生，但他们三人根据各自的偏好，分别在大三分专业方向的时候，选择了广电、广告和新闻。

　　对于很多人来说，大学就是一个大家来到同一个校园，相互认识了，然后毕业了，又互相陌生起来了的地方。不过总有那么几个朋友，能够让你心灵中最软弱的地方和他对碰，然后成为那种不容易风化的友情。至于它所需要的条件，它所产生的环境，更是一个无从深究的问题。

　　朱卫、李隆和每华三个人拥有截然不同的兴趣和性格。朱卫是来自四川的一个穷小子，疯狂地迷恋影视艺术。有时你会被他蓬乱的头发、破烂的工装裤逗笑，但你又不得不被他的电影作品所折服。他在大学里拍摄的《浮尘》、《黑瞳》、《黄昏回家》、《当珍妮爱上珍》……每一部都载誉而归。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是，现在对于玩电影来说，还是一个烧钱的游戏。

　　李隆来自山东泰安，是一个很典型的营销奇才，见人自来熟，伶牙俐齿、出口成章。他将自己大学的很多时间花在了广告专业的社会实践上，并在读书阶段就拿到了很多人在毕业很多年后仍会羡慕的高薪。李隆希望有朝一日能有一家自己的广告公司。

　　每华是杭州本地人，她从小就梦想自己将来可以成为一个记者，不过也许她自己也不确定的是：她最终追求的是否只是内心的好奇和自由。每华是一个什么都不愿意放个弃的人，她曾是浙大羽毛球混双的冠军，也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自组乐队的贝司手……但是才华横溢的人，有时也是最找不到未来方向的人。

　　他们三个人有着截然不同的人生，但他们都背负着一个共同的社会标签—80后。时代赋予他们相同的困惑，就像朱卫所说的：“有时我们知道，生命，饥了要进食，渴了要喝水，饥渴了要找寻伴侣。可是这些都不是真相，是假象。真实地存在于我们所处世界的假象……而隐藏在世界万物有序运行背后的真相，在哪里？”

　　80后所背负的心理和家庭负担，所面对的竞争和社会环境，所接触到的海量资讯和海外文化……让他们身上洋溢着迷茫的气质，也不可逆转地过早对人生展开反思。

　　这是2007年的夏天，每华正要升大四，朱卫和李隆都已经毕业了。李隆在杭州坤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很轻松地获得了一份基本月薪5000元的“助理经理”工作。而朱卫正在准备一次辞职，他已经决定了要去北京考研读书和工作，他说他迷恋北京的文化气息和氛围，并觉得自己的梦想需要那座城市的、也许是无情的熏陶。

　　2008，家庭

　　带新房客看过目前的住处后，朱卫宣布自己要启程了。他一边收拾，一边哼起了一首歌，歌名已经不记得了，但他记得那是一个叫范文文的同学制作的短片——《六月》的片尾音乐。朱卫停了下来，周围突然很安静，“静到有些颤抖。”朱卫说。

　　在同学的印象中，朱卫从来不是一个很成功的浙大学生，因为他的成绩单惨不忍睹，也没有找到如意的工作。浙大的一位叫陈晓云的老师告诉他，如果想要追求自己的人生，就永远别去想正常的就业道路。这句话默默支撑着他做了很多事。

　　朱卫的老家在四川省巴中市，他的父亲以前是个个体司机，但是年轻的时候出过一次很严重的车祸。现在已经不干个体了，成为了别人的驾驶员。而他的母亲是终生制的家庭主妇。这样的一个家庭，虽然难以承载朱卫的电影梦想，但他们也并没有去捆绑他的翅膀。

　　从小到大，读高中、上大学、找工作，还有目前看起来还很遥远的婚姻，朱卫都拥有绝对的自主权。朱卫的父母都知道，以目前的现实压力，朱卫买不起房子，他们也帮不上什么忙，买房的事只能靠朱卫自己。朱卫的母亲也隐约地和他谈起过婚姻，但她只是给了一个参考时间，“也许是你35岁的时候。”她说，不知道在这里有多少是出于无奈。

　　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李隆在杭州买房了。买房的钱，全部来自于他住在山东泰安老家的父母，“我自己的存款，刚好只够装修，当然我说的是简装。”李隆笑着说。

　　以前的朱卫和李隆都不理解买房的意义，现在想起来，才体味到其中的滋味。这是一个再现实不过的话题了，尤其杭州这样一个楼价不断攀升的天堂城市。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根，就如我们相信我们出生之处和长大之处才是我们的根的所在，朱卫说：“可是，若不是由于父母亲人在那个地方，你凭什么说那里是你的根呢？那一刻才真正体会到父母那一辈的伟大和艰辛。”

