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伟长：科学巨子的传奇人生

　　□李 翊

　　国学和清华

　　钱伟长去世的时候，正是上海最闷热的七八月之交，距离他的百岁寿辰，仅有两年时间。此时的北京，暑热渐消，美丽的清华园又将迎来新的学子，一如1931年9月对钱伟长的接纳。“他的后半生基本上在上海度过。”曾经的清华学生、多年的上海大学同事、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教授戴世强颇有些感慨，“其实他对清华有很深的感情。在清华，他做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在清华，有他的初恋时光；在清华，他逐步形成了自己完整的一套高等教育思想……”

　　钱伟长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贫穷的农村知识分子家庭，祖父和父亲、叔叔都是乡村教师，醉心于中国文化和历史，用薪资节省下来的钱购藏了《四部备要》和“二十四史”，以及欧美名著译本。耳濡目染之下，钱伟长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八十自述》中他曾提及：“每年夏天三天的晒书活动我是最积极的参与者，从这些活动中，增长了我对祖国浩瀚文化的崇仰……”由于父亲早逝，钱伟长受四叔钱穆的影响最大。钱穆被香港学术界称为“博通四部，著作等身”的国学大师，他不仅资助钱伟长完成中等教育，而且经常让其陪读。

　　1931年的夏天，一个月内，钱伟长在上海分别考了清华、中央、浙大、唐山、厦门5所大学，因为“以文史等学科补足了理科的不足”，被这5所大学同时录取。钱伟长听从钱穆的意见进了清华。那时清华文学院有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陈寅恪、雷海宗、俞平伯、杨树达等名教授，而钱伟长对古文和历史也有兴趣，他面临的选择并不复杂，“进中国文学系，还是历史系？”

　　9月16日钱伟长自老家到北京进清华大学，两天后，“九一八事变”爆发，钱伟长决心“弃文学理”，“科学救国”。然而，入学考试时数理化及英文4门功课总共只考了25分的钱伟长，遭到物理系主任吴有训的委婉拒绝。“从入学考试成绩看，毫无疑问，我应该学中文或者历史……他劝我还是学文好，说学文也可以救国。在我的执著要求下，经过一星期的追求，吴教授最后做了有条件的让步：试读一年，如果数理化3门课有一门不到70分，就转系回文学院。”在《八十自述》中，钱伟长表示这是他一辈子中一个重要的抉择，此时的他走出了为解决个人生活而学习的小径，表现出对追求真理、追求学术探索的无尽向往。

　　在戴世强看来，少年时代熟读古籍，对钱伟长后来学术风格的形成有很大影响。“本来钱伟长的父辈们就有‘游学’的传统，读了《史记》后，更觉得应该像太史公那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因此，只要环境和身体允许，他每年有很长时间在中国各地做学术旅行。

　　钱伟长幼时熟读“二十四史”，并目睹了四叔钱穆的治学方式，养成了科学研究、思考缜密、处理问题条分缕析的习惯。

　　海外求学

　　钱伟长曾师从于哥廷根学派的传人辛祺(J. L. Synge)和冯·卡门教授(Th. von Karman)，在戴世强看来，哥廷根学派对钱伟长的学术思想和治学风格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

　　1940年9月，考取庚款留英公费生的钱伟长、林家翘和郭永怀因欧洲爆发战事转而来到加拿大多伦多，同时随应用数学系辛祺教授学习，林和郭专攻流体力学，钱伟长则专攻弹性力学。现已94岁高龄的林家翘向记者回忆起留学时光，对钱伟长印象最深的就是“聪明，努力”。“他的博士论文是一篇很有权威性的论文。题目是关于板壳理论的。钱伟长这个人非常聪明，板壳理论他原来不会，可是他在那儿很快就把这个学会了，掌握了，然后就做出来了。”

　　林家翘所说的这篇论文由钱伟长和导师辛祺共同写成，投交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航空系主任冯·卡门教授60岁的祝寿论文集。论文集中共刊出了24篇论文，作者都是“二战”时集合在北美的一批知名学者，如爱因斯坦(A，Einstein)、老赖斯纳(Hans Reissner)、冯诺埃门(Von Neumann)、铁木辛柯(S.Timoshenko)、科朗(R.Courant)等。28岁的钱伟长是其中最年轻的，且是唯一一位中国学者。这篇论文是第一篇有关板壳的内禀理论，几十年来深受重视。戴世强说：“板壳内禀理论是一大难题，但是很有实用价值。在航海工程、武器装备、仪器仪表和各项工程设施中到处可见平板和壳体。实践中，必须了解它们承受各种载荷时的平衡和运动状况。‘二战’时期，大批量制造飞机、大炮、轮船，但那时候的数学理论跟不上，飞机质量不好，死了很多飞行员。‘文革’后有一批国外力学家来访，理性力学两大权威之一的爱灵根到北京后特意去清华照澜院16号拜访钱伟长，他说小时候就是读了钱先生的博士论文才进入力学领域学习的。”

　　1942年底，钱伟长转到美国加州理工大学冯·卡门教授主持的喷射推进研究所工作，任研究工程师。从1943到1946年，主要从事火箭的空气动力学计算设计，火箭弹道计算研究，地球人造卫星的轨道计算研究等，也参加了火箭现场发射试验工作等。同时在冯·卡门教授指导下完成了变扭的扭转和水轮机斜翼片的流动计算，以及超音速的锥流计算等重要的研究课题。这是他一生在科研工作方面比较多产的时期。

