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军：521位消失或正在消失的老兵

　　一长溜排开贴在书房墙上，做好待价而沽的架势。没有出版社来，他就先在页面下方标上：“革命出版社”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芳 | 北京报道

　　老兵永远不死，他们只会慢慢地消失，同时带走属于自己的荣誉和战争的真相。

　　7月27日早晨，孙敬生的儿子给方军打来电话：“今早8点，我父亲已去世。享年97岁。”

　　孙敬生曾是国民革命军29军军官。他1935年入伍，参加过长城抗战、卢沟桥作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会战，身上有3处贯穿枪伤。

　　2005年，一直做抗战口述史的方军曾在博客上号召，全国学生在明信片上手绘纪念章寄给这位老军人。

　　一个月内，孙敬生接到了37枚手绘奖章。97岁的老人将它们摆在枕头边，在风烛之年获得了独一无二的荣耀。

　　其实，每隔三五天方军就能接到各地打来的电话，告诉他曾经采访过的某位抗战老军人已经过世，或者陷入病危。“心情特别沉重，觉得很愧疚。很多老人的故事我还没来得及写出来，有些写了还没发表，辜负了他们的盼望。”

　　他时时刻刻地计算着：今年是2010年，1945年20岁的年轻小伙子，今天也已85岁。多少人能活到85岁呢？他知道，这代战争亲历者越来越少了。

　　他们是否留下了他们的经历和思考？后来人是否对这场战争有了足够的认识和分析？这些想法对于国家的未来是否有所贡献？

　　方军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他只是知道，自己的工作好像做不了几年了。

　　“如果说抗战史是一顿大餐，我做的就是最后一盘菜。我的工作做完，这顿饭似乎也结束了。再没有其他原料可以用。”方军说，“可是，为什么轮到我这么一个小学都没毕业的人来做这个事儿呢？”

　　赔本儿赚吆喝

　　方军对这个行当一肚子不情愿，“我觉得我做的事情特别无聊，是最乏味的工作，也特别得不偿失，用北京话说，就是赔本儿赚吆喝。”

　　他指着自己堆满书信、文献、老照片的旧屋子说：“别人做的事儿不赚钱也就算了，我这还得往里面搭钱。”打到全国各地的长途电话费就是一笔大开支。他要找的是八九十岁的老人，平时无人问津，一旦有人愿意听听他们的人生经历，自然激动万分。即便知道方军要亲自去面谈，他们也忍不住先在电话里把一生故事讲个大概。有时对方想起往事难以自抑，在电话里抽泣起来，方军更不忍打断。

　　方军2002年已从抗日战争纪念馆内退，仅靠退休金难以支撑。他将在北京方庄买的房子出租，自己住在潘家园一栋老楼房里，小两居被故纸堆挤得满满当当。房租还是前妻拿的。

　　为了节省开支，他对采访对象的选择慎之又慎。他一般会先劝对方去找当地的报纸、电视台，如果没人理睬，他自己再前往。只是，通常总还会轮回到他这里。

　　他说，自己的叔父曾是乡村保长，日本兵扫荡时被杀，父亲则是八路军。

　　1953年出生的方军，在小学五年级就遭遇“文革”停课，后来进工厂当铆工，18岁又参军。后来去日本留学期间，他的文化水平才有所提高。他自嘲：只要有人肯做这类事情，都能比他强，“可是自1945年以来，全国有几个人做这样的工作呢？”

　　在方军撰写的《最后一批人》一书中，他曾列举国内与一样做抗战口述史的人们：哈尔滨的王晓兵，上海的苏智良、王选、杨克林，四川的樊建川，云南的陈祖梁、沙必璐，北京的李珉等。最后，他写道：“日本国的右翼学者有强劲的大财团资助，中国人全靠个人自己。”

　　他特别羡慕同样靠“抗战饭”成名的作家都梁，《亮剑》、《狼烟北平》全国畅销，“大赚其钱啊，光书就一百多万，还有影视版权。”他们是熟友，都梁每次来方军家都是开一个大吉普，“美国车，牛得不行”。

　　他自己呢，只有一堆待出版的文稿，内容全部理好的就有七八册，只是没有出版社愿意给他出。他给每一本书都已起好名字：《最后一次集结》、《一个和四百个》、《占领十五年》、《重温胜利时光》等等，甚至设计好每本书的封面、封底，彩色打印出来，一长溜排开贴在书房墙上，做好待价而沽的架势。没有出版社来，他就先在页面下方标上：“革命出版社”。