　　每华的2008年是在考试和求职中度过的，她的母亲希望她能留在杭州工作，这样也许她会考虑给每华准备一套房子，过起安逸舒适的日子。每华在职场上得到过一些机会，但并不理想。她也在努力准备托福，希望毕业了能够去香港。

　　每华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不过从她的性格和谈到这件事的口气来看，似乎并不是一件太大不了的事情。每华的母亲改嫁后，过着富足的生活，而她父亲，抱着绘画的天赋，仍然生活于困顿之中。以至于在每华性格中，既保留了父亲文艺的脾性，又有母亲物欲的一面。

　　如果能去香港，那么每华需要至少10万元的费用，这个钱她知道是可以问母亲要的，而这对她来说，不可不谓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尽管那人是自己的生母，每华也怕自己会积欠太多。

　　而有时为了弥补自己因为钱的缘故而与母亲走得太近，每华也会主动跑去父亲家团聚。而事情往往会变成这样，就像那个中秋节，每华在父亲的家中，冷漠的父亲甚至没有准备一顿晚饭，最后她只能悄悄哭着自己给自己泡了一包袋面。

　　后来，每华得到了香港浸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李隆在坤和从“助理经理”升职为“项目经理”，基本月薪上涨到了7000多元，朱卫也来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城市。现在他们都很少回家，尤其是朱卫，已经好多年没有回去了，过年也没有。

　　2009，爱情

　　2009年7月，是李隆毕业后在坤和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工作的第三年，也是他研究生女朋友毕业的日子。李隆与他的女朋友自大二开始就在一起，自此再也没有分开过，现在已经是第五个年头。

　　女朋友毕业后，在一家上海的行销公司找了一份工作，而李隆也没有做太多打算，就已经决定跳槽去上海。当时正好有一个上海周浦万达广场的商业项目需要用人，李隆凭借自身的能力和人脉，很快就找到了下家。然后他俩很自然就想到了结婚这件事。

　　“也许别人会为这件事伤透脑筋，但对于我们来说，你想我们都已经在一起5年了，5年都没出过什么事，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放心的？”李隆说。

　　在香港浸会大学，每华也遇见了她以为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其实在这些年来，每华的性格和想法也在不断变化。起初，像她这样的女孩自然是会爱上那种酷酷的男生，不过她虽然混乐队，但她的价值观却一直没有跟乐队的队友达成一致。尤其当他们在一次喝酒吹水的时候，兴致勃勃地聊起“你睡了几个女孩，我睡了几个女孩，其中有多少个是我们都睡过的”之后，每华说她当时恨不能大声骂：“×你妈的。”

　　而且因为父母的离异，每华说自己是一个彻底的不婚和不育主义者。但是在浸会大学遇见自己真正喜爱的男孩之后，每华还是像大多数普通的女孩一样深陷其中，她将他计划进了自己还算遥远的未来，直到对方因为家人的坚持，而在结束浸会大学研究生课程之后，义无反顾地回到了上海。

　　朱卫是三人中，唯一没有爱情的。在北京的日子，朱卫对所谓的边缘群体有了切身感受，他在日记上写道：“每日惊惶地活着，吃饭的威胁、睡觉的威胁、行走的威胁，甚至对于路边巡逻的公安，都存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

　　“那种感觉，”朱卫说，“就是一种漂，在这个城市里，今天如果我死了，过一个星期也不会有人知道……在北京如狗一般地挣扎着过活，为了什么呢？”

　　在坚持了近半年之后，朱卫回到了杭州，回到了那些曾经共同合作拍片的朋友之中。在短暂自我调整之后，他的新片《光棍》又在浙江大学玉泉校区的一个放映厅里公映了。在首映结束之后，观众们沸腾了，大家起立为朱卫欢呼，甚至有女生直接喊出了“朱卫，我爱你”。

　　“啊，这就是我要的感觉。”朱卫说他现在之所以还有被人惦念和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因为他还在坚持做一些事情，哪天要是他不再坚持了，放弃了，那么顶多也就是世界上又多了一个打工的人，而他的同学再不会想到他了。

　　就在朱卫开始筹拍他自己的下一部参赛电影的时候，有一个叫袁天琪的女生自告奋勇地找到了他，说很喜欢他的电影，并希望出演他下一部电影的角色。那个女生后来得到了一个角色，而朱卫也得到了他的爱情。