　　哥廷根学派

　　辛祺、英菲尔德(爱因斯坦的学生)，包括冯·卡门教授都是欧洲哥廷根学派的传人。钱伟长在《八十自述》中写道：“哥廷根学派是应用数学的倡导者，他们都有很深的数学根底，有更好的对物理过程的理解，都强调对物理过程的本质的认识是主要的，但在数学方法上从不吝惜使用，力求其用在刀口上，要用得漂亮，用得朴素简洁。为了解决一个实际问题不惜跳进数学这个海洋来寻找最合适的工具，甚至于创造新工具。他们都警告我们，数学在应用数学者说来，只是求解实际问题的工具。Synge教授说：数学本身很美，不要被它迷了路，应用数学的任务是解决实际问题……我一生中解决过很多问题，也用过很多宝，但从来没有迷恋过某一个数学问题。”

　　哥廷根学派的主要特征是理论与实际、科学与技术、数学科学与应用科学的密切结合。钱伟长在他的科研工作和科研教学领导工作中，充分实现了这种结合。通读他现存的168篇学术论文，都有明显而重要的实际应用背景，大多为了解决当时实践需要的重大问题。钱伟长在与戴世强讨论科研选题时说：“目光要远大一些，不要去搞那些没有应用背景的雕虫小技。”他为他的博士研究生所作的一些选题，如板壳大变形、波纹管计算、穿甲力学计算、河口冲淤、河口风暴潮、冷却塔的流场计算及强度问题，都是实践中急需解决的又有一定理论难度的问题。

　　上海的梦想

　　1983年，在接到迟到3年的“右派改正书”后，钱伟长辞去任职达38年的清华教授，彻底远离了照澜院16号的悲欢离合，调到上海工业大学担任校长，同时开始创办上海市应用数学和力学研究所。戴世强就是在此时被钱伟长从中科院力学所带到上海，此后26年一直在钱伟长领导下工作。

　　按照戴世强的说法，当时国内一流的上海交大也提出了请求，希望钱伟长去担任副校长。但是钱伟长最终选择了名不见经传的上海工业大学(现上海大学)。“他更愿意选一张白纸，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好好描画。”戴世强说，钱伟长到上海是带着一个梦去的，“他希望在中国办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其标准是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他做博士后的地方；建一个类似美国纽约大学kaloo(柯朗)数学科学研究所的一流力学研究所；办一本世界一流的杂志。杂志在1978年钱先生还在北京时已开始筹备，刊物定名为《应用数学和力学》，现在成为我国最早同时为SCI和EI收录的源期刊，也最早打开了国际销路，很长时间里，国外力学界知道中国有《应用数学和力学》，而不知有《中国科学》。”

　　比钱伟长小4岁的林家翘对钱伟长的领导能力评价很高：“钱伟长是个很开朗外向的人，也是一个带头性质的人。我们如果有大的决定，要处理什么事情，恐怕钱伟长出的主意我们总是采纳得多一点。他做事很有把握，敢做决定。他办事情，很能够把握前头的事情，能看清走这个方向是不是会成功，他对于事情有整体观，有整体观才会有带头的作用。”

　　在戴世强看来，早在1956年，钱伟长已经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思想。“1956年搞科学规划，那时候钱伟长是清华大学的教务长，他的计划中间，只有五项是关于学科的，一个是原子能，一个是导弹、航天，一个是自动化，还有一个是计算机和自动控制。这个提出来以后，这边400多位老先生们都不同意，说我这数学、我的物理到哪儿去了？只有两个人支持他，一个是钱三强，他是搞原子弹的；一个是钱学森，他是搞航天的。他们两个人帮着谈判，吵了一年多，最后周总理说，‘三钱’说的是对的，我们国家需要这个。这就是‘三钱’说法的由来。”

　　1957年，钱伟长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对当时清华大学照搬苏联模式的教学思想提出了意见。但是这些主张，与清华园内外的时潮相悖，并引发了一场历时3个月的大辩论。清华报刊上开始长篇累牍地刊登批斗钱伟长的文章，最终他被打成了“右派”。“他的几大罪状有煽动‘理工合校’、‘教授执校’、‘专业不宜分得过专过细’等，其实现在看来，他不是说错了，而是说早了。这些横跨半个多世纪的言论，今天看来仍然是很有效的。”戴世强说，心直口快是钱伟长的性格特点，不管爱不爱听，他都要说。“他是个有才气的人，说话咄咄逼人，很具侵略性。在那些谨小慎微、思维缜密的科学工作者看来，或许会觉得他话多。”

　　似乎没有哪一所大学像上海大学一样，校园里处处都有校长的影子：学校的路名是钱伟长与妻子孔祥瑛一起制定的；乐乎楼的名字也是夫妻共同想出来的；泮池的建造是他的构思；学校的整体文化氛围都是他营造的。钱伟长提出了一套完整、丰富、系统、科学的中国高等教育理论。1993年，上海工业大学合并了4所学校，成立为现在的上海大学。在今年全国30多所高校的本科教学评优中，上海大学名列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