　　如果我没有来呢？

　　这是一个特别矛盾的人。或者借用另一句北京话，特别拧巴。

　　一方面，方军有35年党龄，崇尚老革命党人的做派，因为看不惯以前的领导贪污腐败的作风而频频给北京市纪检部门写信，并揣测这是自己“被内退”的原因。同时，他曾在日本留学6年，自称深入接触“资本主义社会”，羡慕各种凡俗享受。

　　他的书房里既有大量散发着“左”色彩的图文资料。但是，他也为做客央视“新闻会客厅”时，主持人海霞一直挽着自己的胳膊而觉得“倍儿有面子”。

　　方军说，自己不知多少次都已决心放弃，“可是一有这个念头，马上就有新的电话、信件来了，还得继续干。”他叹口气，“上船容易下船难。”

　　他不愿当面吐露的，是每每看到那些老泪纵横的老军人时，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劲儿。

　　国民革命军30军少将师长仵厚德，台儿庄战役最后的指挥官。他1937年8月在北平作战，全营官兵621人，撤出战斗时还剩112个；第二天又被包围，最后剩下17个；台儿庄时他带头组成40人的敢死队，最后他们3个人幸存⋯⋯

　　“仵老汉这样的人物在法国、在美国、在日本国、在英国还了得吗？”方军曾写文章感慨道。方军去时，孤独的老人终于敞开心扉，详细地向他叙述了当时战场的情形。

　　老人的记性极好，几十年过去，依然记得许多细节，并对各种武器装备的型号和优缺点如数家珍。方军一边采访，一边忍不住在心里喊：“研究抗战史的专家学者们，你们都在哪儿呢？”

　　陕北的稻田里，仵老汉讲述了当年在战场上拼死抵抗并获得日军敬畏的惨烈场面，方军听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忍不住问：“这些你对家人、乡亲说过没有？”

　　“从来没有。”

　　“那如果我没有来呢？”

　　老人沉默了，半晌没有说话，只有黄土高原上的北风呜呜作响。

　　方军在仵老汉家里住了一个月，吃爬满苍蝇的饼子，住漏风的床头。临走时，老人再三感激：“从来没有作家、记者采访我。你来了，是对我国难当头挺身而出的人生经历的肯定。我忘不了你的恩情！”

　　一本书的最后一页

　　方军的“口述缘”是在日本留学时结下的。那时为了赚学费，他每日给饭馆打工送外卖，因此得以进入成百上千的日本普通家庭。时间长了，他发现了一些曾经是侵华日军的“老鬼子”。

　　他跟这些日本人攀谈起来。有的愿意承认侵华战争是不可篡改的史实，并向他讲述了许多当年战场上不为人熟知的细节；有的则至今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在一个讲不通道理的“老鬼子”家里，方军忍不住拍了桌子，“恨不能早生几十年，抡起大片刀，和他在战场上血肉相拼。”

　　方军曾将在日本的经历结集出版了《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一举成为“1997年度中国十大畅销书”，并获得当年的“中国图书奖”。

　　但无论哪一类，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悄悄地、神秘地向方军提出一个问题：“他们生活得怎么样？”“他们”，就是曾与这些日本人作战的中国军人：国民政府军、八路军、新四军⋯⋯

　　带着日本老兵的问题，方军在1997年回国之后，开始了对国内战争亲历者的回访。他慢慢总结出十类他想要采访的人，并用毛笔一项项写出来，贴在墙上抬头可见的位置，时时提醒自己：

　　老八路、老新四军；国民党抗战将士；侵华抗战老鬼子；劳工；爱国华侨；性奴隶(慰安妇)；日军子女、国军子女；战争受害者；美国飞虎队；东北抗联。

　　如今，纸已泛黄。他指着其中几项叹气：“东北抗联，几乎没什么人存在了；慰安妇，现在能讲的也几乎没有了；飞虎队，也很难找到⋯⋯”

　　他已采访521人，但是在抗战结束前夕战场上国民党、共产党军队便有近800万人。他说，一个人的力量如何完成？“我觉得如果抗战历史是一本大书，我写的就是这本书的最后一页。等所有人都走了，这本书也就该合上，插进书架了。”