　　2010，奋斗

　　在浸会求学的最后阶段，每华一直在路透社香港分社实习，那里的工作环境、工作节奏和员工素质都让她感到着迷。在财经组，只要电子板上出了新的公告，那整个办公室的人就像打仗一样，一人盯盘，一人采访，一人写稿……每华第一次感到自己的生命与记者的职业如此紧密地拥抱在了一起。

　　当时浸会有三个女生在路透社实习，所有人，包括每华的指导老师，都认为每华是最有新闻理想和新闻天赋的一个，但在实习期后，路透社却留下了另一个女生。这件事深深地打击了她。

　　每华意志消沉了很久，她后来甚至去了一次上海，去见那个回去工作的男朋友。但是在上海，他却对她说“分手”。每华说她扇了他一个巴掌，然后什么也没有多说。

　　李隆在上海的新东家干了还没有几个月，他再次辞职了。直接原因他说是因为不喜欢那家公司的广告理念，但是其实他自己也早有打算：差不多可以自立门户了。2009年快年底的时候，李隆找来了原公司的设计总监，还有一个客户经理，三人合伙开了一家新的公司。李隆担任这家公司的企划总监。

　　公司刚开业的时候，一直是摇摇欲坠，但到了2010年，渐渐稳定了下来。李隆和他的团队招了几个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每天加班，周末也不放过，并一直维持着业务的高质。实际上，没有几个人愿意相信这居然是一家新公司，因为他们实在太老练了。

　　而朱卫现在由于迫于生计，已经是长城影视集团的签约员工，他是作为数字电影的导演被招募的。“然后被单位当骡子一样在用。”朱卫说，他现在干得最多的是编剧的活，公司基本上是不会随随便便让新人动机器或执掌导演大权的。

　　从上海回到香港之后，每华的一切重新开始。她放低了身段，给香港的各家报社都投去了简历，最后，她在《苹果日报》获得了一份工作，开始以经济记者的身份，报道一些香港地产界的新闻。

　　《苹果日报》给每华的待遇是月薪10000多港币，然而这点钱要维持在香港的生计，简直是杯水车薪。每华的房租就高达近5000港币，从她家到单位，坐车还需个把小时。在香港这个弹丸之地，每华也成了一个“蚁族”。遇到朋友来香港旅游的情况，她还不忘嘱托他们带些大陆的方便面来。

　　她有时想想确实不甘心，因为自己的同学，很多现在已经是外企公司的中层领导，年薪达到了二三十万元。社会阶级的分化、地位的不平等，这才开始对这些年轻人慢慢展露出自己的真面目。

　　李隆无疑是三人中目前最惬意的一个，他刚给自己买了一辆汽车，并开始在业余练习射箭和弹古琴。

　　朱卫已经开始受不了工作上的压力了，“影视公司的工作推进节奏很快，基本上没有创作的时间和空间，兴趣在这样的一种状态下很自然的就转化成了工作负担。”他还在为自己的电影梦而奋斗。在中国，信息的不对称使年轻人失去了很多机会，而要想冒尖，唯一的方法只有把真正有分量的作品拿在手中。朱卫还在等着自己最好的作品的出现。

　　每华每天都面对着香港地产界最有权势的大佬，然后辛辛苦苦地挖掘一些边角料的信息，期待着每月能多几次荣登财经头版。有次每华问她的一个很成功的朋友，现在那么年轻就做到总监了，拿着高薪，开心吗？她的朋友告诉她，不开心。事情就是这样，每个人往往只看到他人的繁花似锦，而看不见背后的辛酸困苦。

　　在这个转型期的社会，一切规则正在剧变，而所有的资源和话语权仍被牢牢把持着。那正准备冒出头来的80后们，只有将希望寄托在一种无限期的奋斗中。再过个几年，他们都要买房、结婚、生孩子，然后父母开始退休、老去，生活的重担对于80后来说，一旦挑起，再难卸去。

　　(应采访者所需，文中李隆、每华为化名)

　　奋斗才是80后的主题

　　时至今日，“另类”早已不足以概括中国的80后。当这些当年的少不经事的“小屁孩”们走上职场、为人父母，时间和事实证明了他们有自己的担当。而且社会转型所赋予的巨大生存压力，让他们殚精竭虑，现在如果再要对80后归纳一个主题，那么，更合适的应该是“奋斗”。

　　南都周刊记者_  沈玎

　　80后作为一个社会人口学概念，是指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人，特指国家依法实行计划生育后所出生的一代人。据统计，中国的这个群体目前已经超过2亿人。

　　中国社会的转型，造就了80后的很多独特性。人们通常喜欢将这些成长在温室里的小孩比喻为“小皇帝”，在其身上贴上“叛逆”、“自私”、“脆弱”，甚至“垮掉的一代”等负面标签，还对80后进行了粗野的分类，包括“富二代”、“啃老族”、“蚁族”、“卡奴”……

　　“在这个国家，年轻叛逆者的数目正在如此迅速地扩张，就像美国垮掉的一代和嬉皮。他们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名称：另类。”这是《时代周刊》亚洲版2004年2月2日的报道，这篇名为《新激进分子》的报道也许是海外媒体第一次对中国80后一代的聚焦。

　　然而时至今日，“另类”早已不足以概括中国的80后。当这些当年的少不经事的“小屁孩”们走上职场、为人父母，时间和事实证明了他们有自己的担当。而且社会转型所赋予的巨大生存压力，让他们殚精竭虑，现在如果再要对80后归纳一个主题，那么，更合适的应该是“奋斗”。

　　硕硕出生于1985年，2008年大学毕业后就进入了外资广告公司TBWA，两年的时间，她已经成为那家公司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个“总监”。正如在美国曾经被视为“垮掉的一代”的年轻人后来成为了美国社会的中坚，硕硕说她相信：中国80后的事实会告诉一切。

　　2009年6月，智联招聘曾以“80后职场生存状态”为题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80后早已在职场上遍地开花，迈向社会的主流：在京沪广深等一线城市中，均有超过30%的80后成为“公司骨干”、“中层管理者”和“公司高层”。超过80%的80后认为自己在职场中站稳了脚跟。

　　2007年从浙大毕业的李隆(化隆)如今已经拥有了自己的广告公司，在他看来，任何一个年轻人都不能轻视，他们今天虽然只是在干着最基础的工作，但是你不知道他内心所隐伏的能量。等到他可以爆发的时候，威力难以想象。

　　同时也有很多80后在民生、公益等领域努力奋斗，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个小时，甚至有时候达到了16个小时。生活带给了他们太多的压力—买房问题、婚姻问题、独生子女的养老问题、个人理想问题……每一个都困难重重，并互相羁绊。

　　被视为中国80后的杰出代表的韩寒谈道：“这个世界已经很现实了，我们把这代人的理想都拴在了房子上，他们很多人的生活已经没有趣味了……那些理想，包括年少时候的梦想，都已经被抛得很远了。我希望可以重拾这些东西。”

　　许许多多像浙大广电专业毕业生朱卫一样纠结于电影梦想之中的年轻人，更是在奋斗中，忍受着命运的煎熬。

　　新浪网、大洋网等机构在2010年2月的一项联合调查中显示，52.6%的80后受访者认为自己的压力很大，只有1.7%的受访者认为自己是“幸福的一代”，57.8%的受访者当前生活中最主要的休闲娱乐活动就只是上网，38.2%的80后每个月都会给父母钱以补贴家用。

　　年纪最大的80后，如今已是而立之年。结婚生子也是这一代人最迫在眉睫的一个话题。“有了宝宝之后，生活全不一样了。”今年28岁的唐瑞文，刚刚成为一个母亲，她现在已经没有了任何的放松时间，尽管她的母亲也搬来与她住在一起。唐瑞文的丈夫朱会庚则笑称自己从今往后“要为奶粉钱奋斗”了。

　　不过当下社会各种价值观冲击着人们的思想，以致80后并不会屈服于年龄而结婚。调查数据显示，最早一批迈入30岁门槛的80后中，只有73.8%的人结了婚，而70后在30岁时，近九成的人都已成家。

　　随着结婚年龄的推迟，要孩子的时间也在向后推迟。首批已婚80后中，有45.3%的人还没有孩子，而70后在30岁时，74.1%的人都有了孩子。结婚已经两年的李莉告诉记者：“自己不想那么快成为‘孩奴’。”很有意思的是，这一代人，做什么事都会以一个“奴”字为后缀。

　　作为实行计划生育后出生的一代人，养老问题也是80后不容回避的。以前一户人家有三四个孩子，老人的负担可以大家共同担负，现在一对独生子女夫妻，肩上却要承担四个老人的养老问题。所以有句调侃很让人唏嘘，说现在年轻人结婚的条件是要“有车有房，父母双亡”。

　　廉思是《蚁族》一书的作者，他认为80后不会像一些人所想的那样“立”不起来，他们一定会挑起建设国家的重任。现在看来，他们承担了许多本不该由这个年纪的人承担的东西。

　　如果要拍关于80后的影视作品，廉思说他希望能够拍摄出80后真正的奋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